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林瑞珠│攝影：詹樹樹 林瑞珠】
＂當文創產業在台灣搞得如火如荼，消磨了文化底醞的同時，在人生雜沓的永康街靜巷內， 有一方茶堂靜室，不招搖、不喧嘩，亦無須招牌，但因氣質出眾，無法讓人不注意到它， 這個地方叫「冶堂」，一個推廣茶文化的工作室。＂
主人何健同時賣茶，卻只奉茶而不叫賣，他隨和地與客人談論各種茶文化議題，提供數十年收藏任人瀏覽，毫不吝惜。
韓良露日前為文提到：「這樣的小茶房，說是做小生意，但賣的卻是文化的良心、操守與風範，看了怎不叫海外來客感動。」不僅海外來客，筆者每回帶友人來訪，他們都驚訝的說：「喝茶真的不收費嗎？」「這裡真的有在賣茶嗎？」我篤定的告訴他們，一點不假。
大隱隱於市的茶人
「冶堂」位於永康公園邊的三十一巷巷內，在老舊公寓群、幾戶日式宅邸之中，從外頭熱鬧的食街轉入安靜小巷，噪音頓歇，來到小巷中段的冶堂，在古典藍的木製大門之內，小庭園充滿陽光綠影，兩側置放了陶瓷大水缸盆景，窗邊還有一塊彷彿閒置的木雕招牌，斜影微微映照著古樸的木門木窗，突然，一切都雅致了起來。
蹬上幾個階梯，拉開木沙窗，迎來一室茶香與滿室的茶文物。
來者是客，絕對奉上熱騰騰的好茶，都是當季何健跑遍全台茶區精挑細選來的。他對每位客人一視同仁，今天泡什麼茶，就給客人喝什麼茶，無人例外。
何健說，茶葉是質地很純的東西，極為敏感，但對人有平等的特性，一泡茶，不管對誰，都給予同樣的滋味，不因人之貴賤貧富而有所區別，只因人之不同，而各自體會、各取所需。就這個特性，讓他體會出待人接物的平等心，只要來到「冶堂」，他都一視同仁，喝一樣的茶。
將客廳搬到工作室
「冶堂」地方不大，並非以茶藝館、茶行，或茶器專賣店的形式擺置，倒像個小型的茶文物館，深咖啡色的仿古傢俱櫃子，白色牆面，溫柔的燈光，簡單以幾支花木枯葉佐茶，多了幾分靜美。它之於何健，不過是把家裡的客廳搬過來，提供一個和朋友分享茶的空間，這裡舉凡一切擺設都是循著茶的氛圍，以及主人對茶的體會所做的陳設，例如喝茶的桌子、吃飯的桌子、所有的櫥櫃及展品都是。和家裡不同的是，這裡需要更多展示的東西，所以多了一些櫃子、並把多年的收藏分門別類在這裡展示。
何健將這個分享茶的空間，分成四個區塊，進門處為茶器區，擺上古早方桌，條椅，入坐下來奉上茶湯，閒聊話茶隨意。周邊櫃上乃各類茶器，可欣賞，愛之則買。
茶器區與左邊圓桌區以透明紗布相隔，那裡是茶葉區，每一季從各地精選出來的茶葉就展示在立面的櫃子上，並將過去收集來的普洱茶、千兩茶，以及曾經協助一些活動單位做的包裝茶，都在此區展示或販售。
最裡頭乃茶文物區，裡頭展示的都是與台灣茶有關的文物，充滿故事。其旁為泡茶區，何健通常就在那兒執壺泡茶，來客口中每一滴甘露都出於此，想要談茶，則可以在此任一個角落。
從集郵到茶文化
怎麼走上這條路？路上看過哪些風景？
外省第二代的何健，父親在十幾歲為了走避國共戰爭，隨著大伯父來到台灣，因為家無恆產，既非公務人員又非跟隨部隊，因此生活相當清苦。小時候，何健一家人就擠在四、五坪大的小房子裡，吃飯洗澡睡覺都在那樣一個小空間中進行，對於茶的初體驗，就是家中大茶壺中的廉價香片，以及上學途中會經過的免費奉茶，兩者都是淡淡的、比白開水有點滋味。當時窮人家的小孩沒什麼消遣，除了玩泥巴之外，靜態而不花錢的就是集郵。
最初何健只能收集長輩書信往來上的郵票，撕下郵票那一角後，先泡水，再晾乾，然後貼在集郵本上，這是當年幾乎每個小朋友都經歷過的樂趣，稍長之後，有零用錢，才會去買國慶日之類的紀念郵票。念初中以後，便會到已拆除的中華商場二樓的郵幣社去遊逛，當然，一個家境不好的學生是不可能有能力購買的，但在那裡除了有機會看到許多郵票錢幣之外，也在那裡的古玩民藝品店中長見識，不論是商周的銅器，宋代的陶器、玉器，都在店家與買家交談中，獲得許多知識。這個經驗，影響到後來他對陶瓷的研究，特別是江蘇宜興窯的茶器。
初嘗茶香滋味
畢業之後考進銀行，當時公務員是鐵飯碗，銀行則是金飯碗，待遇、福利、社會地位都很不錯。他所服務的單位在新店，新進人員必須坐櫃臺，於是有機會面對不同領域的客戶，其中有些是文山地區的茶農，互相熟識之後，每逢新茶上市，就會送一點給他，何健初次品嚐過這些清香淡雅的文山包種茶之後，才驚訝的發現茶的美妙滋味，並且深深被吸引。當時一九七九年，他二十三歲。
後來他利用閒暇時間到故宮上了陳擎光所開的「中國陶瓷」課程，陳老師對於何健的好學、認真非常賞識，鼓勵他考美術研究所學習美術鑑賞的能力，未來如能到故宮器物處任職，才有直接上手的機會。
上手，感受來自文物的觸覺，這對學習文物鑑賞來說，是很重要的過程，而故宮正是擁有最多上好器物的單位，那是每一位鑑賞專家夢寐以求的學習並發揮所長的殿堂。
只是當時何健的經濟條件並不允許，夢想只能變成遺憾，而老師的這份厚愛則轉變成一種鼓勵。後來何健又在陸羽茶室上了一堂陳擎光所開的壺藝課程，於是他放棄中國陶器，專攻江蘇宜興窯方面的知識，從中得到在銀行工作所得不到的滿足。當時正值台灣經濟起飛，許多中國好的器物都來到了台灣，宜興窯最聞名的茶器亦然，所以他有很多機會接觸到全中國最好的茶器生產區生產的茶器。
因為專事壺藝，進而喝茶，更發覺出台灣各種茶的細膩美妙的滋味，於是開始研究茶。
何健研究茶，除了喝茶、品茶之外，亦從古籍尋找入門途徑，他說，從陸羽茶經等古人書寫的資料一路讀到現在人的作品，可以很容易理清茶文化、茶產業以及後續有關茶的著作的發展脈絡，倘若從現代人眾說紛紜的著作中入手，那只有愈理愈亂。
深入茶文化的世界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何健參加中華民國茶藝協會、中華民國茶藝聯誼會所舉辦的中華茶藝選拔賽，榮獲首獎殊榮，頓時，引起矚目。當時正是台灣茶藝隨著經濟成長而蓬勃發展的時候，都市交誼場所的需求大爭，茶藝館因此興盛，這個選拔賽實則為以茶葉改良場所代表的官方及民間共同舉辦的推廣促銷活動。
得獎後，便有朋友鼓勵他開茶藝館，可他自認所學淺薄，還需要更加深入，而且他也很清楚知道不論茶藝館或銀行，都不是他想要實踐生命哲學的地方，於是放棄了開茶藝館的大好時機，也毅然決然放棄高薪的銀行工作，於當年年底在景美家中成立茶文化工作室，亦即「冶堂」，一心栽入茶的世界，專心做茶葉、茶器、茶文化的研究，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四年間，主要研究宜興窯的陶藝，一九九四年至二○○二年則研究雲南普洱茶，二○○二年覺得該是把自己所學及心得分享給他人的時候了，於是將工作室搬來永康街小巷，日日送往迎來，與人分享他多年來的體悟。
多年來對人茶合一的實踐
一九八五年得獎當時，時報週刊給何健作了專訪，當時他向來訪記者提出一個觀念：「我想追求的理想是『人茶合一』。」何健說，這不是一個口號而已，多年來，他確實在喜歡茶、研究茶的過程中，將體會的道理實踐在生活之中，它可以說是一種哲理、一種宗教思想，或是美學概念，透過對茶一門深入的研究，讓他理解到這世上的所有道理都是一以貫之的，瞭解了茶，也就理解了人生，理解了別人。
沒有正職及固定收入的日子非常辛苦，但這段艱難度日的酸苦，讓他更貼近茶的本質。如同陸羽茶經所言：「茶性儉」，與窘迫的生活對照，何健理解了其中意涵。
所謂茶性儉，講的是茶的收斂性，亦即口感上的澀，好的收斂性會讓兩頰產生唾液，生津解渴，不好的儉則產生麻。運用到生活上，儉，節儉，就是少一點，也就是多一分不如少一分，如同飯飽七、八，要比十分感覺更輕盈、更舒服，更合乎健康；就飲茶而言，何健因此體悟到「喝好一點、少一點、淡一點」，如此細品，更能喝出茶湯風景，適用於生活中，則節儉一點、簡單一點、恬淡一點，只要不影響生活品質即可。
從茶中體會出人生哲理，讓何健樂於過著簡單的生活，發自內心的真誠待人接物，也讓他在選茶時，有自己的堅持。他說，一般人選茶著重於感官的評鑑，重香氣、甘甜、珍貴，但他的第一關是要選擇在比較好的生態環境，對土地比較友善的方式栽培的茶葉，未必是有機，而是著重於整體環境，因為他想要傳達的訊息是一種友善環境的觀念，包括人跟大自然、人跟人、人跟物的關係，這些都可以從小到茶的品味，大到面對生態環境的態度中得到啟示。總之要讓我們的空間永續發展。
他相信正確的觀念能夠型塑一個比較良善的茶葉供應鍊，如果消費者能對環境友善，那必然能夠影響茶農的生產方式，也讓污染、浪費得以降低。
茶性儉乃人生良藥
問何健如果當年沒有辭去銀行工作，能否體悟「茶性儉」的真諦？他坦白的說不能，只能分辨茶湯細膩的滋味，無法與生命智慧做連結。
對茶的品味，對「儉」的體會，也讓何健面對一個茶席，即可看出茶主人的心態，如同看到一個人的穿著一般。於他而言，能儉則儉，亦即能簡則簡，即使是裝飾性的東西，除非有畫龍點睛之效，否則他都是拿掉的；拿掉，才能更加烘托出茶席之美。
不管是茶器或茶席，他的概念是：很簡單而不簡陋，很古樸但不粗糙，很繁複卻不雜亂，很精美雅致但不過度負擔；隨著不同的人、時間、地點，茶席的羅列亦會有所改變。
看來，吃苦真是生命的良藥。以茶為師，何健學到謙卑，學到寬容，並感恩這大自然的賜予，感恩茶農的辛勞，也感恩所有精細雕琢著茶器的陶藝師；因為懂得感恩，對人、對物，便更加友善。
何健將茶帶給自己的身心靈感官的體悟，在冶堂這個空間中，分享給所以進來的朋友，同時，在這裡也結交了許多來自不同領域的朋友，尤其文化界，一直給予他許多鼓勵，讓他從中又得到許多養份。而他在成立工作室近三十年來，一直都實踐當初所講的「人茶合一」，而且也從茶中體悟出一種生命態度與生活方式，如今工作即生活，回想當初豪語，算是無愧了。
．本文經潮人物授權刊載，原文分享於潮人物網路平台（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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