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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我的爺爺成立了南部第一間私人圖書館。樂群館，在民國六十年代的潮州鎮。 爺爺的家共有三層，地下室是孩子們的禁區，二樓是住房，一樓則是存放爺爺藏書的地方。一排一排鐵書櫃，一道道高牆，放滿各式各樣的書：線裝、精裝、絕版書；唐詩、宋詞、山海經；字帖、畫冊、評論集，還有爺爺本人寫作出版的作品——應該說是，各式各樣契合爺爺文人性格的書才對。至少在記憶裡，我從未見過化學詞條，或土木工程相關的字眼。 按當代圖書館的規模，內建於爺爺私宅的樂群館相當迷你。但那一排排書架之於幼年的我像座迷宮，在裡頭轉悠，偶爾會繞不出來。頭幾次相當驚恐，書架好高，猶如層疊的山充滿壓迫，將我團團包圍。加上叔叔說裡面有錦蛇出沒，錦蛇是什麼蛇我不知道，但我害怕小小的自己會被咬、中毒，再也出不來。幾次以後，我發現迷宮的指標：爺爺喜歡牡丹，總說家鄉洛陽的牡丹富貴大氣，因此高掛牆上。靠近爺爺書桌的書櫃外側，依序放置收藏的硯台、紙鎮，還有他最寶貝的唐三彩。順著爺爺的鄉愁，我就能找到回家的路。 作為書法家，爺爺總在院裡練字。但我不喜歡。不喜歡手腕懸空，不喜歡溼答答的桌面，不喜歡他盯著我練習寫字。他說不需要練永字八法，練好「一」即可，書法的一字如同做人，前首要鈍，後尾要圓，必須橫平豎直，行正身正。趁爺爺稍不注意，我會溜進書架間，看到書脊上認識的字，便拿出來翻一翻。爺爺習慣用藍色的圓珠筆，在重要的句子右側畫上規律的波浪形，寫下他的讀書筆記。若是令他觸動的書，會在第一頁將感想寫作四句平仄工整的詩，末端押上日期與他的字，震魁；八十歲以後閱讀的書，則用他自予的號，「邙山老人」。 飯後，爺爺會帶我到公園散步，再進書櫃間找些合適我當前程度的詩詞，耐心講解。年紀稍大一點，我會將課本帶回爺爺家，請他以現場人的身份解釋「聯俄容共」、「西安事變」，和我不能體會的北方刺骨的風，並請他從書架推薦相對應的書籍，一沓又一沓，讓我作為補充資料閱讀。翻開的書頁有的業已泛黃，有些浮有斑點，聞起來潮濕、溫潤，像一陣大雨過後的黃昏草地，又像是爺爺夏日裡攤曬的積年墨寶。又或者，那其實就是爺爺的味道。是刻印我血液的書的氣息。 爺爺過世後，家族紛擾讓圖書館沒了。書被丟了，那些爺爺說要留給我的書。爺爺曾說，書不值錢，但我是女孩，不需要顏如玉，書裡有給我的金縷衣和黃金屋。圖書館一詞自此如無意間扎入掌心的木屑，碰觸時隱隱生疼，只能靠流連書店，於熟悉書頁氣味間求得心靜。每當瞥見書櫃內的我的姓名，免不得暗暗猜想：爺爺會感到驕傲嗎？我在指標性的誠品，在巷弄間的獨立書店，你會驕傲嗎？ 會吧。 再後來，書店不再是取得新知的單一途徑，因為世界有了更新的書，它們已然除卻書的樣貌：電子書，一種沒有扉頁和氣味的書。猶如沒有軀體卻被完整保留的靈魂，是爺爺沒有見過的。 在洪堡大學讀書的日子，為響應環保趨勢，課程大多用電子書與文獻、紀錄片，甚至是教授因應課程錄制的Podcast。電子化的過程新奇，偌大的課堂幾乎不見書的蹤跡；少見紙筆，只有人前一台的MAC或Ipad，一本本書的靈魂井然有序地安置其中，永久保存。教授說，電子書可減少樹木濫伐，不僅對環境友善，對研究生也友善。載體輕巧了，我們不需要復刻他們當年的前捧後揹，拖著書，步伐沉重地在圖書館爬上又爬下。 但我不習慣。閱讀速度也隨介面的改變減慢。即便想克服障礙融入群體，和大夥一樣帶筆電上課、投資平板，但對於相對重要的文獻，還是必須將其印出，隨著教授的聲調，逐字、逐句閱讀。和爺爺一樣，我在重要句子下方畫波浪線，標注我的讀書筆記。我寫不了詩，但會在每一篇論文標題處寫下閱讀後的重點扼要。 老派。同學戲謔地說。 「是啊，可我寫的書有電子版本唷！」儘管能微笑回應，但看著同學們一個比一個更電子化，將文句有效率地歸檔作為論文資料，一秒分享彼此的筆記，老派的格格不入讓我顯得不自在。羞赧。現代人該具備的數位能力，我無法掌握。 我在老派與現代的邊緣掙扎，在環保與慣習之間徬徨，不停試圖越過這道牆。 直到論文的最後一哩路。時間急迫，我決定放下糾結，按順手的方式進行。文獻堆疊看著雜亂無章，桌前的我卻清楚知道次序在哪，透過紙張氣味，翻頁過程，紙筆與手部肌肉連動畫出標記重點的波浪線和書寫筆記，那樣的一氣呵成，沒有好壞對錯，我只是沒來由地需要，需要這紙本餵養出的習慣—突然感覺自己，從書本、從閱讀習慣裡，承襲了爺爺的身影。 沒有好壞對錯，我只是在現代與老派的爭鬥中，找到了第三條路：做我爺爺的孫女。意味著，已不在世間的他的傳承，是他存在過的證明，如同他留下的書與作品。當然，它們會被丟棄，我寫的書有天會受蠹蟲侵襲，而我終將也會如他一般凋零。一切全是有機帶來的、恆常下的無常。 無法永久保存的無常，是自然之道。 科技與數位為傳統模式掀起駭浪。我還是會繼續努力走進現代化，然而因這明確的身份認同，讓我對於書店，和書店內那一本本具有軀體以及重量的個體，更感珍惜。無論電子化如何往永恆發展，我都期待紙本與書店持續存有。它們是連結的載體，連結了當下和過往，世代與集體記憶。連結了衝突與對立，毀壞與消亡，就和活著的我們一樣。 關於樂群圖書館的有限資訊按這裡 張仲嫣 現旅居德國柏林 台灣眷村文化學校文字主理人。柏林洪堡大學南亞暨東南亞研究碩士，身兼作家、文字編輯、企劃創意規劃等身份。 著有《白搖滾》《前面有什麼》兩本音樂小說。 ※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

柏林又下雪了，在新年到來的第五天。為此我對時間感到困惑：這是「今年」的「第一場雪」嗎？而我在三個月內經歷了兩場初雪？德國社會學家伊里亞斯（N. Elias）在其著作《論時間》引用《懺悔錄》 的句子「假使別人不問我何謂時間，我知道時間是什麼；要是問起我來，我就不知道了。」似乎正是我的寫照。 零下的街道飄散雪花，落於街邊被棄置的聖誕樹梢。樹仍是綠的，雪依舊是白的，視覺上卻從充滿期待轉為頹喪。節日過後，它們倒在一旁，與垃圾歸為同類，再也吸引不了目光「時間在當今的發展階段上已經成為及綿密的關係網絡的符號，而在其中，個體、社會和非人類的自然等層面上的過程彼此聯繫著。」伊里亞斯是這樣寫的。聖誕樹是時間的符號，成為垃圾的聖誕樹亦是。將賣剩的聖誕樹送至動物園供動物食用，是另一個故事，卻更是如此。 天太冷，才出門便感覺舉步維艱。於是走進轉角的書店取暖。 若以旅遊視角出發，柏林各獨立書店絕對是街道巷弄的一抹風景。然而由於地緣、課程需求以及書種，我習慣出入距洪堡大學主校區最近的Dussmann書店。特別喜歡它那像副標一樣的名字，Das Kulturkauf Haus，文化購物中心；喜歡在冬日一推開門，滿滿的暖意（還有暖氣）即刻撲面而來，混雜新書的氣味。 和圖書館的沉著不同，新書的氣味是明亮的，是鮮明的、帶有一層薄薄的塑膠氣息；是沒有皺摺的，是不諳世事的，與暖氣一同自地下樓朝上輸送，一樓一樓流動穿梭植栽和長矮凳還有黑膠唱片，新穎文具部與大量漫畫，從兒童文學轉彎到日常設計用品，緊接著上樓抵達哲學區，再是語言學習區。 夏天時敞開身體擁抱陽光與啤酒；冬天則是貪戀書店裡的溫暖，拿一本書，找個合意的座位，或蜷縮角落，小心翼翼翻閱。輕巧又安靜地像在場的每一個人，捧著新書的氣味，著迷著。冬天是屬於書店的時間「『時間』一詞指的，就是將兩個或多個持續運動的事件過程位置或段落『置入關係當中』」，我坐在可以俯瞰整棟建築的位置，猜想伊里亞斯論述的，和我所感知的是同一件事。 只是工業社會的時間是零碎的，被人工以秒為刻度分割，再重新組裝為分鐘與小時，日與月，年與紀元。時間成為一套算術問題，在大都會裡尤其講究人造的時間，關係著金錢，必須宛如數學公式般精準。當午夜十二點鐘聲響起，不僅灰姑娘要加緊逃離，Dussmann工作人員的離開速度更是比客人還快。 出國讀書才知道，原來在台灣習以為常的24小時書店並非常態。在柏林，營業時間最長的書店依舊被時間圈出閱讀的限制，也截斷了思考。午夜走出書店，面對寒冷又空曠的街，有些想念台北。 從新聞探知，松菸一地將承接24小時書店的任務。為此感到欣慰。一間24小時的書店有其必要性，閱讀不該受人造的時間刻度限制，書蟲的夜生活也應得到安置。記憶中松菸受自然環繞，像個孤島，我猜想那正是被選中的原因：自然沒有24小時的概念，只有與連綿時間維繫的盎然生意。當時間與自然相依，消解了大都會零碎時區的計算性像是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的用語那分秒不差的無人格性（Unpersnlichkeit），透過閱讀消解都會裡快速緊縮造成的厭膩態度（blas）。之後，讓人能從書中不受干擾、不被分割地徜徉時間的流向，找到自我的座標。 「一切存在的事物都處在不間斷的事件過程中。時間是這麼個詞語，所表明的是：人為了自己定位的目的，設法確定其在這道流中位置、間隔其間、變化速度，以及其他更多的事情。」伊里亞斯如是說。將時間抽換詞面為閱讀，我想句意亦是通順。閱讀的基石是時間，自然沒有24小時的概念，時間亦是。24小時不間斷營業的書店，築居在小島盆地建造的小島上，或許能闢出一片獨立於都會的鬆弛。 不過，更希望書店在冬日裡暖氣足夠才是。 - 關於作者： 張仲嫣 台灣眷村文化學校文字主理人。柏林洪堡大學南亞暨東南亞研究碩士，身兼作家、文字編輯、企劃創意規劃等身份，著有《白搖滾》《前面有什麼》兩本音樂小說。現旅居德國柏林。

初雪的時候，我生了一場病。 今年的雪來得特別早，在十一月底的某個傍晚落下，與物體接觸時即刻消融。按節氣，是小雪之後的小雪；按柏林人說法，這雪不早不晚，不過是回歸童年的下雪時節，是氣候變遷問題大量湧現後，難得出現於正規時間的雪。原來我認知的早，實為將他們眼中的異常視作正常。 一直都知道早與晚，正常與非常——或者說，形容詞詞組本身——是感知的相對問題。卻沒想過「習得」相對的意義，竟是一件宏觀的作業。 生病之前的日子，是生日。德國習俗是不可提前慶生的，生日前祝福的生日快樂，不會讓人快樂，是招喚來年厄運的咒語。生日當天的電話與訊息，是禮貌，是維持人與人關係的橋樑；相見的慶祝活動則表親密。祝福遲到一兩天無所謂，反倒是體貼壽星生日忙碌的心意。 於是生日當天應好友們邀約前往Guitar Wolf的演出。LIDO音場不好，破破舊舊的，喇叭好似隨時會爆開。台上亂成一團，台下人人手拿大杯扎啤隨音樂用力搖晃不在意濺出，尖叫此起彼落混合藍色綠色與紅色的光，創造一股和諧。讓人不自覺來回吧台，點了一杯又一杯。 好友俯身對我說，他好久沒有享受這樣的「柏林時刻」了。什麼叫柏林時刻？我在人群與音樂中使勁吼叫詢問。「像你現在這樣，很快樂。像煙火一樣。」他同樣嘶吼回來。 是吧。我傻笑，乾掉手中的酒。喝到一個節點的感受最快樂了，彷如坐進太空艙隨時間在黑暗宇宙無重力地翻轉，扭曲。接著啪嗒一聲，太空艙門打開，宇宙的不明氣體瞬間湧入，必須立刻尋找遮蔽空間，躲起來努力控制身體湧出的慾望。它們就要噴發。噴發。 一年一度的生日會像煙火般，咻，蹦，然後結束。留下垃圾、空氣污染，和可能已經造成的災害。可是快樂的人對沿途的污穢不用負責。因為快樂，所以噴發。 回過神的時候，藍色綠色和紅色的光消失了，四周只剩我的咳嗽聲，連續幾天，在靜謐的公寓內不規律出現。又再過了幾天，窗外屋頂躺有積累的白色，仔細分辨才發現，散落空中的原來是雪不是雨。 記憶裡柏林的雪多和雨相伴，誕下濕漉及灰稠色調，為城市的歷史增添悲愴。 病中的雪是魔幻的。細細綿綿的白輕盈旋轉，一層一層，像製作千層麵那般輕巧疊上，累積為人間的厚重。偶爾會落了節拍，忽地跌落，看上去純然無害。或許雪本身即是一場魔幻，一種浩蕩的謊言，純白地覆蓋參差不齊又焦躁的色彩，那些顯眼耀目的在雪面前全都失了自己。 雪用純白吞去了聲音，吞沒了顏色，掩飾人間的瑕疵——前晚路邊的嘔吐物，形狀各異的狗屎，都將不被看見——而後成為陷阱。 看上去的純然無害，是雪的謊。不被看見也就無從防備，雪是太美的陷阱。 雪一連下了好多天。病未痊癒但已有體力出門的日子，我站在月台等待遲到的地鐵，仰頭欣賞驟然紛飛的大雪。 「這麼漂亮的雪，就算地鐵遲到也無法生氣吧。太卑鄙了。」不知什麼時候走到我身邊的街友似是揶揄笑著自語，來回在欄杆並排放上他作的雪人。一個，兩個，三個。 或者人生就像雪這樣，卑鄙地以祥和偽裝坑洞，讓你專心走路也會踩空跌跤，想扶地起身卻伸手摸了一把狗屎，而大片純白吞噬你的怒吼。可你仍舊會忍不住想與之靠近的本能衝動，生病也罷。若抽換詞面，或許愛情，快樂，慾望，任何一種美麗並充滿誘惑的名字都像雪一樣。 可能，其實什麼都像雪；如同其實什麼都可以像人生。只要你還活著。 關於作者： 台灣眷村文化學校文字主理人。柏林洪堡大學南亞暨東南亞研究碩士，身兼作家、文字編輯、企劃創意規劃等身份，著有《白搖滾》《前面有什麼》兩本音樂小說。現旅居德國柏林。

【張仲嫣專欄】2016年三月，我多了一個名為作家的身份。 那是《白搖滾》的新書座談會，我坐在信義誠品Forum的台上，望向台下的大量面孔。週六午後，人群一圈一圈向外堆疊，他們踮腳，往我的方向伸長脖子，舉起手機時偶爾會忘記關閉閃光燈。 圖／白搖滾信義誠品簽書會合影。（張仲嫣提供） 「不要緊張。他們都是來看楊大正和張鐵志的。」我接過麥克風對自己說。暗自深吸一口氣，向讀者闡述這是本實驗性音樂小說，實驗的意思是：我按著史實與社會學視角，零碎卻又連貫地訴說一個關於台灣的音樂故事。 圖／白搖滾活動照。（張仲嫣提供） 閃光燈明滅交錯，恍惚看見張熟悉面孔也在台下，比較遠的角落，高高仰起頭注視前方很多年以前，我亦是這樣望向光聚集的地方。我不記得那些說話的人或內容，但我記得那木質調的氣息，挑高空間裡的落地書櫃和滿放的書籍，以及過涼的冷氣，像是在炎熱的高雄闢出一塊連氣溫都獨立於世的書之島。誠品書店，隱匿於三多商圈的大遠百高樓。 「我長大以後要讀完這裡每一本書。」童年誓言總是天真的可笑。 還不知道身而為人之於世界的渺小的年紀，不懂得若攤開時間的捲軸、上頭並沒有屬於「自我」的座標。然而誠品從此代表了想奮力到達的彼岸，隨時走入寬闊空間的一隅，就能擁有自己的一片天：可能是拉丁美洲的午後暴雨，又或是穿梭巴黎市的牆面；昨天是打包箱工人，明天睜開眼變成一隻甲蟲。不受限制地、貪婪地、狂吞猛嚥地咀嚼書頁。 之後，成為一種習慣。 北上讀書後，習慣因著誠品築居的大樓建築而多元拓展。習慣獨自在唱片區拿起耳機，習慣與朋友相約地下美食街聚餐，習慣抽取電梯前的小傳單瀏覽藝文訊息，習慣研究櫥窗充滿設計感的品牌陳列......場域處處細膩混雜消費與文化，從文字到商品，從精神到物質。上樓，下樓。宛若時時來回奔跑於光譜兩端，不疾不徐地。信義誠品是為一種習慣。 然而，書本總是我最大的執著。最常停留的始終是書與書之間。習慣在新書區晃蕩，習慣翻閱推薦作品。然後有一天，在習慣中看見自己的姓名。 圖／誠品書櫃中的白搖滾。（張仲嫣提供） 習慣因此多了一項：經過信義區必定探班似前往，一一點名架上的書脊，找尋我的名字。像是查找寺廟牆面排列密密麻麻的光明燈名錄噢，我在這裡，於是感到心安。這裡，讓我在高度匿名的城市認識了其他姓名，也在這裡，讓人看見了我的名字。雖然不起眼，但是悄聲地佔有一個位置。 宇宙浩瀚無垠，時間的捲軸依舊沒有屬於我的座標。但我是個有作品放在誠品的、寫字的人。而童年的我在台下仰著頭，在熟悉的場域裡，閃閃微笑。 就算她/我永遠也讀不完書架上的書。 和敦南誠品相同，信義誠品自宣布結束營業起，湧入另一代人的傷感。不捨是一定的，但信義誠品開啟與走入的歷史，在我看來更像一種在游移的光譜上貼近了屬於「人」的頻率 我們耀眼奪目，但面對現實卻也必須卑微低頭；我們開創了一種獨有記憶、獻給某一代人，但離開時卻什麼也無法帶走；我們必須看見自己的不凡成就，但也必須，接受自己終究是，與浩瀚時間裡的全體存有相同，平凡地，走完屬於自己的輪迴。 我將記得自己在信義誠品的樣子，卻也知道世間沒有永遠。我們會被記得，我們將被遺忘。租約也好、憤怒也罷，或許自始至終不過一句米蘭昆德拉：「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張仲嫣：台灣眷村文化學校文字主理人。柏林洪堡大學南亞暨東南亞研究碩士，身兼作家、文字編輯、企劃創意規劃等身份，著有《白搖滾》《前面有什麼》兩本音樂小說。現旅居德國柏林。

【愛傳媒張仲嫣專欄】如同多數（概念上）的西方地區，柏林的萬聖節是年輕人開派對的名目，同時是孩童擁有甜食特權的日子。嚴格說來，我是不喜歡萬聖節的，不喜歡那些刻意營造的恐怖，地鐵裡擠滿一張張血跡斑斑的面孔，低著頭，手機藍光放大粗糙的妝容，慘白卻又荒誕的不合時宜。 但我喜歡在這天看街上的孩子。看他們自信無畏的樣子，拎起南瓜燈，頂著一張張「恐怖的臉」，對於自我樣貌充滿認同，無論是妖是鬼或是英雄明確認知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存在體，並且目的清晰：糖果。那種堅定，或許是我、甚至大多數成年人所喪失的。 圖／專屬萬聖節的南瓜雕刻。（張仲嫣攝） 今年萬聖節，我家社區恢復了因疫情中斷的要糖果傳統。家長們早早在穿堂張貼告示，請願意配合給糖的住戶填寫自家門鈴姓氏，讓孩子能在不打擾他人的情況快樂過節。我因為上晚課的緣故沒有參加，殊不知返家一打開社區大門，便和兩個小鬼對視到。 「哈囉。」我微笑和他們招呼。 見我沒有離開的意思，他們向我走來，問我有糖或是錢嗎？ 「我身上沒有，但你們可以跟我回家拿。」 於是兩個小鬼跟著我穿過中庭上樓，短短的路程我們閒聊。問他們萬聖節開心嗎？開心，非常開心。有拿很多糖果嗎？有，但還不夠！ 「你從哪來的？」其中一個小鬼仰著頭問我。 「台灣。很遠的地方。」 「我從烏克蘭來的。」我有些驚訝，因為他的德語沒有口音。在我還沒完全反應過來時，他接著說：「我們的家因為戰爭被毀了，所以我們搬過來。」 「戰爭？」我不確定是不是自己所想的那樣。 「戰爭。」他加重了字音，「你知道吧？俄羅斯發動戰爭。所以我們來了。」 沉默。不光是因為想控制傾刻湧出的眼淚，更是因為大腦搜尋不到合適回應，它紛亂地跳躍出近期幾個好友在社群網站不約而同書寫的句子：「現在的日子已經夠可怕了，我們為什麼還要過萬聖節？」「妖魔鬼怪天天在路上行走，每天都是萬聖節！」「你知道加薩流的血比你臉上的顏料真實嗎？」 為能盡快填補對話空白，我說了我最討厭的話。我說，我很抱歉。我很抱歉，對於這一切我無能為力，而我對我的無能為力深感抱歉。然而這種抱歉在殺戮面前，不過是句廢話。 另一個小鬼這時加入我們的對話，說他的國家也是有類似戰爭的情事，父母帶著他逃命。兩個看起來不過七、八歲的孩子自顧自地敘說自己的「見聞」，關於爆炸與死亡，殘酷的話從年幼的孩子口中說出更是殘酷，簡單的字彙覆滿血腥。讓我想起了《惡童日記》裡的雙胞胎，艱困會帶來強大的心智，然而小說文字與電影圖像之於眼前這倆實際經歷戰爭的孩子，會是太過虛偽還是感同深受？ 本想多聊一會的，但小鬼們拿了糖果就趕著往下個地點搜刮。 「路上小心，萬聖節快樂。」 向孩子們揮手道別，我關上門，回想上一次聽到親身的戰爭經驗，似乎是來自爺爺。他說國共內戰時屍體堆疊成山，記得他拉著我的手，要我摸摸他頭頂的小禿塊，那是子彈貫穿頭盔擦破的皮。他說，還好當時以同袍屍體做掩護，要是再多往下一釐米，他也會死。他說，他必須好好活，因為他是踏著別人屍體活下來的人。 圖／裝扮做鬼的孩童們。（張仲嫣攝） 往日與今時，似乎分辨不出差異。人類依舊嗜血，文明被與生俱來的野蠻狠狠淹沒。 恐怖不限於節日，真正恐怖的不是那些可以被言說的事物，好比死亡，或是將可言說的事物套上了另一層的包裝好比屠殺，好比戰爭。真正恐怖的是那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真正的恐怖是，你只能觀看這一切在面前發生，卻不知道盡頭在哪；不知道何時會輪到自己，心裡卻又明瞭：眼前的歲月靜好，不過是目光迴避了沿路、腳下、以及將來的屍橫遍野罷了。

【愛傳媒張仲嫣專欄】「舊」與「新」從來只是相對。無論是東德爺爺還是年輕小伙，柏林的人們在舊物中尋找自我的座標，定義出自己的樣貌向外展演。從市井容貌到街頭時尚，以美學觀點討論，柏林並不是一個漂亮的城市。不是。然而在無可避免飛速變遷的時代下，柏林式的舊物保留，似是某種世代間的和平共存。過去的可以新生，而嶄新的，有一日會跌坐塵埃裡。 在柏林生活九年，我或也成為反映這座城的一塊碎裂鏡面，身上可能沾染點屬於這兒的氣味，聞起來像地鐵裡金屬摩擦加機油，又混雜了路邊隨處飄散的香菸及Dner。室內絕大多數使用的是二手用品，路邊撿的、ebay標的，橫跨過整座城市扛回的，堆起成為口頭上被稱為「家」的暫居之所。 暫居，因為尚不清楚要去哪裡。換過一本護照，因而記不清來回往返台北的次數。每當踏上進入密閉機艙踏上歸途，我總是會想起爺爺每年隨季節來往台灣與洛陽的時候，他分得清哪一班航線才是歸途嗎？是「回」台灣，還是回洛陽；至於我，是「回」柏林抑或回台北？ 身在柏林的日子，我時常想起台北。特別是當街邊小吃的種類總是重複，當相同食物氣味重複擴充於不同街角的時候。只是那樣的想起並非鄉愁式的懷想，而是記憶與經驗的重疊。 圖／台北一景。（黃廷宇攝） 台北與柏林差異極大。相較於柏林，台北先進太多，親切太多，隨時隨處可得的便利商店，笑容可掬的店員。一切都有可見的規定指引，順著指示，柔順而不張狂。這是台北。乾淨安全的交通系統，新的流行，新的建設，新的吃食。每一天，台北城都似明顯地往前邁出新的步伐；每一天，知名與不知名的角落亮起了新的霓虹。好似稍稍落了一拍，便躲不開後頭湧起的浪，將被迅速淹沒。 圖／台北夜晚街景。（黃廷宇攝） 所有資源恰恰集中到盆地中央，島嶼各地的人透過不同方式自城門而入，只為尋求一塊安生之處，哪怕零碎狹小。找到了，也就固著了。離開或返鄉變成一種充滿勇氣的想像。因為人口密度過高，人的單位在台北渺小。小小的城背負超載的期待，連帶身處其中的人們超載。如果說柏林是透過舊物尋求自我定位，那麼台北，則是在不斷擴張的新物中探索被看的可能性。猶如城內個個搶眼的招牌，用誇張的顏色喊著「看我看我！」最後卻什麼也看不見，也不被看見。 圖／台北西門町。（黃廷宇攝） 可是城市不能比較。城市的養成與少女性格的養成相同，不同文化脈絡，造就不同的城市容貌。不羈的柏林與精緻的台北，流動的柏林與固著的台北，臭臉的柏林與微笑的台北，它們都是延續過往那片深不可見的歷史而生的結果，並且僅存於「現在」的時態。曾經的當下孕育此刻，而此刻的所有發生都將是歷史母體，孕育尚未到來的未來。 圖／台北傍晚時分與101。（黃廷宇攝） 只是，我在柏林的酒吧向朋友說得口沫橫飛，關於台北；在台灣的火鍋店燙著嘴說的，卻總是關於柏林。爺爺當年也是如此這般，在他的私人圖書館裡，指著書，說洛陽的牡丹大氣，洛陽的風刺骨，洛陽的文化無處可匹敵。翻開的唐詩重覆朗誦：人道洛陽花似錦，偏我來時不逢春。 「那為什麼不春天去洛陽呢？」 「因為台灣的冬天比較暖和。」 看著這裡，想著那裡。沒有好或壞的城，沒有。我們都只是局部的人，只用雙瞳可見的單一視角感受身處此刻所在，局部地，探索局部。 至於離開，可能只是為了能夠再回去。也可能是因為，知道怎麼都回不去。 關於作者： 張仲嫣，台灣眷村文化學校文字主理人。柏林洪堡大學南亞暨東南亞研究碩士，身兼作家、文字編輯、企劃創意規劃等身份，著有《白搖滾》《前面有什麼》兩本音樂小說。現旅居德國柏林。 ●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

【愛傳媒張仲嫣專欄】城市裡的人們是一面鏡子，反映了城市的面孔。城市空間與人群互為對象，共生，共存，共同形塑出只屬於他們的樣子。作為德國首都，柏林，將自我的模樣鮮明刻畫。德國人常語帶戲謔說：「柏林不是德國，柏林是柏林。」她不是德國任何一個部分，她是她自己。 星期天早晨的十字山區（Kreuzberg）是個例子。路邊水窪混雜啤酒和尿液的氣味，或許還有大麻和魔菇，誰曉得昨夜狂歡發生了什麼，也不需要知曉究竟發生了什麼。路過的人們沒有一絲不快神情，倒在路旁的街友仍鼾聲不斷。接近正午時分，太陽放肆照耀整座城，使陰涼逐漸回溫，年輕爸媽推著嬰兒車經過，準備享受週日的早午餐；宿醉的人走向白日也供應酒精的咖啡店點杯琴酒幫助甦醒或者兩杯吧，醒與醉不過是同一件事；同志情侶牽手快步跳越過水窪，像是完成歷史性的創舉般，在它的另一側擁吻。這是日常，專屬柏林的日常。 圖／柏林次文化場域。（張仲嫣攝） 這樣的不羈，讓柏林有了「最適合藝術家居住的城市」美名。的確，自1989年秋季，隔絕東西兩側的圍牆因一場誤會打破交界，當夏波夫斯基（Schabowski）宣布圍牆解禁「立即生效」，人民歡欣鼓舞越過牆的另一頭的那刻起，彷如從天際撒佈了魔法粉塵，它們緩緩落下，落在城市街頭巷尾各個角落，夜幕裡閃爍微小的光，低喃地，預告柏林的新生：她將揹起歷史的沉重行囊共產、猶太人、貧窮也一同掛在身上用新生後的步伐，探索圍牆後面的世界。 圖／昔柏林圍牆。（張仲嫣攝） 於是作為一個（新生後）三十四歲的都市，柏林太過年輕，有太多的不成熟，甚至有些任性。任性地不將歷史的沉重視為沉重。她無所畏懼，不屑於新時代潮流的浮誇造作，背起過往橫衝直撞，大聲自嘲地告訴全世界：「我就是窮，但我很性感（Berlin ist arm, aber sexy）！」真實地消費自己身上每一塊脈絡，局部的、全面的，她都不放過。查理崗哨（Checkpoint Charlie）是最好的代表，無論晴雨總有東德打扮的衛兵站在崗哨邊等待遊客上前拍照，同時販售當年穿越邊界必備的邊界章。偶遇人潮稀落，衛兵們會來回踱步喊：「以前你有錢還不一定蓋得到章，現在全部給你只要五歐！」 戲謔。實實在在地戲謔自己與他人，對柏林而言，似乎比大都會的樣貌來得坦然。她刻意維持教堂屋頂被炸過的坑洞（註一），不掩飾過去東、西德明顯的界線，即便是在亞歷山大廣場（Alexanderplatz）那樣繁華的觀光景點，柏林也就大大剌剌的，繼續讓共產時期顏色灰暗沈悶的扁平大板樓一前一後守衛電視塔，與地面突兀的蜿蜒亮粉紅管線一起，圈出遊客的攝影區。 柏林的建築反映了自身的獨立與矛盾。社會主義餵養了她的過往，但是全球化浪潮襲來，狹著資本滲透地球，社會主義早已成為上一個世代的夢。可即便夢醒了，夢境的體驗仍舊是真實存在（過）的，存藏在記憶，習慣，抑或潛意識底層。 圖／柏林威廉大帝教堂。（張仲嫣攝） 圖／柏林布蘭登堡門。（張仲嫣攝） 好比說，路邊隨處可見的玻璃空瓶，它們其實有更好的去處。集中置於垃圾桶會比隨意凌亂立在人行道更有文明風範。然而柏林人往往忽視街區密度極高橘色垃圾桶，他們說，這樣方便街友拿取，到超市回收換錢。丟進垃圾桶雖能讓街景清爽，但容易使玻璃碎裂，不但換不了錢，還會造成街友受傷。城市的雜亂就此多了一個浪漫的理由。 圖／柏林垃圾桶與路邊趣味。（張仲嫣攝） 又或者是在新克爾恩區（Neuklln）的以物易物店，金錢在此處沒有任何價值。花一個下午在成山成海的二手物件堆中撈選，喜歡的要緊握在手，當然也可以直接穿上身。沒有人介意過程究竟佔用多少時間，只在乎最後，客人拿了幾件衣服鞋襪包款到店，是否交換了等量的物件離開。 每週日的跳蚤市場也有幾分相似道理，那些家裡多餘的衣著傢俱，搖身變作陌生人的新時尚單品，抑或陳列房間的新擺設。偶爾遇見神情肅穆，穿著涼鞋配白襪的老爺爺，一臉不耐盯著喧囂的市集，目空往來詢價的客人，但當你問起他攤位上源自東德的保險卡、明信片、購物袋或是馬克思徽章時，他會瞬間露出微笑，像個孩子生動地手舞足蹈，一一解釋物件身後的故事：他的童年，以及只屬於他的東德記憶。 註一：座落動物園附近的威廉大帝教堂（Kaiser-Wilhelm-Gedchtniskirch）。由威廉二世下令建造，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受損。戰後，建築師艾爾曼（Eiermann）計畫拆除殘骸建造具現代感的新教堂，然柏林市民希望保留教堂鐘樓殘骸。雙方最終達成共識：保留殘骸，並在其周圍建造四棟新建築，讓舊與新合而為一，成為柏林獨有的警世紀念碑。 ●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