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為日本京都東福寺八相庭園(攝影∕鄭自隆)
【愛傳媒鄭自隆專欄】個別差異、社會範疇、社會關係說明了「如是我聞」的不確定性,這個M. DeFleur(迪福勒)的刺激/反應模式,建構了一個綿密的過濾機制,過濾了受播人communicatee對傳播訊息的認知,進而影響對議題、人物、商品情感的塑造,與進一步行為(購買、參與、捐款、投票…….),這也讓我們瞭解「人」的複雜性,傳播不是「魔彈」,可以所向披靡。
瞭解這樣的過程,我們還會堅持《金剛經》的作者可以百分百呈現佛陀的想法嗎?18世紀,寫《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的英國歷史學家Edward Gibbon(吉朋),曾經入獄,在牢中有2名犯人打架,事後他問圍觀的犯人,他們看到甚麼,結果十餘人有十餘種不同描述,他感慨的說歷史真不可信。《金剛經》作者阿難王子只是當時聽經的數十人之一,他能完全瞭解佛陀的原意(「相」),還是只抓到「象」?
何況《金剛經》包含玄奘所譯有六種漢文版本,哪一版本為是為真?而最通行版本為姚秦(即「後秦」)鳩摩羅什所譯,迄今已有1600餘年,佛之觀點若為百,聰慧的「如是我聞」者阿難可悟其八十,經整理為文字,佛義可能只剩六十,原為梵文,胡僧攜至中土,闢寺譯經,胡僧不識漢文、漢官不識梵語,所以梵文無法以漢文表達者,或是寓意不明者,就用音譯,其原義有誰知道?即使意譯,誰又知道胡僧有沒有會錯原來經意,有沒有口述者與筆記者的文化認知差距?因此雞同鴨講,謬誤難免,筆記者阿難之六十,胡僧可能得其四十,再經講述,漢官只能知其半,二十之義經過撰稿潤飾,佛之原意可能僅剩其十,此並非臆測,而是前述學理「選擇性理解」之必然,今日吾人以十論百,侈言佛意以為竊喜,只見其「象」而不知「相」矣。
千年下來,經書詮釋幾經輾轉,版本不一,當現在學經者還在依賴所謂宗師導讀時,應思考是否在是讀論述者的佛經,還是佛陀的佛經?這和60年代在大學讀三民主義一樣,搞不清是在讀孫文的三民主義,還是讀周世輔的三民主義?所以讀佛經「不求甚解」可也,一遍一遍反覆咀嚼,即使囫圇吞棗也無所謂,多吞幾次也可體會棗味,不用看別人的註釋說明,以免先入為主,陷入文字障,跳脫不出別人的框架,有一天自己讀通了,就是「頓悟」。
近年《金剛經》在台灣成為顯學,有人慕道,以之修身養性,有人求福慧,認為可以添福添壽添財,甚至有人把它當作解決現實問題的工具,認為反覆咀嚼即可脫離困境;這是對古籍的擴大詮釋與應用,也是閱讀者思想論證的延伸,均無可厚非,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均有此功能,因此如果單純把《金剛經》當作學問,而不是信仰或宗教,應更為客觀也更為有趣。
對經綸的重視與否,以及是否成為顯學,不同時代自有其社會氛圍,尤其會扈從當時統治者的價值觀與統治需求,南北朝佛教的興與衰,都是統治者意識形態的貫徹,透過外在力量將經綸形塑為顯學或貶為妖孽。後世封建科考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以及台灣早期將部分論語、孟子編為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要高中生課讀,並列入大學聯考必考,都是迎合統治需求的政治正確。
同樣的思考《金剛經》,不同時代對《金剛經》也有不同評價,台大哲學系教授楊惠南在〈金剛經的詮釋與流傳〉的研究發現,該經初譯的時期(南北朝至初唐),中國高僧將該經視為在義理上有嚴重缺點的「不了義經」,如隋朝天台宗智顗的《金剛般若經疏》,即將該經視為不了義的「通教」經典。
第二階段從初唐至明代中葉,高僧們認為該經雖然「不了義」,但却含有「密意」(祕密意旨),所謂「密意」,指的是《金剛經》中,表面上看來是在闡揚「空」,實際上則在闡揚佛性、如來藏、常住等「不空」的道理,而逐漸接受。
到明代中葉以後,開始有僧人以唸誦經文以祈求消災解厄,或顯現靈驗神跡招攬信眾,並把該經引入民間宗教當中,成為科儀一部分,甚至有乩童扶乩出來的《金剛經註釋》、《金剛經注解》,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視為《金剛經》之綱領,為儒釋道三教之源流,經重新改造,《金剛經》終於成為最究竟、了義的經典。
相同一部《金剛經》,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解讀與錨定anchoring,這顯示「流行」必須扣連庶民的生活需求與認知,否則躲在象牙塔的陽春白雪是無法招來共鳴,也就是包含經文在內的所有文字、影像著作,是否流行,均有其時代背景,以前流行現在未必被接受,以前棄若敝屣現在也可能被當作寶,撇開宗教角度,不把《金剛經》當作聖經,而是2500年前古印度哲人的智慧,它還是挺有趣的,不過要自己體會,辨之辯之,不囿於人,以經會本性,以本性解經,這才能體會讀經的樂趣。
我教課都會提醒學生,「老師講的不見得是對的,書上寫的也不見得是對的,媒體說的、網路說的更不見得是對的,你們要從老師講的、書上寫的、媒體說的為基礎建構自己的看法」,這就是獨立思考。
盡信書,不如無書;同樣的,盡信師,不如無師;讀書如此、讀經亦是如此,「獨立思考」是學術進步的基礎,絕對是必要的。
作者為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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