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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念初／壞是戲劇，媒體的好壞圖像呢？最近，寫實媒體風盛行，台灣有《我們與惡的距離》，英美則有《李察基爾的媒體豪門》（mother father son），兩部片子都在描寫新聞室裡的價值衝突及追求真相產生的暗黑遊戲，雖然第二部親子戲很精彩，但今天談得不是劇評，而是兩部最後都有完美的結尾，戲裡都有對戲的人，每一組都完美的ending，即使有些是悲劇人物，但最終獲得救贖。台灣的新聞與政治，社會與媒體，並沒有如戲劇般給了最後的省思與圓滿，故事一直還在進行中。戲裡有壞人與好人二元對立，但真實的場域，根本不知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戲劇裡壞人沒有壞到盡頭，不會轉念成好人，而好人沒有被欺負到最後，不會絕地大反攻，這是三幕劇的結構，戲劇高潮點之後，就接近落幕。真實媒體社會與政治場域裡，沒有一個人會說他自己是壞人，即使他被法律判定有罪，道德言論訴諸邪惡，但他仍可以透過各種方式與解讀，扭轉自己的命運。真實的媒體社會政治，一面好一面壞，這時好下時壞，向東說好向西說壞，好壞也沒一個準則。壞人是戲劇裡的一個定型的角色，很明確的角色性格與使壞行為，演活壞人更難，這是演員的功力。所以，戲劇的元素裡，一定要有二元對立，不可能只有好人，壞人是被設計出來考驗好人的對照組。真實媒體社會與政治裡，誰可以告訴我，壞人是誰？（註：非搶劫或殺人犯的罪犯概念）我們常說羅生門，這是很貼切的說法。但媒體若不能讓閱讀者判斷好壞或省思好壞，或是提供更多證據與線索，讓好壞圖像更精準，那就是戲劇的一種，根本不是第四權。李察基爾從小在父親變態式的嚴厲教育下，他有鋼一般的意志想在事業上成功，為了真相與絕對媒體power，他做了媒體道德上不該做的竊聽及介入政治等行為，劇中描述該媒體影響歷屆首相選舉，甚至政局穩定，最後他押寶的女性首相參選人也當選了，但這位女性首相，他妻子發現，顯然並不是選前的模樣。李察基爾在這部影集裡，對於媒體角色有一些對話，倒是值得省思。例如第一集裡，他參觀他兒子在推動的新時事節目攝影棚，他突然把兩張椅子全換了，兩位交鋒的人坐的椅子，他認為應該由可以往後仰的軟椅，改為背部要挺直坐姿向前的硬椅，他還要工作人員重複說：『中立沒有好處』，他的認知裡，時事節目裡的雙方就是要彼此對立，才能交鋒出話題或真相，否則，就會彼此保留或一面倒。反觀台灣的政論節目，幾乎已經是一面倒的同溫層取暖節目，對立辯論交鋒出真相，可能很難邀約到來賓，還有一個關鍵，就是主持人的中立性，是備受批評的。台灣的媒體老闆，對於媒體的角色與方向，堅持是什麼？早年老報人的風骨已遠，現在則是押寶的商業與政治。真正媒體大亨如果押寶大概都會成功，並且能在媒體政治裡呼風喚雨，媒體如果只是交換利益項目之一，買多少媒體，都很難成為大亨。總統選舉到來，媒體在選舉過程裡，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它左右了勝選者的風向，也翻轉了落選者的契機。如果媒體要暗黑的介入選舉，付出的代價其實很高，如果支持的對象落選了，媒體power 也因此下降，除非可以像李察基爾飾演的麥斯一樣，用盡手段冷血廝殺，每役必勝。媒體還是讓它成為自律的媒體，不用押寶，參選人需要媒體，回到媒體真正的角色，不僅讓人敬重，也導引了時代的公眾價值力量。最後，這個媒體政治社會沒有讓人感動的原因，就是它一直還沒有完結篇，還在拼鬥中，看不出誰才是真正的壞人，把媒體當成戲劇，一直把誰當成壞人，或是直呼誰是好人，都不是適切的，也非媒體的精神。參選人與一群人綁在一起，粉絲綁架了參選人，1985年可口可樂推出創新口味後，選民不買單，硬是下架新口味，當參選人品牌形成後，粉絲也在綁架這個品牌，成也粉絲敗也粉絲，粉絲如果使壞，也無可奈何！ 作者為微笑影室陳室長●經授權刊載，更多文章見作者部落格。●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

花了兩天時間看完全部十集「我們與惡的距離 The World Between Us」，心裡面一直問自己，我們與惡的距離，到底有多近？或是有多遠？一直等到第十集大結局播完，結尾字幕也全部播完，最後一個鏡頭是劇組大合影，其中一位工作人員舉著一條橫幅，上面寫「沒有人是局外人」，不知道這樣的安排是有意還是無意，但對我來說，這句話可以作為整部電視劇最好的結語。沒有人是局外人，你以為現在和你沒關係，你能保證這一輩子都和你沒關係？惡的對立面是公平與正義，如果你不選擇站在公平與正義的一邊，那你遲早都會走向惡的邊際。所以，我們與惡的距離，關鍵不在於惡有多惡，關鍵在於我們如何看待自己，捫心自問，你為公平與正義做過多少事情，當你處在惡的境遇，無論是芝麻綠豆般的小惡，還是命懸一線般的大惡，身邊又曾有多少朋友因為公平與正義肯站出來挺你？世界變了，世界真的變了。因為自己做過十多年的記者，看「我」劇自然會特別有感觸。我剛出道做記者的時候，第一年是實習期，第二年轉成正式記者，但還是要跟著一個比較資深的記者一起學東西，通常如果安安穩穩過了第二年，這樣才可以真正獨立掛名（byline）寫稿。當年英國路透社（Reuters）對每一個新記者培訓時必提的一句話是「First be right, then be first」，說明白一點，即便是好像路透社這樣按秒計算來拼新聞的國際通訊社，沒有什麼比真實性更重要的。否則，就算你搶到了新聞，結果是錯的，那又怎麼樣？結果你只會成為全行業的笑話，甚至是你職業生涯永遠難以抹去的污點。又過了很多年，有一次聽一個新聞行業前輩的講座，開場就問大家「什麼是新聞」，結果很多新聞專業的學生在那邊侃侃而談「時間、地點、人物」之類。沒想到，那個前輩用很簡單的一句話就給新聞下了最好的定義。新聞是什麼？新聞就是「what」加上「so what」，而記者寫新聞，最難寫的恰恰是後面那個「so what」。按照這個定義，我們今時今日看到的很多新聞完全稱不上是什麼新聞，不是嗎？「我」劇的導演其實對媒體的批判還算是點到為止，或者可以說是手下留情。劇中關於「媒體是否也幫著一起殺人」的討論只是被拋出來過幾次，但也沒有人敢去真的下結論。想起兩年前香港忽然之間有很多學生因為學習壓力過大（雖然政府從來不願承認）等原因跳樓自殺，結果引發一系列有關「學生自殺」的新聞報道，當時就有學者專家擔心，如果媒體報道角度把握不好，很可能引起模仿效應⋯⋯「我」劇也好幾次提到所謂「媒體自律」，其實「媒體自律」又怎麼能單單靠媒體？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新聞資訊的消費者，作為讀者，我們自己又有多自律？又是多麼想點進去看那些明知是「標題黨」的新聞？這是人性使然，還是我們的媒體素養道德底線一代不如一代？政府也有政府的問題。我對「我」劇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句台詞就是「民主與法治就是用來討好人民與媒體的嗎」，問的真好，如果民主與法治的目的都只是為了宣傳，那我們離真正的民主還真是太遙遠了。之所以說「我」劇其實很寫實，因為「我」劇中的那個（或者說那種）對醫院醫生施壓的「立委」在今天的台灣政壇亦並不少見。自以為打一個電話給誰誰誰就可以施壓，就可以假借「民意」和「代表」來對這樣或那樣的事情提出質疑甚至批評，但自己背後卻坐擁龐大的利益關係。公平一點說，這些利益有時候未必和金錢有關，很多時候更像是拉幫結派的選票文化。就因為誰誰誰不喜歡這件事情，所以就可以找另一位誰誰誰來「聲張正義」，然後再加上關係媒體推波助瀾，一系列新聞可以炒作好幾天，點擊率有了，政治人物的人氣也來了，話題也炒熱了，然後又過了幾個月，再換一個話題⋯⋯最後，還是覺得看完電視劇，我們都應該花一點時間做自我檢討。作為觀眾和讀者，我們又何嘗沒有因為好奇心點進去看過那些無聊新聞，結果點的人越多，看的人也自然越多。我們又何嘗沒有因為人云亦云而錯怪過誰，又哪裡有機會或者說有時間向我們錯怪過的那些人和事道歉。這個世界，有太多人和事需要撥亂反正，但有時我們一句「算了，算了」，也恰恰因為一句「算了，算了」，讓我們這個世界越來越快走向惡，我們與惡的距離也因此越來越近。其實，我們與惡的距離，很多時候都只是在一念之間而已。 作者為臉書香港及台灣公共政策總監●更多文章見作者臉書，經授權刊載。●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

圖／翻攝自公視YouTube平台 　【特約記者王查理報導】《我們與惡的距離》為公視最新台灣社會寫實劇，其中劇情透過「無差別殺人事件」為架構，展現不同立場的關係者角度，描寫加害者家屬與被害者家屬的心理狀態，進而探究人權律法的掙扎以及現代精神疾病，同時反思媒體風潮現象。於24號開播後便獲得廣大好評，深受愛戴。　由公視、CATCHPLAY與HBO Asia共同推出的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描繪無差別殺人事件中，加害者與被害人各家屬的心理狀態。女主角宋喬安「賈靜雯飾」更被PTT鄉民一致推爆「那麼多年沒拍戲，真是浪費了。」　劇中透過無差別殺人事件的主體，描述者加害者與被害者間的關係，更進一步帶到台灣社會的司法體制，新聞媒體風向，當新聞不再只是新聞，媒體成了斷章取義，博取點擊與流量的工具，時事求「快」的結果下，假新聞的議題也就不逕而出。　曾獲金鐘編劇的呂蒔媛在去年執筆電影《誰先愛上他的》後，創作出社會寫實劇本《我們與惡的距離》，搭配實力派陣容賈靜雯、金鐘影帝吳慷仁、溫昇豪、周采詩、陳妤，傳達給觀眾現今社會上所真實發生的寫實議題，透過角色的目光，去接觸不同角度的立場，以及善惡的價值觀。劇中的賈靜雯與溫昇豪同為新聞工作者，透過戲劇，呈現現今社會上真真假假，每個人可能都是集被害與加害於一身的矛盾立場．同時也訴說著同溫層外，互相不去理解的平行線。　我們與惡的距離已於公視3/24（日）開播，預計10集，透過兩個小時的劇集，解析不同角度下的共同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