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清汶/法學教授
一個人忘記了回家的路,家人可以帶他回家;忘記了親人的名字,家人可以耐心提醒。然而,當他逐漸失去判斷能力、生活自主權,甚至無法表達自己的意願時,誰來保障他的尊嚴與權利?
這不只是家庭的難題,更是國家文明程度的考驗。
立法院於十一月十一日首次針對朝野提出的十五個《失智症基本法》草案版本進行逐條審查,值得肯定。然而,審查進展緩慢,對失智症定義、立法必要性及制度安排仍有歧見。面對日益嚴峻的高齡化挑戰,立法不能停留在政治表態,更應回答:國家究竟準備如何保障逐漸失去認知能力的人民?
第一,失智症不只是疾病,更是人格尊嚴與基本人權的問題。
失智症並非正常老化,而是由多種疾病引起的認知功能退化症候群。患者可能逐漸失去記憶、判斷及生活能力,但認知能力的衰退,絕不意味著人格尊嚴的消失。
從倫理學觀點來看,一個人的價值,不應取決於他還記得多少事情、能創造多少經濟價值,或能否獨立作出理性決策。
然而,現行法律對失智者的保障,分散於《老人福利法》、《長期照顧服務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病人自主權利法》及民法等制度。醫療、財產、監護與照顧各有規範,卻缺乏整體性的權利保障架構。
基本法的首要任務,就是確立失智者即使認知能力下降,仍享有自主、尊嚴、平等及社會參與的權利。法律應依其實際能力提供必要支持,而非僅因診斷結果便全面剝奪決策權。
第二,失智症不只是個人失能,更可能造成整個家庭的失衡。
一位長者罹患失智症,往往意味著配偶必須承擔長期照顧,子女可能減少工作、提前退休,家庭則面臨經濟壓力、心理疲憊與人際衝突。
從系統動態觀點來看,這可能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患者照顧需求增加,家庭負擔加重,照顧者身心健康惡化,照顧品質因而下降,最後又增加醫療與社會成本。
如果國家只在患者病情惡化後提供補助,便是以昂貴的事後補救,取代更有效的事前預防。因此,基本法應建立早期篩檢、及時診斷、社區照顧、家庭支持及照顧者喘息服務的完整制度,並將照顧者的心理健康與就業保障納入政策。
第三,基本法不應只是政策宣示,而應建立可以問責的國家責任。
台灣並非沒有失智症政策,而是政策分散、跨部會協調不足,且容易受到預算及施政優先順序變動的影響。
衛生福利部負責醫療與長照,法務部涉及監護及財產保障,勞動部關係家庭照顧者的就業權益,地方政府則承擔第一線服務。若缺乏中央統籌,各部門即使努力,也可能陷入各自為政的困境。
制定基本法,應明定中央統籌機制、跨部會分工、穩定財源及定期評估制度。尤其必須建立具體指標,包括早期診斷率、社區服務可近性、家庭照顧負擔及失智者權利保障情形,讓社會能夠檢驗政策成效。
否則,法律即使通過,也可能淪為另一份缺乏執行力的政治承諾。
第四,失智症基本法更應成為世代正義的制度保障。
有人質疑,為何要針對失智症單獨制定基本法?其他重大疾病是否也應比照?
這項質疑值得討論,但不能忽略失智症的特殊性:它不僅影響身體健康,更直接涉及意思表示、法律行為、財產管理、人際關係與生活自主。患者甚至可能逐漸失去為自己爭取權利的能力。
因此,立法的正當性,不在疾病名稱是否特殊,而在現行制度是否存在重大且難以彌補的保障缺口。
更重要的是,今天制定的法律,不只是為現在的失智者,也是為未來可能面臨同樣處境的每一個人。一個文明社會,不能只讚美年輕時的生產力,卻在人民年老失能時,將照顧責任全部交還家庭。
「壯有所用,老有所終」不應只是理想,更應成為現代國家的制度承諾。當人民逐漸失去記憶,國家不能失去責任;當一個人逐漸失去自主能力,社會更不能忘記他的尊嚴。
《失智症基本法》的真正意義,不只是保障近四十萬失智人口,而是向所有國民承諾:無論生命走到哪個階段,人的價值都不會因認知能力衰退而消失。這才是立法刻不容緩的根本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