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外科醫生正在幫病人動手術。病人的親友從來不知道外科手術是什麼，直接衝進手術房，看到醫生拿著刀，病人卻躺在那裏，滿身鮮血、意識不清。這群憂心如焚的親友們立刻高呼『殺人了』、『救人喔』，一擁而上把醫生打了一頓，結果病人手術失敗死掉了。充滿正義感的親友們決定控告醫生殺人，還說還好自己到場得早，親眼目睹這起殺人事件。」
這個故事不是寓言，是一位朋友對於台灣電視政論節目的看法。在他眼中，這些名嘴就像是故事中不懂醫學手術的親友。
朋友說：「電視名嘴通常一集三千元，天馬行空無所不談，這群人怎麼這麼厲害，什麼都懂？他們根本什麼都不懂，但是卻什麼都愛講。真的要研究一個議題，要花多久金錢與時間才夠？三千元夠嗎？胡說八道才夠吧。」
這可問倒我了，只知道通告費未必是三千元，雖然大多數來賓都是這個數目，20年來沒有什麼變，但是有更少的，當然也有遠遠超過的。
我是大學教授，但是越讀書就越發現自己太多事都不懂。所謂學者教授，其實只是對一些特定題目鑽研很深、看很多資料、然後試著去進行科學推論的人，當然不可能什麼都懂。
不過說起電視政論節目，倒是有一點個人經驗。第一次上電視政論節目，已經是將近二十年前，那時主題是地下電台對選舉的影響，我對這個題目還算有一點認識，又在報紙上寫了一篇文章談「地下電台的政治經濟學」，於是就被邀請去上了那時最紅的電視政論節目。
當時紅遍台灣半邊天的政論節目主持人在節目進行時問：「所以這些地下電台駡選舉，是有人在背後煽動的嗎？」我很坦白的說：「這個我沒證據，不能確定。」進廣告休息時，我教過的節目助理跑來跟我說：「老師，遇到這種問題，你就肯定地說『一定是這樣』就好了。還有，可以主動打斷其他來賓的發言沒關係。」我沒有正面回答，但是心中苦笑，當然沒有依照他的好心建議去講。節目像戲劇一樣，需要張力與衝突，這我當然知道。但是我有必要配合演出嗎？我是學者，還是演員？更何況，知道的能講，但不知道的怎麼能亂講呢？
可能是配合度不高、口才也不好吧，後來各家電視政論節目不太常邀我去當來賓。不過幾年下來，幾個月一次，陸續也上過了超過一大半的電視政論節目。
那段時間，陸續跟許多名嘴互動過。有一次，一位那時很紅的陳姓全職名嘴，好心讓我搭他便車從內湖去捷運站，路上他主動分享了自己的心路歷程：「我離開報社後，沒有固定收入了，要靠通告費養家活口。說真的，當通告來賓的壓力很大，每一天都無法確定隔天還會不會有通告。」原來名嘴也有不為人知的壓力。
有一次上電視政論節目，討論年代綜合台執照不被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續照的事件。下節目後，有一位學而優則入閣的長輩看到節目之後好心打了電話來提醒：「你說NCC不對、電視台不對、連在場聲援的立委也不對，各方都不對，你是想要得罪全世界嗎？」
加上當天有一位知名的名嘴說起國外對電視執照的處理情況，跟我所知道的大大不符。我如果當下立刻搶話去指正人家，這樣公然打臉，很怪，當場不指正又好像默認了，這也怪。加上有了一雙寶貝女兒之後，晚上陪著小孩是人生一大樂趣，不想在夜色中為了三千元通告費而奔波，只好婉謝電視政論節目的邀請了。
作者為台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中華傳播管理學會理事長、i-Media愛傳媒榮譽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