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渡/作家
雖然鹿港民意鮮明反杜邦，但似乎中央政府難以抵擋美國的壓力。1986年7月4日，經建會主委趙耀東在例行記者會中表示，污染性工業如果能有效控制，仍應准許其設廠。而鹿港警分局則拆除了中山路兩側的反杜邦看板。
國民黨的民眾服務站更有趣，想發起一個「鹿港鎮各界阻止杜邦公司設廠行動委員會籌備會」，並預訂場地準備召開。李棟樑認為，他們只要加進來，跟我們一起反杜邦就好，幹嘛自己再做一個？顯然其中有詐。
盧思岳則認為，這是想魚目混珠，把反杜邦的民眾分散，才不會集結成一股力量，所以要全力抵制。很顯然民眾反映不好，這個構想無疾而終。
這些作為顯示，杜邦公司與政府仍在幕後運作。
僅僅是反對設廠，似乎也不是辦法。畢竟反對的聲浪再大，終究無法說明鹿港人的意志。但如何設法呈現鹿港人的民意呢？民意又如何讓中央知道？
在鹿港閒聊時，我忽然想到一個辦法：公民投票。在鹿港舉辦公民投票，民意不就能清清楚楚顯示出來。
李棟樑非常同意，就說：「阿渡，拜託你把這個構想寫下來。我們印下來當傳單來發。」
為了拚時效，我在鹿港當場寫了一份傳單，標題是：「鹿港鎮全民投票，決定要不要杜邦」。
文字不長，然而意思很清楚，現在爭議杜邦有沒有污染，環境保護如何，都不如鹿港人要不要杜邦來設廠重要。即使再大、再好、再有錢的投資案，只要鹿港人不同意，什麼案子都不應該來。鹿港人可以選擇過什麼樣的生活，為了文化，不要跨國公司；為了乾淨的天空，不要化學工廠；但鹿港人也可以選擇要污染、要經濟、要發展。這一切應該由鹿港的民意來決定。而顯現民意最好的辦法，就是公民投票。
這是台灣破天荒第一份宣告以公民投票來決定公共政策的主張。
因為此前在戒嚴時代，未曾有過，此後也是解嚴後，1991年，民進黨立院才提出以「公民投票更改國號為台灣共和國」。它的政治性使得公民投票反而成為一種極端敏感的課題，失去了像瑞士等國家將公民投票是直接民權的顯現。
但在1986年夏天，當這一份公投的傳單，堂而皇之的，出現在鹿港小鎮的街頭的時候，誰也沒有警覺是多麼敏感的話題。
事實上，我提出「全民公投」的要求看似公允、公正、公開訴諸民意，但它暗含更深的謀略。
首先，為了一個投資案而在地方上舉辦公投，這是未曾有過的。更何況在中央民意代表都未曾全面改選的時代，這種「鹿港公投」的說法，等於承認直接民主，間接批判了戒嚴時代的不民主。
其次，如果舉辦公投，要如何設定投票人口。設若僅由鹿港人來投票，則結果很明顯。但若設定全彰化人都可以投票，則可能得到一個詭異的不同結果：大部份彰化人同意杜邦投資，但鹿港不同意，那要如何處理？難道可以讓杜邦去投同意票多的地方設廠嗎？如果全彰化都不同意，那政府還要不要做？還有，如果設廠是經濟部的決策，那要不要全台灣公民投票？到時候，同意者與不同意者的比例如何？萬一全台灣的公投通過，但唯獨彰化與鹿港都不要，那要如何處理？
這便是這個「鹿港鎮公民投票」所隱含的兩難陷阱。它不是要解決問題，而是掛著民主、直接民意的訴求，提出一個讓政府無法反駁，卻完全兩難的困局。
公投傳單在鹿港散發後，頗引起一些回響。主要是鎮民反應說：「對啊，我們鹿港人的同意與否，才是投資的關鍵。」
可惜的是，我是在李棟樑的辦公室寫完這一份文字，他們打字後印成傳單就散發了。我未曾留底，最後也沒有保存傳單，只有蔡明德當時拍下的一張照片上，留有那張傳單的樣子，還可以看出大字標題，以及盧思岳、范振國在整理傳單的年輕身影。三十多年後，還是盧思岳提醒我：「你曾幹了這『台灣首次提出公投』的文宣，石破天驚啊！」。
我這才回想起來。
公投只是拋出來的一個戰略。另一個戰略是環境運動的「全島大串連」。
由於反杜邦逐漸回到地方新聞，缺乏全國性的關注，因此反抗的聲勢略微減弱，李棟樑問我有何對策。
我站在台北新聞編輯台的角度想，如果只是限定於一個鄉鎮，新聞上回歸地方版，這是正常的。除非你是上台北到經濟部、行政院去陳情。但陳情也陳情過了，總不能再來一次。但若是只停留在鹿港村里的「環境保護說明會」，終究是一場又一場的演講，並無新議題。
於是我想起自己曾採訪過的大潭村鎘污染事件、新竹李長榮化工污染等。於是建議，不妨走出鹿港，帶著鹿港鄉親，去大潭村看污染，讓他們了解污染的危害，是多麼可怕而無可挽回；帶著他們去看李長榮化工，看化工公司的污染會造成什麼後果。這些已經設廠的地方民意是如此悲哀，足以警惕鹿港鄉親。他們回來一定會全力宣傳反杜邦，變成最死忠的支持者。
當然，這個行動本身也隱含著「環保運動大串連」的意味。以鹿港為主體去串連大家。
至於行程的安排，作為鹿港天后宮的管理委員成員的李棟樑很實際的說：我們媽祖廟的阿公阿婆，信眾很多，本來也有進香團，我們可以成為「反公害之旅」，如果順路，順便也帶他們去進香。
事實上，此時的反杜邦運動已經成形，「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雖然還在籌備階段，但已有許多鹿港的企業熱心捐獻，帶著鄉親進行反公害之旅，提升環境認識，是非常好的活動，經費上也不會有困難。
「反公害之旅」自此展開。首站是桃園縣觀音鄉大潭村。他召集了媽祖廟天后宮的信徒，準備兩台遊覽車，由於當時鹿港的街道太小，遊覽車停在較寬廣的公路上等待，卻不料遇上警備總部的阻撓。他們以未申請集會遊行為由，禁止已經集合的群眾走出街道，去上遊覽車。
雙方在街道僵持了兩三個小時，李棟樑反覆交涉，並保證一定不會去台北街頭抗議，一定把人安全帶回來，他們才放行。
踏上旅程的大伯大嬸，無比開心。沿途唱歌，聽李棟樑和陳秀賢等人講環境保護的故事。
大潭之後，還有李長榮化工。此時李長榮污染己非常嚴重，附近居民深受其苦而不知如何是好。在李棟樑來拜訪之前，我和范振國特地去新竹拜訪蔡仁堅。他已經選上縣議員，應該有機會出來領導反污染運動。如此，對他在地方上的影響力也有幫助。如果他願意，我們便打算把李長榮這邊與李棟樑串連起來，互為支援，環境運動就可以有鹿港、台中、新竹、桃園的串連之勢。而鹿港的聲勢較大，則可以作為主要推動者。
有一個全台灣的串連，環境運動才不會孤單單在地方上被政商共犯給壓得死死的。
我仍記得去找蔡仁堅的那一天下午，他因為有事，會晚一點回來。我和范振國在新竹市的三角公園裡閒坐。那裡有專為公園裡下棋、聊天、等候的老人而開的泡茶小攤子。一壼烏龍茶不過五十元，可以讓下棋的人泡上老半天。
然而不只是這樣，公園裡還有幾個提著菜籃子的中年婦人，身材窈窕，穿著洋裝，化了淡妝，籃子裡也不見有什麼菜，只是閒閒的晃來晃去，偶而跟幾個老人打情罵俏。
一個老人似乎說得興起，很想跟一個女人回去的模樣，可一轉眼，他忽然想起來了，忙說：「啊，不行，時間快到了，我得去接孫子。」轉頭騎上自行車走了。
那女子有些失望的回首，幾分怨嗔說：「每次都這樣，只會說說！」
幾個老頭安慰笑說：「他每天都這樣，假仙假鬥，妳別理他了啦！」
我們看那女子像是傳說中的菜籃族流鶯，卻也有幾分姿色，不禁好奇起來。果然那老頭說，她們有幾個是固定會來的。
過不久，幾個下棋的老頭也各自散去，回家吃飯去了。
我忍不住和振國哈哈大笑說：「咱們退休後，也帶孫子來這裡住。天天打情罵俏，再去接孫子下課。」
後來我們問蔡仁堅才知道，這裡是新竹有名的流鶯的所在。我們兩個傻瓜小夥子，跟著泡了半天茶，才終於看出端倪。
蔡仁堅回來後，一直道歉說：「啊，真是對不起，剛剛去參加公祭。今天日子太好，我參加了兩個公祭。一個還要我幫家屬唸祭文，落落長，唸了好久。可是沒辦法，他們就是要我唸。」
「為什麼？」
「可能是我唸得比較好，像用唱的，有文言文的底子吧。」他自嘲說：「你別看這個，市議員能選上，靠的是這個建立起來的交情。在人家最需要的時候，去唸上一次，就是一輩子的情義。以後，全家族的人，幾十票都是你的了。」
蔡仁堅很務實，他聽了鹿港的情況，再衡量當地的實際反對污染的運動，以及清華大學、交通大學學者可能參與的情況，才終於樂觀的說：「嗯，可以來試一試。下一次反公害之旅來的時候，我把他們找出來一起座談，你們讓李棟樑來報告鹿港反杜邦的經過，這樣可以鼓舞他們起來抗爭。」
他也很快明白，環保在新竹是一個非常好的議題，對他的政治前途有幫助。
於是，下一站便搞定了。
過不久，李棟樑由范振國帶著，到新竹參加由蔡仁堅召集的民眾集會。他們向水源里民眾放映鹿港反杜邦的活動幻燈片，一張一張，詳細解說，包括端午節活動、六二四遊行、經濟部陳情、行政院陳情、街頭演講、在警方面前拿麥克風演說等等。每一張，都像是一種如何搞社會運動的教戰守則。
用范振國的話說：「整個主題，是在談鹿港的反杜邦如何自力救濟，但實際上是在教他們怎麼起來造反。」
看到鹿港如此反抗而能奏效，過程與步驟都有了典範，過不久，水源里居民也開始了。如同自力救濟的教戰守則所顯示的，1986年11月，水源居民包圍李長榮化工，不讓貨車進出，並且以水泥硬是封住出入口。這逼得李長榮化工無法營運，不得不出面談判。
以前對民眾抗爭置之不理的公司，終於正式談判了。
串連的效果，開始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