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傳媒張若彤專欄】2020年依約去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看了在舊福利社中放映的劇作《白話》，之所以特別去看這一場，是因為它的劇本是以二二八事件 為背景，看完之後，也和同行的網友找間咖啡店坐了下來，聊一下彼此的心得。
雖然有網友戲稱這是線下歷史debug大會，但畢竟此劇就是說了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就算我挑一些它在歷史方面的毛病，應該也不爲過；另一方面，事先做了功課，知道這一齣劇標榜「有別於諸多關於二二八的劇作，不訴諸悲情，呈現生活在大時代氛圍下的小人物」，而劇中代表外省人的軍官這一個角色，也有著和本省姑娘結婚的設定，想必有其多元呈現的一面。
歷史、多元，我就是帶著這兩個認知，在細雨的下午，前往觀賞。
由於本劇對於二二八事件的理解，可說是坊間迷思的大總匯，但我也儘量不去針對劇情、事件本身做批評，畢竟戲劇情節本來就是虛構的創作，而希望集中點出一些「人物背景設定」的問題。
點出人物或背景設定上，與真實歷史的矛盾之處，我認為這可以幫助大家迅速理解那個時代。
以下就以本作中的六名角色切入：
1.鴿派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希望大家不要再鬧事了，趕緊恢復秩序推動民主改革更重要。父親為基隆士紳，曾開設國語學堂，這一代已沒落。
與歷史的矛盾之處：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是要在政府與暴動者之間喬事的，沒有基本的實力與份量根本沒有入局的可能性，而一個擺明要大家不要鬧了的委員，也不會有替反抗者喬事的正當性（看看謝娥的下場，看看那精美的醫院廢墟）。
真實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若非民意代表，就是既有組織的首領或地方有力人士，這些人有激烈的鷹派，有相對來說中立者，但基本不會有公然幫政府說話者。
處委會內部的明爭暗鬥，在很大程度上可視為後二二八時期的權位卡位戰，後來的台灣省政府委員，就有多人是處委會常務委員。委員真正在事件中遇害的，其實僅佔極少數，而真正的體制內改革派，也就是鴿派，他們不會或不願參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甚至有部分人還公開與處委會嚴格劃清界線，這些人反而是被消失的大宗，這也是二二八事件中最令人費解的歷史疑團。
2.半山弟：鴿派哥的弟弟，離開基隆在上海發展十年，因此精通國語台語日語，戰後回家，卻是帶著負有任務的外省軍官一起。
與歷史的矛盾之處：人設上問題最大的就是這位，因為上海從1937年底就被日本佔領，半山弟設定上是「在上海發展十年當上數間公司的經理，1947年回到基隆」，表示他根本就是在日本佔領區之下發展，這就不能算是一般我們說的半山。
一般說半山，主要是要說在大陸與國民黨混在一起的台灣人，這些人也才會「精通國語」，也因為國民黨反日的政治立場的關係，精通日語的恐怕不能算是典型（反而光復初期來台的外省人如陳儀、彭孟緝、史宏熹等都有留學日本的背景，也因此可用日語和台灣人溝通）。會「國語、台語、日語」都精通的，比較像是那些主要活動於滿洲國、汪精衛政權的設定。
二二八事件中的「台語生死檢定」，通過台語檢定之後會再檢定日語，除了外省人之外，不會日語的半山或福建人也會被辨識出來。
3.外省軍官：外省人，底層軍官，身負秘密任務要查出反抗者的名冊，但努力學習台語，愛上基隆女孩。
與歷史的矛盾之處：派一個跟台灣人雞同鴨講的外省人來刺探台灣人的秘密，本身就不合理。
此外，軍方是在戒嚴後臨時接管了治安，不熟悉地方的軍方是以無罪為條件，誘使被捕者供出同志，軍方以口供追人，也因此多有冤錯假案，真正的暴動者反而躲過一劫。
所謂的自衛隊「名冊」，見於二二八事件中的台南，傳說湯德章奮勇保住了名冊，使省立工學院參加自衛隊的學生免受官方的追究，但在真實的歷史中，官方是直接要求校方提供學生出缺席紀錄，鎖定那些沒來上課的學生。由於處委會原本是官方認證的合法組織，就算有名冊，名冊也都是公開的，軍方的逮捕紀錄中，有多人的被捕依據都是「處委會名冊」。
學生之所以基本沒有被官方追究，是因為當時「抓大放小」的處理原則，而不是名冊被誰保住，也有紀錄稱軍方進駐省立工學院之前，工學院學生自己燒掉了與處委會的往來文件。
歷史上真正來刺探台灣人的秘密的，可能是在政府工作的台灣人（如任基隆要塞軍醫的臺灣人簡錦文被要塞派去民間臥底），大宗則是與台灣素有淵源的半山特務 加上熟悉地方的本地流氓與士紳 這一個組合，而不是連話都聽不懂的外省軍官加上不熟悉地方的半山這個組合。
4.莽撞男：自衛隊員，劫持警械，積極反抗外省政權的暴政。
與歷史的矛盾之處：在真實的二二八事件中，鐵桿的反抗者主要是較有理想性的學生、左翼、知識份子或敵我意識強烈的前台籍日本兵，而不是熱血莽撞的市井之徒。換句話說，鴿派哥「家裡開設國語學堂、讀書人」的人設，其實更容易在事件中成為鐵桿的反抗份子，真要設定一個鴿派的典型，設定為安分守己的台籍公務員或被陳儀政府重用的台籍人士 則更為合理。
熱血莽撞的市井之徒，一般來說不會是堅定的反抗者，而是機會主義者或盲從者。他們可能在事件的初期尋找落單的外省人下手，或乘亂打劫、報復私仇，這些人在事件的最初，就由官方透過居間的台籍人士，以不追究暴動責任的優厚條件，換得了他們早早脫離暴動隊伍，因此也基本全身而退，甚至在整21師上岸、強弱互易之後，以自己曾經參與事件的背景理解，轉而向政府密告、誣告他人從事叛亂行為，一則使自己脫離責任，一則藉端勒索錢財。
5.務實女：家裡生計有問題，與鴿派哥有婚約，一直要未婚夫當公務員，後移情別戀外省軍官。
與歷史的矛盾之處：戰後家裡經濟有困難、與窮酸書生鴿派哥有婚約，這些都沒問題，但出問題的地方在於，本劇中務實女脫口說出希望鴿派哥「去擔任公職找個穩定的工作」，這就完全是個跳脫時代脈絡的設定。
當時公務員薪資微薄，欠薪數月乃是家常便飯，死薪水也追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一個務實的人絕難將這種職業當作是理想的出路。而因為想要找一個有穩定收入的對象而移情別戀外省軍官，則又是另一個更不符合時代背景的設定，因為當時軍人的待遇比公務員更差，特別是在台灣，陳儀一年內三次調薪都不包括軍人的，因為軍隊是中央在台機關。將軍公教視為「穩定的職業」，這顯然是拿現在的觀念，套在了七十多年前的台灣。
真實的歷史中，一個務實的台籍女子，或許可用圓環緝菸事件中的林江邁為典型：去販賣私菸。這與戰後蓬勃的走私活動有關，一個有意思的歷史豆知識，林江邁當時被查扣的私菸數量，是「五十條」，帶太多私菸跑得慢了，這是之所以只有她被當場抓到的原因。
6.灣生女：日本人，在台灣出生，躲過戰後日人大遣返，怕人發現而不敢開口說話，在身份認同上十分猶豫，二二八事件之後，開始發聲，訴說她所經歷的故事，也是本劇象徵之所在。
與歷史的矛盾之處：所謂的灣生，是指日本來台第二代。雖然隱姓埋名留在台灣這個設定並不能說是完全不合理，但時間點卻不對，因為二二八事件爆發之時，台灣仍有相當數量的日本技術人員和眷屬留下，更何況台灣人講日語的也非常多見，一個人並不至於因為口操日語就被認出是日本人。
真正日本人一個不留、全部遣返，反而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後，這是因為有留用的日本人參與了二二八動亂，因此一個日本人要隱瞞身份，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才有絕對必要性。
本劇將這一個角色設定為在二二八事件之前害怕被認出是日本人所以不敢說話，二二八事件之後因為目睹了悲劇因此開口講述故事，雖說是一個有寓意的劇情上巧思，卻並不合理。
更何況，二二八事件之前想要把日本人留下的反而是外省官員，希望日本人趕緊走的反而是台灣人喔，呵呵。
「臺胞學生不願再受日人之教，欲乘此機會將日人在臺勢力一掃而光。如人才不足時，寧延聘歐美學者，甚至不惜暫時停頓或降低程度。」
（資料來源：醫學部學生代表四點訴求，見陳翠蓮，〈台灣戰後初期的歷史清算（1945-1947）〉，收錄於《臺大歷史學報》第58期，頁204）
「優秀學者不問及國籍省籍、出身何地，應盡量招聘、予以種種便利，使安心研究講學……，目前狀況之下，酌留日籍人員，為不可避免之事，官廳猶如是，何況學校？學術無國境，尊師重道，為吾國數千年來之信條，諸君對於日籍教授，尊師以禮，不可以一時意氣，為不敬之行動。......日人過去壓迫臺灣同胞，是日人的不是，但我們不可施以報復……何況這個局面是暫時的，不久政府必有妥善辦法，望諸君善體斯意，保持秩序。」
（資料來源：台大首任校長（外省籍）對學生的講話。黃得時，〈從臺北帝國大學設立到國立臺灣大學現況〉，《臺灣文獻》26：4、27：1合期，頁237。）
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在二二八事件初期（1947年3月4日）向國民政府陳情：「......台省任何行政機構中絕少台人參加，當局寧可留用日人而不延攬同樣能力之台人，一方使人民感覺重歸祖國之後，仍不如戰敗國之日人，而另一方面鑒於庶政窳敗、民不聊生，益增惡感，醞釀日久，遂一觸即發。......」
（資料來源：「呈報台省發生事端情形」，1947年3月4日，〈臺灣二二八事件（2）〉，《國史館》，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202000000A/0036/2212002.58/1/0001/004/0006）
要日本人現在立刻馬上給我走的，是台灣人喔。
作者為《究竟二二八》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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