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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瑞雄/台北商業大學前校長 最近因為中東問題導致學生抗議和校長辭職的哈佛大學決定將其機構發言內容限制在與其教育核心直接相關的事務上，雖然目的在盡量避免爭議，但這是否顯示了哈佛的趨向保守？一方面，大學在發表涉及其專業領域外公共事務的正式聲明時保持克制，可被視為一種堅持學術和追求知識的原則立場。但是這種所謂的中立政策降低了哈佛在對與其教育使命密切相關的重大社會問題方面的道德權威和影響力。 哈佛新政策的理由是基於大學的根本目的是透過自由探究、辯論和權衡各種科學證據來追求真理。避免在其核心職能之外的公共事務上發表正式立場，可以保持其作為高等教育機構的誠信和公信力。大學領導意識到，如果就超出其機構專業領域的公共事務發表聲明，可能會損害大學的公正性，並可能疏遠持有不同觀點的多元化社會大眾。 支持這一做法的人認為，哈佛作為一所大學，不應從事制定和推廣特定政治或意識形態立場的工作。大學的職責是營造一種有利於開放討論、批判性思維以及通過嚴謹的學術方法追求知識的環境。避免就複雜的社會問題發表正式聲明，哈佛可以保持一個中立平台，讓教師、學生和研究人員進行公正的學術研究、教學和交流，而不會受到大學發言的不當影響或約束。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但是反駁的觀點認為，採取在重要的社會問題上保持緘默的政策，使哈佛放棄了作為著名學習和腦力激盪機構應負有的道德責任和影響力。作為一所卓越的大學，本身就承擔著對社會重大事件發揮引導作用，並參與討論的道德義務，即便這些事務可能和大學的教育目的無直接關係。 在大學悠久的歷史中，哈佛常常走在重大社會和政治運動的前端，塑造公眾話語，推動積極改革。現在對於極為重要的社會問題保持沉默，哈佛將有可能削弱其作為推動社會進步和參與的催化劑功能，並減輕其在學術界之外的相關性和影響力。 許多社會問題，從氣候變遷到社會正義到全球衝突，都與大學的教學、研究和傳播知識的核心功能息息相關。因此在大學的發言與公共事務之間保持嚴格區分，可能不切實際，尤其是在一個日益相互關聯和複雜的世界中。 另外哈佛的中立政策可能被視為一種特權式疏離，使大學與更廣泛的社會所面臨的嚴峻現實隔離開來。置身於有爭議的社會辯論之外，哈佛可能會無意中強化現有的權力結構，助長系統性的不平等，從而損害自身所宣稱的致力於多元化、包容性和促進人類福祉和知識進步的承諾。置身於多元的社會中，大學的角色需要權衡普世價值和原則，並考慮大學的社會責任。雖然大學維護其作為高等教育機構的完整性、公信力和公正性的願望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學也必須努力履行其道德和社會責任，對社會的不公不義發出聲音。

張瑞雄/台北商業大學前校長 為了國會的改革，立法院爆發了近年來最混亂的衝突和爭執，這讓老百姓對台灣的民主狀況擔憂，立法院的鬧劇就是台灣民主的悲劇。立法委員互相毆打、踢打和扭打的場景極其不雅，登上國際媒體版面，丟臉到國外，而且還嚴重提醒人們台灣政治體制正面臨的挑戰。 這場爭論的核心是一系列目的在加強立法機構對行政部門監督的改革提案，包括能夠傳喚和詢問官員、啟動獨立調查，以及將政府代表若在立法院答詢中作偽證入罪。支持者（國民黨、民眾黨）認為，這些改革對於加強制衡、提高治理透明度和問責制是必要的。 批評者（民進黨）則認為，一些提案措施如質詢總統可能是越權和違憲的，侵犯了權力分立原則。他們認為此類法律可能被濫用來恐嚇和噤聲異議人士，最終破壞了它所聲稱維護的民主和言論自由原則。 執政黨和反對黨在這些問題上的嚴重對立，導致了文明辯論的中斷和陷入肢體對抗。立委訴諸暴力的場景不僅令人深感憂慮，也在台灣公民和國際社會眼中損害了台灣民主制度的公信力。 雖然議會鬥毆在其他國家也偶有發生，但台灣立法院此類事件的頻繁程度和強度格外令人擔憂。這些事件並非個例，而是台灣政治文化中一種更深層次的問題反映，意識形態分歧根深蒂固，妥協和合作越來越困難。 對國民黨和民眾黨而言，雖然提議的改革用心良苦，但任何立法都需要謹慎審議和各方達成共識。匆忙通過的法律，未經適當審查和所有利益相關方的討論，無疑有違民主初衷和內涵，而且可能會帶來更多問題。 在此同時，民進黨立委訴諸暴力和恐嚇手段也是不可原諒的，破壞了自己所聲稱捍衛的民主原則。訴諸武力和擾亂議會程序不僅損害了政治過程的公信力，也樹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進一步蠶食公眾對民主制度的信任。 尤其是當民進黨數人頭數不過反對黨時，竟開始號召群眾到立法院聚集，想要將事情鬧大，實在是居心可議。所謂的當家不鬧事，民進黨有執政權，需要維持社會的安全和穩定，這種訴諸街頭運動的心態完全不可取。 賴清德作為總統和執政黨的主席，有責任展現領導的高度，責成執政黨立委採取傾聽協調和溝通的方式，而不是一味地反對，否則立院將永無寧日，賴清德的施政也必將困難重重，一事無成，且讓台灣空轉。 展望未來，希望各方都必須退讓一步，進行建設性對話和妥協。政治領導人必須以身作則，促進尊重、文明和恪守民主規範與程序的文化。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將讓台灣進一步兩極分化，公眾對台灣民主制度也將失去信心。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