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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我的爺爺成立了南部第一間私人圖書館。樂群館，在民國六十年代的潮州鎮。 爺爺的家共有三層，地下室是孩子們的禁區，二樓是住房，一樓則是存放爺爺藏書的地方。一排一排鐵書櫃，一道道高牆，放滿各式各樣的書：線裝、精裝、絕版書；唐詩、宋詞、山海經；字帖、畫冊、評論集，還有爺爺本人寫作出版的作品——應該說是，各式各樣契合爺爺文人性格的書才對。至少在記憶裡，我從未見過化學詞條，或土木工程相關的字眼。 按當代圖書館的規模，內建於爺爺私宅的樂群館相當迷你。但那一排排書架之於幼年的我像座迷宮，在裡頭轉悠，偶爾會繞不出來。頭幾次相當驚恐，書架好高，猶如層疊的山充滿壓迫，將我團團包圍。加上叔叔說裡面有錦蛇出沒，錦蛇是什麼蛇我不知道，但我害怕小小的自己會被咬、中毒，再也出不來。幾次以後，我發現迷宮的指標：爺爺喜歡牡丹，總說家鄉洛陽的牡丹富貴大氣，因此高掛牆上。靠近爺爺書桌的書櫃外側，依序放置收藏的硯台、紙鎮，還有他最寶貝的唐三彩。順著爺爺的鄉愁，我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作為書法家，爺爺總在院裡練字。但我不喜歡。不喜歡手腕懸空，不喜歡溼答答的桌面，不喜歡他盯著我練習寫字。他說不需要練永字八法，練好「一」即可，書法的一字如同做人，前首要鈍，後尾要圓，必須橫平豎直，行正身正。趁爺爺稍不注意，我會溜進書架間，看到書脊上認識的字，便拿出來翻一翻。爺爺習慣用藍色的圓珠筆，在重要的句子右側畫上規律的波浪形，寫下他的讀書筆記。若是令他觸動的書，會在第一頁將感想寫作四句平仄工整的詩，末端押上日期與他的字，震魁；八十歲以後閱讀的書，則用他自予的號，「邙山老人」。 飯後，爺爺會帶我到公園散步，再進書櫃間找些合適我當前程度的詩詞，耐心講解。年紀稍大一點，我會將課本帶回爺爺家，請他以現場人的身份解釋「聯俄容共」、「西安事變」，和我不能體會的北方刺骨的風，並請他從書架推薦相對應的書籍，一沓又一沓，讓我作為補充資料閱讀。翻開的書頁有的業已泛黃，有些浮有斑點，聞起來潮濕、溫潤，像一陣大雨過後的黃昏草地，又像是爺爺夏日裡攤曬的積年墨寶。又或者，那其實就是爺爺的味道。是刻印我血液的書的氣息。 爺爺過世後，家族紛擾讓圖書館沒了。書被丟了，那些爺爺說要留給我的書。爺爺曾說，書不值錢，但我是女孩，不需要顏如玉，書裡有給我的金縷衣和黃金屋。圖書館一詞自此如無意間扎入掌心的木屑，碰觸時隱隱生疼，只能靠流連書店，於熟悉書頁氣味間求得心靜。每當瞥見書櫃內的我的姓名，免不得暗暗猜想：爺爺會感到驕傲嗎？我在指標性的誠品，在巷弄間的獨立書店，你會驕傲嗎？ 會吧。 再後來，書店不再是取得新知的單一途徑，因為世界有了更新的書，它們已然除卻書的樣貌：電子書，一種沒有扉頁和氣味的書。猶如沒有軀體卻被完整保留的靈魂，是爺爺沒有見過的。 在洪堡大學讀書的日子，為響應環保趨勢，課程大多用電子書與文獻、紀錄片，甚至是教授因應課程錄制的Podcast。電子化的過程新奇，偌大的課堂幾乎不見書的蹤跡；少見紙筆，只有人前一台的MAC或Ipad，一本本書的靈魂井然有序地安置其中，永久保存。教授說，電子書可減少樹木濫伐，不僅對環境友善，對研究生也友善。載體輕巧了，我們不需要復刻他們當年的前捧後揹，拖著書，步伐沉重地在圖書館爬上又爬下。 但我不習慣。閱讀速度也隨介面的改變減慢。即便想克服障礙融入群體，和大夥一樣帶筆電上課、投資平板，但對於相對重要的文獻，還是必須將其印出，隨著教授的聲調，逐字、逐句閱讀。和爺爺一樣，我在重要句子下方畫波浪線，標注我的讀書筆記。我寫不了詩，但會在每一篇論文標題處寫下閱讀後的重點扼要。 老派。同學戲謔地說。 「是啊，可我寫的書有電子版本唷！」儘管能微笑回應，但看著同學們一個比一個更電子化，將文句有效率地歸檔作為論文資料，一秒分享彼此的筆記，老派的格格不入讓我顯得不自在。羞赧。現代人該具備的數位能力，我無法掌握。 我在老派與現代的邊緣掙扎，在環保與慣習之間徬徨，不停試圖越過這道牆。 直到論文的最後一哩路。時間急迫，我決定放下糾結，按順手的方式進行。文獻堆疊看著雜亂無章，桌前的我卻清楚知道次序在哪，透過紙張氣味，翻頁過程，紙筆與手部肌肉連動畫出標記重點的波浪線和書寫筆記，那樣的一氣呵成，沒有好壞對錯，我只是沒來由地需要，需要這紙本餵養出的習慣—突然感覺自己，從書本、從閱讀習慣裡，承襲了爺爺的身影。 沒有好壞對錯，我只是在現代與老派的爭鬥中，找到了第三條路：做我爺爺的孫女。意味著，已不在世間的他的傳承，是他存在過的證明，如同他留下的書與作品。當然，它們會被丟棄，我寫的書有天會受蠹蟲侵襲，而我終將也會如他一般凋零。一切全是有機帶來的、恆常下的無常。 無法永久保存的無常，是自然之道。 科技與數位為傳統模式掀起駭浪。我還是會繼續努力走進現代化，然而因這明確的身份認同，讓我對於書店，和書店內那一本本具有軀體以及重量的個體，更感珍惜。無論電子化如何往永恆發展，我都期待紙本與書店持續存有。它們是連結的載體，連結了當下和過往，世代與集體記憶。連結了衝突與對立，毀壞與消亡，就和活著的我們一樣。 關於樂群圖書館的有限資訊按這裡 張仲嫣 現旅居德國柏林 台灣眷村文化學校文字主理人。柏林洪堡大學南亞暨東南亞研究碩士，身兼作家、文字編輯、企劃創意規劃等身份。 著有《白搖滾》《前面有什麼》兩本音樂小說。 ※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

【愛傳媒張仲嫣專欄】「舊」與「新」從來只是相對。無論是東德爺爺還是年輕小伙，柏林的人們在舊物中尋找自我的座標，定義出自己的樣貌向外展演。從市井容貌到街頭時尚，以美學觀點討論，柏林並不是一個漂亮的城市。不是。然而在無可避免飛速變遷的時代下，柏林式的舊物保留，似是某種世代間的和平共存。過去的可以新生，而嶄新的，有一日會跌坐塵埃裡。 在柏林生活九年，我或也成為反映這座城的一塊碎裂鏡面，身上可能沾染點屬於這兒的氣味，聞起來像地鐵裡金屬摩擦加機油，又混雜了路邊隨處飄散的香菸及Dner。室內絕大多數使用的是二手用品，路邊撿的、ebay標的，橫跨過整座城市扛回的，堆起成為口頭上被稱為「家」的暫居之所。 暫居，因為尚不清楚要去哪裡。換過一本護照，因而記不清來回往返台北的次數。每當踏上進入密閉機艙踏上歸途，我總是會想起爺爺每年隨季節來往台灣與洛陽的時候，他分得清哪一班航線才是歸途嗎？是「回」台灣，還是回洛陽；至於我，是「回」柏林抑或回台北？ 身在柏林的日子，我時常想起台北。特別是當街邊小吃的種類總是重複，當相同食物氣味重複擴充於不同街角的時候。只是那樣的想起並非鄉愁式的懷想，而是記憶與經驗的重疊。 圖／台北一景。（黃廷宇攝） 台北與柏林差異極大。相較於柏林，台北先進太多，親切太多，隨時隨處可得的便利商店，笑容可掬的店員。一切都有可見的規定指引，順著指示，柔順而不張狂。這是台北。乾淨安全的交通系統，新的流行，新的建設，新的吃食。每一天，台北城都似明顯地往前邁出新的步伐；每一天，知名與不知名的角落亮起了新的霓虹。好似稍稍落了一拍，便躲不開後頭湧起的浪，將被迅速淹沒。 圖／台北夜晚街景。（黃廷宇攝） 所有資源恰恰集中到盆地中央，島嶼各地的人透過不同方式自城門而入，只為尋求一塊安生之處，哪怕零碎狹小。找到了，也就固著了。離開或返鄉變成一種充滿勇氣的想像。因為人口密度過高，人的單位在台北渺小。小小的城背負超載的期待，連帶身處其中的人們超載。如果說柏林是透過舊物尋求自我定位，那麼台北，則是在不斷擴張的新物中探索被看的可能性。猶如城內個個搶眼的招牌，用誇張的顏色喊著「看我看我！」最後卻什麼也看不見，也不被看見。 圖／台北西門町。（黃廷宇攝） 可是城市不能比較。城市的養成與少女性格的養成相同，不同文化脈絡，造就不同的城市容貌。不羈的柏林與精緻的台北，流動的柏林與固著的台北，臭臉的柏林與微笑的台北，它們都是延續過往那片深不可見的歷史而生的結果，並且僅存於「現在」的時態。曾經的當下孕育此刻，而此刻的所有發生都將是歷史母體，孕育尚未到來的未來。 圖／台北傍晚時分與101。（黃廷宇攝） 只是，我在柏林的酒吧向朋友說得口沫橫飛，關於台北；在台灣的火鍋店燙著嘴說的，卻總是關於柏林。爺爺當年也是如此這般，在他的私人圖書館裡，指著書，說洛陽的牡丹大氣，洛陽的風刺骨，洛陽的文化無處可匹敵。翻開的唐詩重覆朗誦：人道洛陽花似錦，偏我來時不逢春。 「那為什麼不春天去洛陽呢？」 「因為台灣的冬天比較暖和。」 看著這裡，想著那裡。沒有好或壞的城，沒有。我們都只是局部的人，只用雙瞳可見的單一視角感受身處此刻所在，局部地，探索局部。 至於離開，可能只是為了能夠再回去。也可能是因為，知道怎麼都回不去。 關於作者： 張仲嫣，台灣眷村文化學校文字主理人。柏林洪堡大學南亞暨東南亞研究碩士，身兼作家、文字編輯、企劃創意規劃等身份，著有《白搖滾》《前面有什麼》兩本音樂小說。現旅居德國柏林。 ●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

【愛傳媒張仲嫣專欄】城市裡的人們是一面鏡子，反映了城市的面孔。城市空間與人群互為對象，共生，共存，共同形塑出只屬於他們的樣子。作為德國首都，柏林，將自我的模樣鮮明刻畫。德國人常語帶戲謔說：「柏林不是德國，柏林是柏林。」她不是德國任何一個部分，她是她自己。 星期天早晨的十字山區（Kreuzberg）是個例子。路邊水窪混雜啤酒和尿液的氣味，或許還有大麻和魔菇，誰曉得昨夜狂歡發生了什麼，也不需要知曉究竟發生了什麼。路過的人們沒有一絲不快神情，倒在路旁的街友仍鼾聲不斷。接近正午時分，太陽放肆照耀整座城，使陰涼逐漸回溫，年輕爸媽推著嬰兒車經過，準備享受週日的早午餐；宿醉的人走向白日也供應酒精的咖啡店點杯琴酒幫助甦醒或者兩杯吧，醒與醉不過是同一件事；同志情侶牽手快步跳越過水窪，像是完成歷史性的創舉般，在它的另一側擁吻。這是日常，專屬柏林的日常。 圖／柏林次文化場域。（張仲嫣攝） 這樣的不羈，讓柏林有了「最適合藝術家居住的城市」美名。的確，自1989年秋季，隔絕東西兩側的圍牆因一場誤會打破交界，當夏波夫斯基（Schabowski）宣布圍牆解禁「立即生效」，人民歡欣鼓舞越過牆的另一頭的那刻起，彷如從天際撒佈了魔法粉塵，它們緩緩落下，落在城市街頭巷尾各個角落，夜幕裡閃爍微小的光，低喃地，預告柏林的新生：她將揹起歷史的沉重行囊共產、猶太人、貧窮也一同掛在身上用新生後的步伐，探索圍牆後面的世界。 圖／昔柏林圍牆。（張仲嫣攝） 於是作為一個（新生後）三十四歲的都市，柏林太過年輕，有太多的不成熟，甚至有些任性。任性地不將歷史的沉重視為沉重。她無所畏懼，不屑於新時代潮流的浮誇造作，背起過往橫衝直撞，大聲自嘲地告訴全世界：「我就是窮，但我很性感（Berlin ist arm, aber sexy）！」真實地消費自己身上每一塊脈絡，局部的、全面的，她都不放過。查理崗哨（Checkpoint Charlie）是最好的代表，無論晴雨總有東德打扮的衛兵站在崗哨邊等待遊客上前拍照，同時販售當年穿越邊界必備的邊界章。偶遇人潮稀落，衛兵們會來回踱步喊：「以前你有錢還不一定蓋得到章，現在全部給你只要五歐！」 戲謔。實實在在地戲謔自己與他人，對柏林而言，似乎比大都會的樣貌來得坦然。她刻意維持教堂屋頂被炸過的坑洞（註一），不掩飾過去東、西德明顯的界線，即便是在亞歷山大廣場（Alexanderplatz）那樣繁華的觀光景點，柏林也就大大剌剌的，繼續讓共產時期顏色灰暗沈悶的扁平大板樓一前一後守衛電視塔，與地面突兀的蜿蜒亮粉紅管線一起，圈出遊客的攝影區。 柏林的建築反映了自身的獨立與矛盾。社會主義餵養了她的過往，但是全球化浪潮襲來，狹著資本滲透地球，社會主義早已成為上一個世代的夢。可即便夢醒了，夢境的體驗仍舊是真實存在（過）的，存藏在記憶，習慣，抑或潛意識底層。 圖／柏林威廉大帝教堂。（張仲嫣攝） 圖／柏林布蘭登堡門。（張仲嫣攝） 好比說，路邊隨處可見的玻璃空瓶，它們其實有更好的去處。集中置於垃圾桶會比隨意凌亂立在人行道更有文明風範。然而柏林人往往忽視街區密度極高橘色垃圾桶，他們說，這樣方便街友拿取，到超市回收換錢。丟進垃圾桶雖能讓街景清爽，但容易使玻璃碎裂，不但換不了錢，還會造成街友受傷。城市的雜亂就此多了一個浪漫的理由。 圖／柏林垃圾桶與路邊趣味。（張仲嫣攝） 又或者是在新克爾恩區（Neuklln）的以物易物店，金錢在此處沒有任何價值。花一個下午在成山成海的二手物件堆中撈選，喜歡的要緊握在手，當然也可以直接穿上身。沒有人介意過程究竟佔用多少時間，只在乎最後，客人拿了幾件衣服鞋襪包款到店，是否交換了等量的物件離開。 每週日的跳蚤市場也有幾分相似道理，那些家裡多餘的衣著傢俱，搖身變作陌生人的新時尚單品，抑或陳列房間的新擺設。偶爾遇見神情肅穆，穿著涼鞋配白襪的老爺爺，一臉不耐盯著喧囂的市集，目空往來詢價的客人，但當你問起他攤位上源自東德的保險卡、明信片、購物袋或是馬克思徽章時，他會瞬間露出微笑，像個孩子生動地手舞足蹈，一一解釋物件身後的故事：他的童年，以及只屬於他的東德記憶。 註一：座落動物園附近的威廉大帝教堂（Kaiser-Wilhelm-Gedchtniskirch）。由威廉二世下令建造，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受損。戰後，建築師艾爾曼（Eiermann）計畫拆除殘骸建造具現代感的新教堂，然柏林市民希望保留教堂鐘樓殘骸。雙方最終達成共識：保留殘骸，並在其周圍建造四棟新建築，讓舊與新合而為一，成為柏林獨有的警世紀念碑。 ●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

【記者林可妮報導】「看見‧齊柏林基金會」4月12日（星期五）下午進行【柏林小徑】與【齊柏林飛坪】揭牌典禮，藉此提醒大家關懷地球。　去年12月27日，「看見‧齊柏林基金會」在齊柏林導演生日冥誕的當天，發起了共建計畫，招募總計8,052名共建人響應，終於讓「齊柏林空間」於淡水老街、中正路尾端落腳，並定於今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開幕。　在正式開幕前，「看見‧齊柏林基金會」本著關懷土地的初衷，積極發展週邊公共空間與在地特色的連結，在各單位的共同努力下，【柏林小徑】與【齊柏林飛坪】將於4月12日下午正式揭牌。在這特別的場域裡，不只能欣賞傳統的古樸紅瓦磚房錯落其中，更可在裝置藝術【齊柏林飛坪】上同齊柏林導演的視角以科技的形式翱翔空中俯視大地。　本次活動將有齊柏林導演的妻子姜湘潔女士、兒子齊廷洹先生共同出席揭牌儀式，一同見證小徑與飛坪的落成，走過悲傷、讓夢想瀟灑起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