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傳媒特約記者賴御文報導】民進黨立法委員黃國書承認曾經在威權時代擔任線民後，到底還有哪些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曾經擔任線民，持續成為政壇的熱議話題。
對於線民最了解的人，首推佈建線民的官員。曾經負責偵辦日治時期晚期高雄州特高事件中「旗山事件」的特別高等警察寺奧德三郎，寫下了《台灣特高警察物語》，是他對於自己特高警察生涯的詳細回顧（見照片，有中譯版）。
日治時期的特高警察，是參照日本本土。日本在明治19年、西元1886 年設置「高等警察」，相對於「普通警察」，高等警察的職掌是監控集會結社、監視危險人物與黨派、以及管控出版品，具有政治警察的性質。
特高警察則是比高等警察更進一步。明治44年、西元1911 年 10 月，在日本內地特高警察組織成立的不久之後，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的高等警察業務，也因為因應當時的特殊局勢，特別分成了「高等警察掛」以及「機密掛」。其中，機密掛是負責取締危險思想以及其他機密事項，這就是後來特高警察的雛形。九年之後，大正9 年、西元1920年，總督府把警察本署改制為警務局，同時在保安課之下設置了特別高等掛；兩年後，台灣各州在警務部高等警察課之下設立特別高等係， 其餘的廳、郡、市等警察機關則由高等警察兼辦特高的業務。
特高警察在取締危險思想上是以預防為主，將所有對於日本統治有危險性的人物都列入黑名單，名為「特別要視察人」，全面進行監視盯哨、探查人際往來，以及「尾行」跟蹤，巧妙佈建「線民」進行「密偵」、派出間諜潛伏，並且鼓勵一般民眾密告等，以獲取各種重要情報，達到防範於未然之目的。
寺奧德三郎在書中敘述自己參與過的偵辦過程，詳細描述當時台灣特高警察的情況，有助於還原日治時期台灣的政治警察與線民作為。
畢業於總督府醫學校的彰化仁醫賴和，在他所寫的小說《辱》，對於特高警察也有描繪。在日治時期，對於可能反日之人士所申請舉辦的演講等活動，總督府會派特務高等警察蒞會監聽，如果認為有言論過激或是用辭不當，立刻發出「中止」警告。
新竹的客籍作家吳濁流在昭和19年、西元1944年進入《臺灣日日新報》擔任記者，因為受到臺北帝國大學工藤美好教授的鼓勵，創作《亞細亞的孤兒》小說。有研究指出，吳濁流因為先前曾赴南京擔任記者，在昭和17年、西元1942年一回台就被便衣警察跟蹤，甚至混入他的交友圈， 探查他有沒有反日跡象。
隨著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情惡化，台灣各種不利於日本統治的流言不斷，特高警察更積極逮捕可疑人，不只期望破獲任何反日的勢力以及組織，也全力壓制可能動盪人心與政府的各種傳言。
威權時期負責線民佈建的官員，如果也像寺奧德三郎一樣詳細還原自己參與的歷史，一定更加有助於台灣的轉型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