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傳媒黃珊珊專欄】最近很多來專訪我有關今年五月疫情爆發的心路歷程，通常都會問我一句話：「你那時候會不會害怕？」，其實當時我真的沒有害怕的念頭，因為身為台北市防疫副指揮官，我沒有害怕的資格！
2020年1月27日，我到市府擔任副市長剛滿三個月，就成為台北市政府防疫指揮官，之後升為一級應變中心，才由市長擔任指揮官。從去年到今年，台北市政府總共開了236次指揮中心會議，我也開了112次應變小組會議，共計348次會議，每週三次的防疫會議，與疫情共存七百多個日子。
去年到今年五月以前，疫情平穩，台灣基本上非常安全，境內也非常乾淨。直到今年五月華航機師與諾富特案件爆發後，就陸續在雙北地區爆發大規模社區感染。我永遠記得5月12日那幾天前的事情，那時台灣雖然有零星的疫情傳出，陸續有新北與宜蘭的群聚事件，但是台北市每天接到中央法定傳染病系統的病例反而只有一兩個案例（因為各縣市只能看到個別縣市的個案資料）。
到了5月13日那天，最大的惡夢還是出現了，有人通報「和平醫院發生院內感染」。我永遠記得5月10日那天，我們本來就在討論快篩的可能性，剛好也有廠商來表示願意捐一萬劑給台北市政府（原本都用以外銷），但是因為中央一直沒有開放國內使用快篩，我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這樣做。
5月12日我們已經有快篩的想法和規劃，但是還是很猶豫，直到和平醫院發生院內感染，我們只好當機立斷，5月13日宣布成立中興醫院與和平醫院快篩站，使「快篩」可以確實的保護醫護人員。
5月13日當天我們向廠商調借快篩劑，當天晚上我跟市長也到和平醫院視察，市長說的很明白，「和平醫院絕對不封院（因為和平是新冠肺炎專責醫院）」，就算受傷也要繼續上戰場，跟二戰時的約克鎮號一樣，守住和平醫院，才能守住台北市的防疫量能。
因為不知道快篩是否符合中央規定，我們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快篩與PCR同時都做，就不會不符規定了！
設立快篩站，因為從來沒人做過，所以我們也是憑空想像，只知道快篩陽性的民眾需要等候區安排與安置後送醫院或檢疫所，一開始邊做邊修正，那時候，還沒有什麼專責防疫旅館，醫院量能也還正常，所以，都是見招拆招！
5月13日深夜，陳時中部長打電話給我，說想約市長討論疫情，我就知道台北市的疫情絕對不是我們每天看到通報資料的那麼簡單（因為中央才看得到全國資料），當夜我打電話給市長，約定第二天5月14日早上請部長來參加台北市的防疫指揮中心會議，當天除了中央協助台北市的防疫作為以外，我們也趁機爭取設立快篩列為篩檢項目之一，之後再以PCR作爲判斷確診與否的依據，因為在此之前，快篩並非正式的檢測項目，也有很多人指責我們不聽中央指示，但是為了控制疫情，也只能先衝了再說！
5月14日早上市長下令在疫情最嚴重的熱區加設一個快篩站——剝皮寮快篩站，我只有六個小時，下午四點要開站，我十點多到現場還空無一物，立刻找各局處同仁到場，我也沒有任何經驗，但是因為當民意代表，打過八次選戰，我知道要怎樣運用資源與調度人力分工。我先找了信義房屋先來設置遮簷帳篷、找警察局調來路阻鐵架做動線隔離，找環保局調動流動廁所，讓快篩陽性民眾與其他民眾分流專用，也與醫護人員徹底隔離分流。
由聯合醫院主導整個快篩站的動線與篩檢管理，當天下午四點開站，兩點多已經有民眾大排長龍，第一時間我就在現場，當時電腦連線與設備還有點問題，民眾等候過久，也有些情緒，聯合醫院也沒有經驗，很多問題都是做了才知道，可是當天晚上就篩檢出16個陽性，第一天就只能先請消防局用專用巴士運送，忙到半夜兩三點才把確診者送到劍潭檢疫所。
那時候，沒有人知道台北市的疫情擴散的狀況到底多嚴重。但我知道，第一天高達15%的陽性率，疫情應該沒那麼樂觀！
那時候我還沒打疫苗，因為在服用藥物，所以醫生建議不宜打AZ。當天我到剝皮寮跟排隊的民眾說話，安撫大家的情緒，請大家耐心等候，看到他們雖然徬徨但對我們依舊信賴的眼神與表情，我就知道我不能有害怕的資格，因為民眾都還需要我們，需要我們團隊在前線阻擋病毒的入侵。
其實，來快篩站排隊的每一個人都非常無助與惶恐，他們生活在這裡，他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染疫傷害到親人與朋友，他們每一個人都很勇敢的來篩檢，也是希望保護自己的家人與朋友，我更不能怕，更不能讓他們覺得沒有依靠，台北市政府，就是他們的靠山，而我，就是台北市政府的代表，我怎麼能怕？
當時我的秘書與駕駛都非常緊張，每天都拿酒精噴我全身，他們應該也很怕，但是又必須跟我一起衝到現場工作。而且，如果我染疫，也會連累市長被隔離，所以我非常小心，璩大成醫師教我回家要在門口脫下全身外衣，鞋面鞋底要噴酒精才能進家門，衣服脫下後靜置七天，所以我每天在門口放另一套衣服，七天後再把換下的衣服拿去洗，確確實實做好自我防護！
對的事，做就對了，因為我不能害怕，所以才無所畏懼！
作者為台北市副市長
照片來源：作者臉書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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