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玉莉/中美文經協會副秘書長
2026年7月6日筆者依著公車路線從常寧宮到王曲街道上，仍然可以找到過去王曲軍校(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的舊址；雖舊址的樣貌已換裝是西安通訊軍事院校的校門（或稱國防科技大學)，校區沿著整治的滈河(當年王曲軍校學生的回憶文，卻稱湘子河)而左右排列。徒步中當時有二人特意走向筆者，規勸我不准用手機對著軍事學校大門口拍照！!於是筆者慢行目測來看，新軍事學校校地規模之廣大，或許可以想像當時抗戰期及勝利後，約有9年時間，曾記載此處約培訓近3万多個國軍幹部。接著，筆者再徒步來到一間名為“十三省總城隍廟”，注意到它高掛的簡介牌，卻說該廟抗戰期間被胡宗南將軍全拆撤後，已成為當時王曲軍校的校本部，如今它算是移址而新修復的廟，毗鄰於校區外。乍看這一說詞，當下筆者滿生疑惑可以盡信？
返程台灣後，筆者從3個方面並考據相關資料，特別引用老照片及當年王曲軍校生的回憶及目前大陸一些文史工作者的介紹，說明此廟對於抗戰期間城隍廟的變遷或遺址的介紹，是不符合史實；尤其指名胡宗南將軍在抗戰初期為建立王曲軍校而拆廟撤除之，完全係顛倒黑白。文末筆者已指出：所謂王曲城隍廟又名十三省總城隍廟，上個世紀之所以全拆撤，實因1960年後在此新設立的學校，自做主張決然地拆除原廟內的所有建築物。
一、1938年下半年，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校址確實在王曲鎮。
據知，中央陸軍軍官軍校第七分校是以1938年3月29日訂為創校日；因1937年末淞滬戰役後，1938年初胡宗南已奉蔣介石之令在陜甘一帶佈防；即陜西鳳翔、甘肅平涼、蘭州、天水一帶組建部隊。另據吳允周(當年軍校之教育長)91歲時在台灣出版的《王曲文獻》回憶，第七分校創立初期，他承胡宗南之命報准軍委會軍訓部有了第七分校番號，遂帶領徐州和安徽壽縣的流亡學生們先在陜西鳳翔建立軍校，同年年底該校校本部已遷至西安南郊王曲鎮，因此第七分校又簡稱為“王曲軍校”。該軍校原校址的部分建築，在西安事變前，屬張學良在王曲鎮建立的軍官訓練團的房舍，而1942~46年胡宗南先生日記，曾多次提到:3月29日是青年節也是該校的紀念日。1945年3月29日胡在日記又提到:“余統計分校畢業員生32,018人 內，正式學生21,679人傷亡學生3,074人，臨陣脫逃學生83人，開除學籍學生207人。”
再以，很肯定的是，抗戰結束後一年，王曲軍事學校仍然還有訓練的學生(有些回憶文提及1946年6月王曲軍校已解散)。據胡宗南先生日記敘述如下:“1947年1月1日在河西大操場閱兵參加學生2000餘人。”故而，多項資料記載，該校號稱抗戰前後，中央陸軍軍官軍校最大的分校，其訓練人數高達約3万人。
此外，該校地址1938年後期確定在西安城南的王曲鎮，還有二個明顯事證:其一，學校創立後不到半年，當時學校內政治部於1938年9月18日在陜西長安王曲鎮創辦的校園期刊，其刊物敍明，校址設於王曲鎮城隍廟内而得名。其二，1938年12月24日蔣中正日記自述:“今晨7時半由西安到杜公祠會客，11時到第七分校訓話。正午在杜公祠午餐。下午2時半由西安起飛5時到重慶。”
二、抗戰期間胡宗南等選擇城隍廟為其校本部，自有特殊之意義。
(一)胡宗南將第七分校選址於城隍廟附近，一方面循例以軍事用途予以徵用。因為七七抗戰前，張學良西北軍即在此設立軍官訓練團並留下一些校舍；且距附近一公里遠處建有張學良的青龍(興隆)嶺的別墅房。西安事變(1936年12月12~25日)後此處已漸荒廢；1938年後，胡宗南為組建部隊並練兵，不斷招收並訓練大批知識青年與政工幹部。 有記載1938年5~7月，他在西安城西南隅王曲、韋曲、杜曲或終南山的翠華山一帶即建立游撃班並成立了「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通稱戰幹四團)等。
從另個方面來看，戰時徵用廟宇或房舍並非要破壞它，而是臨時因應戰爭的需要，希望各地的宗教祭祀活動減少，相對來說也是對古蹟另種保護吧!例如，胡宗南把西安城內小雁塔、董子（仲舒)祠、杜公(甫)祠、東倉門、五嶽廟等都當成他公務場所、大型軍事會議或官舍住宅地。1942年9月3日後，蔣介石日記敘及來到西安檢閱第七分校，還稱讚胡宗南把董子祠整理的非常的好。讓他看到祠堂和古墓保存無恙。
(二)王曲的城隍廟為何受到特別推崇？
據文獻介紹，王曲村南滈河東岸有個十三省總城隍廟原是西安老城區外圍最大的廟院，其建築之宏偉，做工之精美，勝過現今修建於陝西咸陽市三原縣的城隍廟。相傳將“紀信”封為城隍神的廟，在西漢年間已流傳。王曲的城隍廟為明洪武皇帝朱元璋次子秦王朱樉所建，其目的既為尊崇替漢高祖劉邦在滎陽戰役而死的大將紀信，也宣誓自己鎮守西北向父皇帝敬表忠心。而此處被稱為“十三省總城隍廟”，有一說法是宋代才把城隍列入重大祀典，城隍神紀信被封为“忠祐安漢公”又稱“忠烈侯”。也因明朝把中國劃分為十三個行省，當時陜西王曲鎮城隍廟無論占地規模或香火鼎盛都遠近聞名，故此廟被尊為十三省總城隍，接受来自川、滇、貴、鄂、蒙、藏、齊、鲁、晉、冀、豫、徽等善男信女們的祭拜。
三、1960年代王曲鎮城隍廟原址被毀無痕，全是大陸新設立的軍校自行拆除的結果。
(1）從幾張老照片，我們看到王曲城隍廟的大門正掛著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的牌示，足以說明抗戰前後，象徵中式廟宇建築的城隍廟始終與王曲軍校的招牌合為一體。
(2)再從幾位文史工作者的回憶，其實抗戰期城隍廟廟內仍保留很多古蹟。
例如根據黃埔文史研究者於網站發文，與當時師生的回憶錄（如單補生先生的考證），王曲軍校校本部自始即保留原本廟宇的宮殿式結構，當時廟內大小城隍神祗還被收集一處存放；至於門聯則融入了當時軍政時期的「革命精神」與黨國的色彩。王曲校門上的一幅「鐵肩擔主義，血手寫文章」門聯是胡宗南主任的手筆，他殷切期許「今日的戰士」要服從領袖，從頭收拾舊山河，勉勵學生們保家衛國驅逐日寇的標語，皆鐫刻在校內講詞與門聯上。有張照片還攝入大門内即有一屏壁，上有一幅畫，蔣介石騎在雄壯白馬上，馬前行胡主任持缰步行，馬後繪著很多王曲軍校的學生。胡宗南將軍曾向學生譬喻：他是領袖馬前一卒。此外，軍校在進駐城隍廟後，都進行了修飾，最醒目的更動之一就是在各個大門上，直接漆繪上大大的「中華民國國徽（青天白日黨徽）」。
總之，多數的照片及回憶文章中，都提到軍校內部設施是保留城隍廟內的空間成為辦公場所， 當時的校本部樣貌就是巨柱新漆、掛著銅字對聯，院內古木成蔭，隨處貼示著黨徽及國旗圖幟。
事實上，中共建政77年後，有關“王曲城隍廟”突然消失無踪影！有二種說法；一篇文章指證：既使在1950年代後，有二個軍校接續遷入原王曲軍校校區，但當時的“城隍廟”主建築還保留著影壁、山門、戲樓、鐘樓…前殿、中殿及側殿，直到1978年西安通訊學校才將之全拆毀。不過筆者比較認可2025年4月4日一位號稱“王曲老楊”的說法，他在網路上更正一些亂說王曲城隍廟全毀於胡宗南之手的謠言。他提到:城隍廟大殿被拆除時間是1965年春被58051部隊拆除的；南山牆下拆出三个石壁，中午放工還在下午上工就没有了，當時他就在現場拉牆土給生產隊做稻秧堆。另，他提到（應該是依據當地老人傳述)：當年胡宗南給大殿前還修了遮棚，農曆初一、十五還讓香客進去燒香，農曆二月八日(城隍爺紀信誕辰)還會開放農村三集十二社，管理廟宇祭祀活動。
綜觀來看，抗戰時期國軍迫切為著正當的軍事用途，而徴用“王曲城隍廟”為校本部且盡到保護責任；從留下的回憶文皆憶及老廟仍保存著大門、柱樑、門神像；其中廟內影壁繪製蔣介石騎馬戎裝或建築四周的廂房等，在諸多照片裡，又再次得到證明！如今1960年代新的軍事學校，在拆除老城隍廟前，不僅不留些歷史檔案照片，卻把廟宇自行拆除而全毀之責任汚衊推向當年保家衛國的抗日名將胡宗南將軍。胡將軍在1945年9月22日在河南鄭州中華聖公會禮堂，以「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的身分，正式接受侵華日軍第12軍司令官鷹森孝中將的投降書。相信這段史實，會讓後人永誌不忘。筆者不禁要質問西安的文化單位，新修建的“十三省總城隍廟”，簡介文裡，豈不睜眼說瞎話？有盡到文史單位應有之責任？對於中國抗日的國軍及將領在抗戰期所做的貢獻，有給予基本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