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渡/作家
大約發表了報導兩個星期後，盧思岳打電話給我，說那報導後，有許多媒體來採訪，確實效應很好，但由於引起台北執政當局的注意，地方上的壓力也大增。地方的情治單位、警備司令部的人，直接來找李棟樑談判，要他如果有什麼計劃，要先報告，同時為了怕給地方招麻煩，他們乾脆勸他：「你已經搞到這個地步，全國都知道，很有名了，鹿港人也知道你已經兌現反杜邦的承諾，你就不要再搞了。這時候收手，還來得及。」
「可是，這是我對鹿港鄉親的承諾，怎麼可以放棄？」
「再搞下去，台北會直接下來管，你麻煩就大了。到時候，可能由警備總部、安全單位接手，那就不是我們地方上的人可以幫忙了。你看著辦！不要現在勸不聽，以後要後悔就來不及。」
李棟樑身邊有些社團、公會也接到情治單位的電話、拜訪，要求他們不要再參加李棟樑的活動，以免碰到麻煩。
盧思岳頗為擔心李棟樑會不會承受不了四面八方圍過來的壓力，動搖了。雖然這個時候，《人間雜誌》已經派了蔡明德來採訪，陳映真非常關心，鍾喬也隨時會跟他回報，但他仍希望我去看一看，畢竟李棟樑對我頗為信任，希望我能多影響他。
南下的那個下午，李棟樑正好有事。本來想約隔天，但後來他說：「其實只是一個選民服務的項目，要去大肚，幫人家處理車禍的賠償，如果你不介意，我們傍晚一起去看看，晚一點再回來鹿港一起吃晚餐。好好喝一杯。」
我於是決定陪他去走走。那是一個家境並不是太寬裕的家庭，在大肚山上，因為車禍而影響生計。李棟樑幫一個鹿港人送去慰問金，也順便和對方商量賠償的金額。他的態度誠懇，對方也有著農村的純樸，體諒彼此的困難，很快達成協議。
回程中，我問他來自各方壓力的事，他直言：「我還好，可是身邊的朋友被情治單位找去約談，實在很不好意思。他們都是生意人、教育家、書法家、地方上有頭有臉的人，你也知道，大家本來都是好意，可是很怕麻煩。」
他嘆了一口氣：「我只好跟他們說，不要怕，有什麼事，你就說，不是你們負責的，都是被李棟樑邀請，才被動去參加的。叫他們有什麼事，來找我就好。唉，給朋友帶來麻煩，真歹勢。」
「他們會怕嗎？是不是有人退縮了？」
「大部份的人都會怕啦。鹿港是一個小地方，大家都認識，平常跟這些調查站、情治人員也都是朋友。他們其實也說不上是來壓迫，有一點強制，又像拜託。大家就有點不好意思了。」
「他們有來勸你要收手嗎？」
「是有人來說，台北的行政院、經濟部看到新聞，都知道了，我們可以停下來，等他們再做決定就好。」
「可是，你們一停下來，人都散了，不怕他們就這樣，突然通過了，你們再反應都來不及？」
「就是啊，人若散去了，要再找回來，很不容易。我們申請的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也還沒過，萬一就這樣散了，公害防治協會也做不起來。」
「如果大家的支持停下來，他們看你們氣勢一弱，就更敢來設廠了。這一旦通過，以後就很難阻止。」
「是啊，你說得沒錯。可是，我們該表達的都表達過了。我們的區漁會、青商會、扶輪社，甚至彰化縣長黃石城都表達反對杜邦設廠，這些意見，上面都沒看到嗎？蔣經國難道不知道嗎？」
「他們可能認為，跟很多地方的環境運動一樣，吵一吵就過去了吧。我去採訪過三晃農藥污染事件，農藥廠基本和地方的衛生局是有勾結的，所以每一次去舉報，都是很久才來，污染水源的排放早就結束了。民眾也吵啊，包圍啊，但有什麼用，大家還是要過生活，總不能天天抗議，天天放下工作，只為了包圍工廠。所以他們不怕啊！」
「由此可見，如果杜邦真的來了，以後就再也不會走了。」李棟樑說。
「所以啊，如果反杜邦不能成功，等它來了，就別想再反了。」我說。
「啊，應該讓他們都知道，不然會沒有決心。」李棟樑說。
「其實有機會，也該讓更多的鹿港民眾知道，上街頭辦一辦演講，讓大家多一點環境保護的觀念。」
「有啦，我們有在構想了，以後會儘量在鹿港的村里來做宣傳。不過，要像端午節那樣大規模來辦活動，也很不容易了。」
確實也是如此。像端午節這樣鹿港全民參與的活動，是由於恰逢傳統節慶，依附依附在傳統既有的活動上，把宣傳灌在裡面，容易做到。但如果要單獨辦活動，也就是舉辦環保演講，自己號召群眾，一起討論公共事務，那又是另一回事。直白的說，民眾敢不敢參與，原本支持者敢不敢來參加，都是另一重考驗。
更何況，從1979年美麗島事件之後，戒嚴令特別嚴格，早已沒有人敢上街辦演講活動了。
接下來，在戒嚴令的限制下，反杜邦只能小範圍的在鹿港辦活動，或者繼續上台北，去向經濟部、行政院陳情。是陳情，不是抗議。
然而，我所擔心的，反而是他。他畢竟是一個地方型的縣議員，沒什麼政治心機，對台北中央的政策、戒嚴下的情治手段、政商利益的共犯結構，似乎還不是很了解，帶著純粹的初心，為了保護鹿港、愛護環境，站出來抗爭，可是未來如果遭逢更大的壓力，他會扛得住嗎？一個縣議員，只能影響縣議會，影響力遠遠比不上省議員、立法委員，未來的壓力，他能承受嗎？
看起來，環境運動如果要有影響力，還是要有人士進立法院才行。
因此我問他：「你自己呢？這運動這樣做起來，你有什麼打算？」
「就是讓反杜邦，不要來鹿港設廠啊。」
「可是，一個縣議員，力量總是有限的。想想看，如果是省議員，可以影響的決策，立法委員，可能影響中央的決策。這樣才有影響力。」
「哦？我才剛選上縣議員啊。」他呵呵笑著說。
「我是說未來啦。我東跑西跑，到處採訪，總覺得環保很無力，可是如果有人可以影響決策，那才有力量。所以，你可以規劃一下啊！規劃自己的未來生涯。」
「啊？怎麼規劃呢？」
「你現在是縣議員，慢慢有了群眾基礎，可以選鎮長、省議員，全台灣那麼多污染，那麼多老百姓沒地方去申訴，多可憐，也該有省議員幫他們說話啊。等到省議員做得更有經驗了，你可以去選立法委員。那時就可以影響中央的決策。很多污染問題，就可以在中央解決了。才不會像現在這樣，都在地方鄉鎮，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中央根本不聽地方的。」我慢慢說的。
「可是，這選舉啊，一層一層選上去，我基礎還不夠，要慢慢來，那有那麼容易！」他老實的說。
「現在以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為基礎，先關心彰化的環境問題，擴大你關心的層面，就可以建立彰化的基礎，等基礎穩了，再往上選啊。一步一步來，一定可以做到的。」
李棟樑點著頭，說：「啊！你說得有道理，有道理。從公害防治協會開始做好。一步一步來選上去。」李棟樑說得很慢，顯然他有聽進去了。
我們回到鹿港老街已經八點半了。車在一家海產店裡停下來。李棟樑熟識老闆，要了幾道時令的海鮮，又要了四尾酥炸紅新娘，說是下酒的。他很開心，拿來兩瓶紹興，一瓶給我，一瓶給自己，說：「一人喝一瓶，沒有佔便宜。」
菜剛上來時，我們已經喝了一杯。一口就乾，已是他的習慣。我看他既然豪爽，就激他道：「不必如此麻煩，倒來倒去的，先乾一瓶再說。」
他大感訝異：「啊？你也這麼豪爽！」
因他一直敬重我是台北來的記者，存著幾客氣，如今看我這麼豪爽，他大樂，舉瓶道：「我還沒見過這麼豪爽的人，好，就來乾一瓶。」
喝完一瓶，再來一瓶。這次喝得慢一些了。但瓶口對著嘴喝，很快就喝完了。
那一晚到底喝了多少瓶酒，已經沒有記憶。唯一記得的是，我們喝得很醉，相扶相持，搖搖晃晃，走在路上。他看見一間廟，規模還不小的樣子，廟門很大，很高，還開著。他伸手要合十敬意，忽然想到什麼，反過來拉起我的手說：「走，咱們進去結拜。」
「好，結拜做兄弟。」我豪爽的說。
他帶我走到廟中央的主神前，恭恭敬敬的合十，雙膝就跪了下來，跪在神壇前的墊子上。我跟著下跪，雙手合十。
「今天，我李棟樑跟楊渡，來這裡結拜，結拜來做兄弟，拜請咱神明來做見證。以後我們一世人，無論風風雨雨，都是好兄弟。」
說完他恭敬的三拜，我也跟著拜。
因為醉了，拜的時候頭很重，伏在神前，頭放在手背上，感覺特別沉。
後來，大約是他送我去住路邊的一間熟識的老旅館，我倒頭便睡熟了。
第二天，好像記憶只停留在昨天晚上結拜時，他說的那幾句話。但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好像他還說了很多，但我完全不記得了。只記得站起來的瞬間，頭就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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