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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硬是把學校設立時期往前挪了24年,銜接到日據時期同一校址的台北高等學校。這就好像,兩間公司接續租用了同一間辦公室,後一間公司就說前一間公司也是它的。難怪有人笑說,如果台師大校舍的前一個使用者是動物園,難道也要把動物園的歷史納入? 台北高等學校是日據時期的1922年設立,是當時唯一可以直升帝國大學的高中,主要收日籍子弟,台籍學生占少數,故總統李登輝、前總統資政辜寬敏都是該校學生。1945年日本戰敗,國民政府立刻將台北高等學校改制為台北高級中學,當時日籍師生都回到日本,台北高中的任務只是要讓剩下的台籍學生完成高中學業,1949年該校就停辦。 台北高中還在運作的時候,1946年師範學院創立了,目的是培育中學教師師資。由於戰後百廢待舉,不得已之下,師院借用了台北高中的校舍,等於是一個屋簷底下的兩個學校,一個是高等教育,一個是中學教育,兩校師資不同、人事獨立、學生各自招募,完全沒有承接同一校史的基礎。 2012年,台師大明明委託該校的台灣史專家、歷史系教授吳文星做成調查報告,但報告內容卻不公布;7年後的2019年,台師大做出「改校史」的決議,直接不顧歷史事實,不惜日後遭人物議,只為了把自己納入「日據時期的學校」。 台師大校史一事,不只是台師大個別學校的事務,而必須看成民進黨執政以來,竄改歷史事實的又一事件。尤其令人感到可悲的是,台師大不只是一所大學,還是台灣培養教師的最高學府,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台師大校史卻「去中國化」,就為了讓自己「日本化」,校史都能亂接,大學風骨何在?
圖/日據時期台灣人戶口薄冊 去年受委辦一件神明會地籍清理申報案件,接觸數百名日據時期台灣人的戶口薄冊,所見簿冊對每位台灣人都有記載「種族」,例如「福」為福建人,「廣」為廣東人,「高」為高砂族,「熟」為熟蕃人,「生」為生蕃人。而日本人自己則記為「內」以示內地人。即使日據末期有極少數台灣人改為日本名,其「種族」記載仍不變。由此可見,當時改了日本名的台灣人,與日本人仍有區別。 戶口簿冊另還記載「種別」以示社會階級,記載「一」為官吏、公吏或有資產常識者。「三」為受禁錮過之受刑人。不屬於「一」或「三」者則記為「二」。依此可知日本人的戶政管理對人民存在階級歧視。而婦女的戶籍則沿襲古代中國,在姓後一律加上「氏」,例如蔡阿英,在薄冊上被記為「蔡氏阿英」,此中寓有大男人主義被制度化。 上述戶籍資料之記載,直到國府行政長官公署接管後才被汰除。現今台灣有一些人宣稱統治台灣的日本人文明高於中國,從戶籍註記以觀,實不盡然。 1895年日本倚仗武力擊敗清國迫使簽訂馬關條約而攫取台灣,統治期間一直把台灣人視為次等人,就學就業都受不平等對待,台灣人與日本人被嚴格區分。迄1942年(昭和十六年)中途島戰役後日本敗象已露,為拉攏台灣民心才在台灣推行皇民化以示恩典,台灣人可經「許可」後改日本姓名。但台人買帳的不多,在數百名台灣人戶口簿冊中,只見到1戶3名男性及1名女姓在昭和16年後改為日本名,另有3名剛出生女嬰取日本名但不改姓。而在施行皇民化後,改名者代表社會階級的「種別」始被塗銷,但「種族」仍在。依以上比例,像李登輝改為岩里政男者,在當時仍屬極少數,多數台灣人不屑為之。現今政壇人士如林佳龍之重修神社鳥居,賴清德之向八田與一獻花祭拜,對侵略者、殖民者歌頌、讚嘆,若非是對台日關係近代史的無知,在先人祖輩眼中,恐怕是奴顏媚日而求辱吧。 上述改日本姓名者,在1946年5月因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施行「台灣省人民回復原有姓名辦法」而改為原名。 作者為作者為退休媒體人●本文經作者授權刊載,原文分享於張棋龍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21666918886●本文為作者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