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2026日本愛知、名古屋亞運（2026 Aichi-Nagoya Asian Games）開幕後，原本應聚焦賽場的新聞，卻屢被住宿、交通與場館問題轉移。接駁車未到、場館照明故障、臨時組合屋狹窄漏水，南韓男子曲棍球隊賽前甚至誤播北韓國歌。日本原盼藉此展現再次承辦大型國際賽會的能力，後勤失序卻意外成為本屆亞運最受矚目的焦點。
這些問題在籌備階段就已浮現。愛知、名古屋原本規畫興建正式選手村，後來為了控制成本，改採飯店、郵輪與港區臨時組合屋分散安置。主辦方原估約1萬5000名選手與隊職員，實際需求卻增至約1萬7000人；住宿一分散，接駁交通、餐飲配送與人員調度的複雜度也隨之升高。
日本《週刊文春》（Shukan Bunshun）取得的合約與組委會內部文件，進一步顯示賽會亂象可追溯至籌備期。法國跨國企業GL events Japan於2025年4月以約630億日圓承攬場館設置與營運後，原訂同年6月底完成的工程範圍、規格與成本界定長期延宕。到10月，GL提出的工程數量說明書（BOQ）金額一度增至814億日圓，比原合約多出184億日圓。
雖然雙方後來同意將總額壓在630億日圓以下，協調仍未完成。組委會內部文件記有「指示未被反映」及準備提出申訴等內容，直到2026年1月底，相關調整仍未完全定案。為避免等待規格確認而造成更大延誤，部分場館只能在BOQ尚未完成時先行施工，並透過降低部分材料規格或減少數量來控制成本。另一份資料則顯示，開幕前約一個月，場館設置整體進度僅約45%，低於原訂65%。
開幕後的失誤，也逐漸指向這套承包體系。《週刊文春》取得的組委會群組紀錄顯示，南韓男子曲棍球隊賽前誤播北韓國歌時，負責音樂操作的人員來自GL events Japan，組委會事後要求強化音源確認與多人複核流程。從工程範圍、成本控制到現場執行，問題不再只是單一人員按錯按鈕，而是籌備期累積的管理風險陸續浮現。
杭州與名古屋是兩種辦賽模式
三年前的杭州亞運則展現了另一種辦賽方式。杭州興建集中式亞運村，主村可容納約2萬人，其中超過1萬2000個名額提供給運動員與隊職員；選手村、媒體村與技術官員村集中規畫，距杭州奧體中心約4公里，村內並設有電動接駁與自行車系統。比賽期間，巴林手球選手公開肯定住宿、志工與餐飲安排，認為餐食品項與營養供應都能符合運動員需求。
曾參加杭州與名古屋兩屆亞運的印度羽球名將普蘭諾伊（H. S. Prannoy），感受格外鮮明。他在中國杭州奪得男子團體銀牌與男單銅牌，本屆再添男子團體銅牌，卻向路透社（Reuters）表示，名古屋沒有集中式選手村，選手分散住在飯店、臨時住宿與郵輪，除開幕典禮外，很難感受到綜合運動會應有的交流氛圍。他原以為三年後的亞運會更成熟，實際卻「走下坡」；許多選手都遇到住宿與交通問題，他甚至以「平庸」形容本屆賽會。
普蘭諾伊也批評，羽球單打一天安排兩場比賽「很殘酷」。大型綜合運動會的後勤，重點不只是有沒有床可睡、接駁車是否準時，而是整套制度能否讓運動員把有限的體力與專注力用在比賽上。住宿、交通、餐食、恢復與賽程只要有一環失準，都可能影響競技表現。
中華隊沒有把後勤全押在主辦方
相較之下，中華隊沒有把後勤全交給主辦單位。早在9月初，運動部就公布已在名古屋市區預訂4間飯店、共131間客房作為住宿備援，並在名古屋、豐橋設中繼站，東京另設衛星站；運動部長李洋7月也曾赴日實地考察。後勤團隊安排駐診醫師，以及物理治療、運動防護、體能、心理、營養與膳食人員，並備妥專車與餐食配送。當大會真的出現接駁、住宿與餐飲問題時，這些原本只是「多準備一層」的安排，就成了避免代表團受主辦方失誤波及的緩衝。
四度參加亞運的桌球國手陳思羽感受尤其明顯。過去桌球男女團10名選手只有兩名教練，本屆增至4名，治療人力也更充足；入住飯店後，還能依實際賽程安排專車。對這位征戰四屆亞運的老將而言，這不是抽象的行政宣傳，而是十多年比賽經驗中能直接感受到的差別。
李洋是東京、巴黎兩屆奧運羽球男子雙打金牌得主，對選手需求的理解不只來自公文，也來自親身經歷。他曾走過選手村、接駁車、訓練場與比賽現場；東京奧運期間，也實際使用過中繼站制度，羽球隊可在鄰近場館處休息、用餐後再赴賽，減少往返交通消耗。選手時期的經驗，進入行政位置後便有機會化為制度：真正的備援，不是出事後才找車、找房，而是賽前就先假定主辦方可能出問題。
截至10月1日晚間，中華隊累計3金、12銀、27銅，共42面獎牌。金牌來自軟式網球混合雙打、王冠閎男子200公尺蝶式及傅兆玄男子跳高；男子4×100公尺接力也以38秒32摘銀，再度刷新全國紀錄。獎牌當然不能歸功於後勤，長期訓練、教練調整、運動科學與臨場發揮才是成績核心；但若代表團能先排除交通、餐食、住宿與醫療的不確定性，至少能讓選手把更多能量留給真正決定勝負的賽場。
杭州與名古屋採取不同辦賽模式，並沒有唯一標準答案。集中興建大型選手村成本高，善用既有飯店、郵輪與臨時設施，也有節省投資的理由。名古屋這次暴露的問題，在於成本控制走在需求確認與執行能力之前；當規格遲遲無法定案，又必須在固定預算內趕上開幕，後續交通、住宿與場館營運自然承受更大壓力。
大型賽會真正考驗的，不是出事後能否道歉，而是事前是否有人預先假設問題可能發生，並留下第二套方案。名古屋亞運的混亂，反而凸顯中華隊這次飯店、專車、中繼站與醫療配置的重要性。好的後勤，最好讓選手幾乎感覺不到它的存在；直到別人的系統出問題，才會看見那些事前多做一步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