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傳媒張若彤專欄】要回答這個問題，《福爾摩沙的呼喚》這本書、該書的中文譯本，以及其所發揮的影響力，肯定是要算上一筆的。
2022年是二二八事件七十五週年，七十週年的時候，也就是2017年，《想想》刊登了一篇葉博文的文章，向大家介紹了《福爾摩沙的呼喚》這本書。
《福爾摩沙的呼喚》一書原文是以英文寫成，作者謝克頓（Allan J. Shacklenton）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的駐台人員，二二八事件當時，這位紐西蘭人就在高雄，還參與一場了軍方與民兵的停火談判，算是事件中非常珍貴的一手紀錄。
只是這一段紀錄的珍貴，由於中文版翻譯的品質，而打了不小的折扣。一個很明顯的問題是，譯者宋亞伯 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不厭其煩地在譯文內加上原文所無的「國民黨」。
茲舉一例，像是這個：
宋亞伯譯本：
當我叫我的翻譯上前來時，這名士兵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旅館裡的每一個人在他面前排隊。他的小隊的一名成員此時也來了，準備把旅館裡的人帶往監獄。當然了，我的翻譯和我拒絕前往。但最後我的翻譯同意陪同他再度前往「軍事總部」。當他們離開以及其餘國民黨士兵也離開的時候，另外一組國民黨士兵也用同樣態度進入這家旅館。幸運的是，旅客當中有一人能說北京話，於是向這些國民黨士兵解釋情況。就在他們還在討論這件事時，我的翻譯和一名會講英語的國民黨軍官返回。接著，這名國民黨軍官把我們帶往位於高雄城外的山上要塞裡。
原文：
I called out to my interpreter to come along, and the first thing the soldier did was to order everybody to line up in the front.One of the men of his section that had now arrived, marched the men who were staying in the hotel off to prison. My interpreter and I, of course, refused to go. But, eventually, my interpreter agreed to accompany him to the Headquarters once more. While they were away - and the remainder of the soldiers having left - another group made their entrance in a similar manner. Fortunately one of the guests could speak Mandarin and explained the situation. While they were still discussing the matter, my interpreter returned with an English-speaking officer who took us to the fortress on the hill beyond the town.
直譯：
我把翻譯叫過來，而軍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則是命令所有人在前面排隊站好，再讓隨後趕來的一名小隊員把旅館裡的人送去關起來。我和我的翻譯當然拒絕離開，但最終我的翻譯同意跟著他們再去一次指揮部。他們離開之後，剩下的軍人也離開，有另一批軍人也用同樣的方式進來。很幸運的是，有一個住客會說普通華語，跟他們解釋了這個狀況。他們還在談，我的翻譯就回來了，還帶著一位會說英文的軍官，這位軍官會帶我們去市區外高地上的要塞。
這類的無中生有，在《福爾摩沙的呼喚》中文版裡可說是俯拾皆是，特別是諸如「士兵」、「軍隊」、「指揮部」、「警官」⋯⋯相關名詞，前面都特別加上「國民黨」三字，而原文根本沒有提到、或者頂多是說Chinese，以至於還出現了將「China」、「she」，翻譯為「國民黨中國」這樣的狀況。
於此相對，譯者宋亞伯對於書中提到的台灣暴徒，可說極具呵護之能事。
也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原文中的mob（正式的意義為暴徒、亂民），被翻譯成了中性的「群眾」、「人民」、「遊民」。「暴民帶著一根可怕的木棍」，被河蟹譯成「帶著木棍」；「被暴徒殘酷地打傷了」，變成「被群眾打傷了」。如此一來，rebellion （中性的反抗，或貶意的叛亂）被譯為正能量的「抗暴」，我們也不感到意外了。
這還只是觀感上的加料，而宋亞伯的超譯中也有很大的一部分，原文其實沒說錯，但宋亞伯加上了「國民黨」反而就錯了的狀況。
例如以下這一段，原文是說「不准和日本進行貿易」，並沒有指名是「誰」不准「誰」和日本貿易，宋亞伯的譯文無中生有加上了「『國民黨當局』不准『台灣』和日本進行貿易」，這就完全改變了原話的意義。
宋亞伯譯本：
「另外一個很大困難是，國民黨當局不準（准）台灣和日本進行貿易，因為台灣大部分的機械設備都是日本制造的，因此禁止和日本貿易就等於不可能從日本制造廠購買修理零部件，而要其他國家制造廠生產修理這些機器的零部件又幾乎同樣不可能。」
原文：
“Another great difficulty was that no trade was allowed with Japan. As by fa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was manufactured in Japan, it was impossible to obtain repair parts from the manufacturers and almost equally impossible to get any other manufacturer to make repair parts.”
直譯：
「另一個很大的困難是，大家不被允許和日本進行貿易。由於目前臺灣大部分的機械與設備都是在日本本島所製，一來不可能從製造商取得維修零件，二來由其他的製造商來生產維修零件，也同樣的不可能。」
（宋亞伯譯《福爾摩沙的呼喚》，原文位於《Formosa Calling》頁20）
戰後初期的日本處於被佔領狀態，戰敗等於是亡國了的日本，對外貿易由盟軍總部統一管制，一度其對外貿易被限制至多只能恢復到戰前百分之四十的水準，不但出口須以進口國需要之貨品為限，且不允許威脅到戰勝國的貿易。
這是戰勝國對於戰敗國的一種「懲罰」，是盟軍在戰後初期的政策，目的是讓日本在投降後成為一個無害、又不至於成為盟國負擔的新國家，這一切均非「國民黨當局」作的主，宋亞伯將這段話翻譯為「國民黨當局不准台灣和日本進行貿易」，不但與原文不合，且是完全昧於事實。
別的不提，當年國營的台電就曾嘗試繞過盟軍總部的貿易管制。
一九四六年台電庫存電燈泡嚴重不足，臺灣使用的燈泡為日規，無法以中國的產品代替，台電於是翻出了戰爭時期對日本燈泡廠的採購合約，與盟軍有關單位談判、並請求日方廠商依合約交貨，最終得到善意回應。
對於當時的臺灣民間而言，一般應該很難有與在日盟軍總部對接的管道，這就是民間要求政府出面的原因。
一九四六年二月臺灣的《民報》所舉辦的振興座談會，與會的日光鐵工廠代表林添福，鑑於臺灣島內的鋼鐵存量已經不多，建議政府趕緊「由本國運來，抑由盟軍採買」，對當時的台灣商人來說，向盟軍申請採買也是選項，沒有什麼不准與日本貿易的事情，事實上，對日貿易不但有，而且是用一種特殊的「物物交換」的方式進行的。
戰後臺灣與日本間首度的正式貿易是以「物物交換」進行的，那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十二月，臺灣方面提供香蕉等產品，換得日本提供交通器材與菜種，使用物物交換背後的原因有很多，除了盟軍的禁令之外，另外就是台幣、法幣、日圓之間的匯兌障礙。
因此，真要說當年有所謂的「不准與日本貿易」，恐怕指的是走私貿易 的可能性比較大，但又有哪個國家會允許走私貿易？戰後初期全世界都在鬧糧荒，那些試圖「將政府明令禁運的食糖與米穀運往日本」的走私貿易，當年中國海關與盟軍都有查扣的紀錄。
《福爾摩沙的呼喚》一書中文版諸如此類的超譯中，最令人髮指的，莫過於是譯者宋亞伯還憑空製造了不存在的死者。
這是在原著的第六十二頁，作者自述自己在二二八事變中，在軍方打下高雄市後回到市區，在找旅館過夜時碰上了一群去找小姐、被媽媽桑擋在玄關的軍人。由於外國人打算住下，軍人縮了、只能放棄離開。小姐們於是感激作者，說她們聽說軍人會槍殺第一個應門的人、感謝作者救了他們。作者還下了評論，認為軍人沒他們說得那樣誇張，作者認為小姐們所說的情況，可能是發生在某些反抗者較多的區域，或是有特別衝動的軍人所為。
這一段情節，譯者宋亞伯不但在段落之前加上了「鎮壓之餘不忘嫖妓」此一原文沒有的標題，更憑空加入了「旅店老闆被殺」、「小姐們喪夫喪子」等情節。
宋亞伯譯本：
「但這些國民黨軍人所干的懦夫行為顯然不是在整個高雄市進行，而只是在某幾個地區，沒有人知道這是因為這幾個地區被認為暴亂特別嚴重, 還是因為這只是某些國民黨士兵自己一時的沖動。但是不管什麼原因，國民黨軍隊這種行為畢竟在我們周遭制造了許多喪夫喪子的怨婦。」
原文：
“This dastardly notion of the soldiers was apparently not done all over the town, but only in certain blocks. No-one knew whether it was on account of the fact that those blocks were considered to be more rebellious or whether it was the whim of certain groups of soldiers. Whatever the reason, there were many red-eyed and sorrowful women in our locality.”
直譯：
「這種對軍人極為卑劣的印象，很顯然的，並不是在整個市區、而是只有在某些街區才這樣做。誰知道呢？搞不好這些街區反抗人士比較多，或者哪些軍人一時衝動。不管理由是什麼，現場有著一大堆紅著眼睛又難過的女人。」
以上我們主要是針對譯者宋亞伯的翻譯品質問題。但撇開翻譯，作者的原文也存在很多問題。
我們大致上可以這麼分類：書中若是作者本人的親歷見聞，那就如同所有的一手史料一樣，是十分珍貴的紀錄，即便難以查證也沒有關係。但如果是作者對於政府政策、社會事件、時局的理解與評論，則還是應該疑、查、而後信。而如果是二手三手四五六七八手的傳聞、道聽途說，那也沒有什麼讀的價值，應該要讓作者來證明它有、而不是讓我們來證明它有沒有。
在查證之下，《福爾摩沙的呼喚》的作者對於政府政策、社會事件、時局的理解與評論，往往是禁不起仔細查證的，乃至於許多簡單的基本史實都可以弄錯。這可能是受限於其外國人的身分，語言不通、加上資訊管道有限所致。
好比說作者謝克頓，不可思議地似乎完全不知道，戰後要把台灣島內的日本人全數遣返的，恰恰是是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反而是省行政長官公署方面，一直是爭取要留下日本技術人員的。
這件事在當年可是本地報紙的頭條新聞，作者謝克頓明明身在台灣，卻能把這段以德報怨、不與日本平民為敵的歷史，完全寫顛倒。謝克頓是這麼寫的：
直譯：
「更誇張的是，中國人對所有日本人仇恨已經超越了通常的範圍，他們急著儘快把日本人送回日本，這也報應在他們自己身上，造成產業上的大麻煩。」
原文：
“Furthermore, the Chinese let their hatred of everything Japanese go beyond the bounds of common sense and hastened to ship the Japanese population to Japan with all speed. This rebounded and caused them very great difficulties in industry.”
（《Formosa Calling》頁19）
但謝克頓你給我睜大眼睛看看當年的報紙。
遣返所有海外的日本人，這是盟軍（也包括你謝克頓的母國紐西蘭，當年屬於英國自治領）的一貫政策，並非什麼中國人對日本人超越常理的仇恨。
早在一九四六年的三月（這是在二二八事件的一年前），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就努力透過中國陸軍總部向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他同時也是駐華美軍指揮官）協調，希望能留下日本技術人員，但美方堅持照原定政策、最多寬限暫留五千名（技術人員一千、其餘眷屬）。幾度溝通之下，最終是以兩萬八千人（技術人員五千六、其餘眷屬）為限，但仍須於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前全數遣返。再經不斷協調，才例外讓少數「志願留華且絕對無可取代之技術人員」續留。
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年三月至五月）當中，由於部分留任的日本人參與了動亂，省行政長官陳儀才一改先前堅持留用日本技術人員的態度，轉而支持一個也不留的作法，但此時實際上還在台灣的技術人員也已十分有限。
《福爾摩沙的呼喚》弄錯的基礎史實還不只於此，再好比作者似乎也完全不知道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與省行政長官公署，為了重建戰後的臺灣貼了多少血本，以至於他寫下：
直譯：
「中國正處於內戰的陣痛期，其經濟也因此受到打擊，沒有多餘的資金來復興重建，事實上中國從這座島上取走了那樣多資金，以至於好像中國不知道重建是什麼意思一樣，應該用來恢復這座島的工業與經濟的資金，反而被拿去支持大陸岌岌可危的經濟系統。」
原文：
“China was in the throes of a civil war and her economy was suffering accordingly. She therefore had no money to spare for rehabilitation and restoration - in fact she took so much money out of the Island that it looked as though she did not know the meaning of rehabilitation - and money that should have gone into restoring the industrial and economic life of the Island was taken to bolster the tottering economic system on the mainland. ”
（《Formosa Calling》頁19）
謝克頓這些說法，不但不對，還都說反了。
當時的中國可不是因為「內戰」，而就是因為「對日作戰」剛結束所以國破民窮（台灣更是盟軍（美軍）炸的），但就是這樣的中華民國，依然緊咬牙關，發行台幣以一比一承接了日本時代的台灣銀行券（台銀券所有的黃金與債券準備早已抽回日本本土，僅餘帳面數字），甚至概括承受了日本投降後瘋狂濫印、但多數已支付給台灣民間換得實體資產或清償軍方債務的武尊千元券，保全了台籍平民的貨幣資產。
再由於戰後世界糧食短缺、配給肥料均以生產糧食為優先，為了復興臺灣糖業、為經濟作物甘蔗取得所需的肥料，就是由國民政府的貸款來買的，這筆貸款，當然壓縮到了其他中國人民的救命錢。
再如煉油、糖業等受炸嚴重的單位，恢復生產要向國外購進設備，所需的千萬美元外匯，也均由中央銀行貸出。中央貼血本，省行政長官公署貼的本就更大了，乃至於對包含公營事業在內的公部門的墊款，成為當時臺幣膨脹的最主要項目。
作者謝克頓不提「恢復島內工業與經濟的資金」還好，既然他提了，我們也必須提一下以下這段歷史。
《福爾摩沙的呼喚》作者謝克頓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聯總）」的駐台人員，聯總對於當時戰後滿目瘡痍的世界，宏觀而言有著不可磨滅的偉大貢獻。但具體到「恢復臺灣工業與經濟的資金」這件事情上，當年的中華民國是一開始就拒絕了來自聯總John Earl Bakery所提的臺灣經濟復興方案，因為該提案，雖然為臺灣的產業引進美方的資金，但附帶要求大比率的所有權移轉，這就是當年你的聯總幹出的事情。*國民政府真要答應了美方，那根本是賣國的行徑。
*《二二八與公營事業》，檔案管理局編印，頁71-72）
客觀來說，國民政府的確有挹注中央的金錢與資源給台灣，反之也有將台灣的資源移轉到中國，但這並不是像某些人說的那樣，將台灣的米運去大陸，運米這是絕對沒有的（二二八事件之前），陳儀在這一點上是很對得起台灣人的，不但擋住中央硬要、也擋住地方走私，就是不讓米出口。
我看到有些網友在傳，行政院資源委員會將台灣的水力發電設備和糖廠的設備轉移到大陸去，這件事情是有的，但你要知道它為什麼要轉移。好比說水力發電設備，移轉的就是當年花蓮的立霧第一發電所的設備，是一個小型的電廠（15100千瓦），而且一部分在戰爭期間因為颱風毀壞、一部分興建到一半未完成，戰後初期的發電量是零。
要知道，戰後這些損壞的設備根本沒有進口零件可以維修，新機器你有錢也輪不到你先買（交貨都要幾年後），大多都是只能拆這台修那台，反正這些設備在臺灣也用不了，你送去福建搞不好還有機會讓人家來找零件修修看。糖廠的設備也有類似的狀況，戰爭時期，台灣的糖業是被整合到戰爭機器裡面的，許多糖廠都協助生產軍需，一旦和平到來，這些工廠就必須轉型、生產市場所需要的產品。同樣因為維修零件缺乏、新機取得不易，當時是用各廠裁併的方式，提前達成了「復舊」的目標。多餘的機器，移轉到中國去，這並沒有問題，更何況，你種甘蔗所用的肥料，還是全中國擠出資源來幫你買的，你給人家一些用不到機器，又怎的了？
《福爾摩沙的呼喚》這本書的錯誤實在罄竹難書，別的就算了不跟他計較，但這本書的作者，把福建省主席任上的陳儀，也寫成了「以貪污腐敗濫殺無辜聞名於世」。陳儀本人的清廉，這是連政敵都不敢隨便質疑的，現在被你一個外國人謝克頓這樣講。
這種對陳儀的污衊，居然成為了台灣人共同的記憶，乃至於在後來的電影《悲情城市》裡面，也是講得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絲毫沒有一丁點懷疑，這些人可都是文明人。
感覺不到悲哀的悲哀，非常悲哀。
作者為《究竟二二八》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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