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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87年，陳玉慧第一本書《失火》出版。1989年，陳玉慧更大膽做了嘗試與實驗，用吳小姐的名稱在報紙上登徵婚啟事，將其中42位與她徵婚的男性互動情形寫成《徵婚啟事》，後來改編成舞台劇，由李國修導演，屏風表演班演出，亦改編成電影。　1990年，她和德國人明夏(Michael Cornelius)結婚，因為明夏的鼓勵，陳玉慧終於勇敢面對童年失愛的孤獨，將自我生命的故事寫成自傳性的小說《海神家族》。在寫作的過程中，因為與自我的對話及對父母心靈更潛藏的推敲，陳玉慧童年對家、對愛的渴求與失落，在長大後經過理性的抽絲剝繭後，終於懂得「家」與「愛」的各種面貌。　陳玉慧因為童年對「愛」與「家」的質疑，在青春期即離家出國，她嫻熟英、法、德等多國語言，曾追隨西班牙小丑劇團巡迴演出，在法國陽光劇團實習、紐約百老匯擔任導演。戲劇之外，陳玉慧敏銳的報導深獲國外報刊的賞識，曾任法國《世界日報》法文編輯，德國《南德日報》、《法蘭克福廣訊報》特約作家。林懷民譽她為當代最動人的散文家，德國作家史帝曼(Tilman Spengler)更認為陳玉慧是「德國文壇最值得期待的作家」。　《海神家族》療癒陳玉慧童年的失愛傷痛，她將自己對歷史與時代的更大企圖與更深的追尋，寫成了《獵雷：一個追蹤尹清楓女記者的故事》、《時代的摺痕：特派員的祕密檔案》，《CHINA》、《幸福之葉》。 二 　文學創作話語的特色有其時代性的對應（魯樞元，《文學的跨界研究─文學與語言學》，上海學林出版社，2011），但陳玉慧以跨越戲劇、記者、文學的創作領域，反而成為她一種私有的文學語言風格，這種「精神游牧」、「文化跨界」的敘事，提供了她在人類與文學之間更大的存在與現象的解釋風格。旅歐時期，異國文化的衝擊與處境質疑，除了懷鄉與故鄉書寫之外，尋找與釐清「認同」的心靈方向是她更重要的課題。　有些領域其實我感覺得心應手，然後覺得也蠻有趣的，可是自從我投入《海神家族》的寫作以後，覺得寫作才是我的identity。　從旅居的異國西方文化回頭看清自己身分上的東方，《CHINA》陳玉慧用第一人稱敘事，描寫一位歐洲人魏瀚在18世紀，來到中國與China （瓷器、中國）相遇與相愛，從德勒斯登到中國尋找瓷器的製造方法，卻發現北京或景德鎮都沒能與他認知上的中國相印證。在中國，魏瀚是異鄉人，異鄉人對異國文化有著矛盾、迷惘與眷戀，尤其是和滿族人馬蓮的愛情與最後結合。　陳玉慧說「瓷與愛情，這世間最容易破碎的二樣東西」（陳玉慧，《CHINA》，台北印刻出版社，2009年）。魏瀚是陳玉慧的化身，也是陳玉慧想像中國的層層辯證，敘說人類史隨處發生的「遷徙史」，在遷徙過程中真實存在的心理狀態，魏瀚與馬蓮的異國身分與異國文化互相衝擊，無論人類從哪裡來到哪裡去，最後都要回到commitment的關鍵上。　另一方面是書寫中文的事情，因為我們台灣人也是從中國來的，所以我是來自中國，適用中國的文字，認同中國文字，你可以不認同別的東西，但你一定要認同這個，因為這是你的文字，是你的母語，所以當你認同自己的母語，就是認同自己的identity。　玉是中國古代政治權力王權的象徵符號，然而，玉也是可以仿製的。馬蓮贈玉蟬給魏瀚，代表「重生」的符號，魏瀚贈送馬蓮「白玉聖母像」，代表從馬蓮與魏瀚及作者陳玉慧的眼中，中國如同白玉聖母像，是包容各種異文化的開明國境。 三 　《幸福之葉》，陳玉慧用茶葉建構她的台灣經濟史。茶葉讓台灣在19世紀進入國際舞台，歷史上記載，真實的蘇格蘭商人陶德(John Dodd,1838─1907)與從廈門來到台灣大道埕賣茶的李春生，以及從安溪來台灣製茶的虛構人物─魏芷雲與高青華。這四位小說人物參與了台灣烏龍茶與東方美人成為國際商品的歷史，同時見證了西方資本經濟對台灣的入侵；陶德在同治4年(1865)，從福建安溪運茶種到台灣種茶及製茶。台灣烏龍茶能夠走向世界市場，不是清政府的有心發展，而是西方商人謀求利益的商品。　故事最後，魏芷雲死在台灣、葬在安溪，高青華回到安溪種茶製茶，李春生生根台灣，陶德後來不知何去。　陳玉慧用瓷器、玉、茶葉，建構自己的歷史與文化多重面向，並加以詮釋：　茶可說是第一件全球化的物品，比咖啡還早，可說是中國人的發明，但是中國茶的聲名和價格遠遠不如英國茶，而英國人在印度種茶，向中國輸入鴉片，取走大銀，然後回收印度茶，這是帝國主義時代的欺凌與交易。……然而事實是，不管印度茶或英國茶，都是由英國人福均(Robert Fortune)從中國把龍井茶苗帶到大吉嶺去種植的。（《幸福之葉》，台北，印刻出版社，2014）。 ●作者係文學工作者，全文詳見觀察雜誌●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