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為日本京都東福寺八相庭園（攝影∕鄭自隆）
【愛傳媒鄭自隆專欄】個別差異、社會範疇、社會關係說明了「如是我聞」的不確定性，這個M. DeFleur（迪福勒）的刺激/反應模式，建構了一個綿密的過濾機制，過濾了受播人communicatee對傳播訊息的認知，進而影響對議題、人物、商品情感的塑造，與進一步行為（購買、參與、捐款、投票…….），這也讓我們瞭解「人」的複雜性，傳播不是「魔彈」，可以所向披靡。
瞭解這樣的過程，我們還會堅持《金剛經》的作者可以百分百呈現佛陀的想法嗎？18世紀，寫《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的英國歷史學家Edward Gibbon（吉朋），曾經入獄，在牢中有2名犯人打架，事後他問圍觀的犯人，他們看到甚麼，結果十餘人有十餘種不同描述，他感慨的說歷史真不可信。《金剛經》作者阿難王子只是當時聽經的數十人之一，他能完全瞭解佛陀的原意（「相」），還是只抓到「象」？
何況《金剛經》包含玄奘所譯有六種漢文版本，哪一版本為是為真？而最通行版本為姚秦（即「後秦」）鳩摩羅什所譯，迄今已有1600餘年，佛之觀點若為百，聰慧的「如是我聞」者阿難可悟其八十，經整理為文字，佛義可能只剩六十，原為梵文，胡僧攜至中土，闢寺譯經，胡僧不識漢文、漢官不識梵語，所以梵文無法以漢文表達者，或是寓意不明者，就用音譯，其原義有誰知道？即使意譯，誰又知道胡僧有沒有會錯原來經意，有沒有口述者與筆記者的文化認知差距？因此雞同鴨講，謬誤難免，筆記者阿難之六十，胡僧可能得其四十，再經講述，漢官只能知其半，二十之義經過撰稿潤飾，佛之原意可能僅剩其十，此並非臆測，而是前述學理「選擇性理解」之必然，今日吾人以十論百，侈言佛意以為竊喜，只見其「象」而不知「相」矣。
千年下來，經書詮釋幾經輾轉，版本不一，當現在學經者還在依賴所謂宗師導讀時，應思考是否在是讀論述者的佛經，還是佛陀的佛經？這和60年代在大學讀三民主義一樣，搞不清是在讀孫文的三民主義，還是讀周世輔的三民主義？所以讀佛經「不求甚解」可也，一遍一遍反覆咀嚼，即使囫圇吞棗也無所謂，多吞幾次也可體會棗味，不用看別人的註釋說明，以免先入為主，陷入文字障，跳脫不出別人的框架，有一天自己讀通了，就是「頓悟」。
近年《金剛經》在台灣成為顯學，有人慕道，以之修身養性，有人求福慧，認為可以添福添壽添財，甚至有人把它當作解決現實問題的工具，認為反覆咀嚼即可脫離困境；這是對古籍的擴大詮釋與應用，也是閱讀者思想論證的延伸，均無可厚非，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均有此功能，因此如果單純把《金剛經》當作學問，而不是信仰或宗教，應更為客觀也更為有趣。
對經綸的重視與否，以及是否成為顯學，不同時代自有其社會氛圍，尤其會扈從當時統治者的價值觀與統治需求，南北朝佛教的興與衰，都是統治者意識形態的貫徹，透過外在力量將經綸形塑為顯學或貶為妖孽。後世封建科考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以及台灣早期將部分論語、孟子編為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要高中生課讀，並列入大學聯考必考，都是迎合統治需求的政治正確。
同樣的思考《金剛經》，不同時代對《金剛經》也有不同評價，台大哲學系教授楊惠南在〈金剛經的詮釋與流傳〉的研究發現，該經初譯的時期（南北朝至初唐），中國高僧將該經視為在義理上有嚴重缺點的「不了義經」，如隋朝天台宗智顗的《金剛般若經疏》，即將該經視為不了義的「通教」經典。
第二階段從初唐至明代中葉，高僧們認為該經雖然「不了義」，但却含有「密意」（祕密意旨），所謂「密意」，指的是《金剛經》中，表面上看來是在闡揚「空」，實際上則在闡揚佛性、如來藏、常住等「不空」的道理，而逐漸接受。
到明代中葉以後，開始有僧人以唸誦經文以祈求消災解厄，或顯現靈驗神跡招攬信眾，並把該經引入民間宗教當中，成為科儀一部分，甚至有乩童扶乩出來的《金剛經註釋》、《金剛經注解》，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視為《金剛經》之綱領，為儒釋道三教之源流，經重新改造，《金剛經》終於成為最究竟、了義的經典。
相同一部《金剛經》，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解讀與錨定anchoring，這顯示「流行」必須扣連庶民的生活需求與認知，否則躲在象牙塔的陽春白雪是無法招來共鳴，也就是包含經文在內的所有文字、影像著作，是否流行，均有其時代背景，以前流行現在未必被接受，以前棄若敝屣現在也可能被當作寶，撇開宗教角度，不把《金剛經》當作聖經，而是2500年前古印度哲人的智慧，它還是挺有趣的，不過要自己體會，辨之辯之，不囿於人，以經會本性，以本性解經，這才能體會讀經的樂趣。
我教課都會提醒學生，「老師講的不見得是對的，書上寫的也不見得是對的，媒體說的、網路說的更不見得是對的，你們要從老師講的、書上寫的、媒體說的為基礎建構自己的看法」，這就是獨立思考。
盡信書，不如無書；同樣的，盡信師，不如無師；讀書如此、讀經亦是如此，「獨立思考」是學術進步的基礎，絕對是必要的。
作者為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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