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傳媒簡秀枝專欄】為了飛不高的鳥，我願是棵矮樹⋯為折翼天使尋找「應許之地」。
「沒有一個媽媽，希望生特教班的孩子」！
「表面上是我陪他，實際上是他陪我，孩子在我的夢𥚃，曾叫過我爸爸！」
「我一直期盼她長大，但是她只有身體長大！」
「我與孩子，好像生活在玻璃罩𥚃，其他人在玻璃罩外！」
「人家都討論婚禮，我們家卻討論追思禮！」
「我經常告訴孩子，上天會把你接走，那裡沒有病痛，沒有打罵，沒有歧視誤解。而我要養好身體，親自把孩子送走！」
「我不計算死亡時間，是計算身體還可用的時間！」
「學校通知孩子跌倒被送到急診室，告醫生的朋友告訴我可能不是跌倒，爸爸堅持調出監視器影帶，結果證明孩子噪動，老師受不了暴力相向的！」
「圓圓是建構在那看似不圓滿的孩子身上！」
這就是「愛奇兒（Angel）」的真實世界，也是影像藝術家周慶輝（1965-）的編導式攝影創作，呈現「心智障礙兒童」特殊的生命際遇，痛苦與絕望中，極待被了解，70萬字的訪談逐字稿，賺人熱淚，也發人深省。
該創作，取名「應許之地—天使星」，饒富人道關懷的周慶輝，要讓社會大眾，以每一個人的生命經驗，連結「愛奇兒」世界，以同理心，理解差異，付出關懷，共同打造愛與包容的「應許之地」。
采泥藝術中心於8月28日下午，在台北信誼基金會，為周慶輝舉辦「應許之地—天使星」分享會，濃濃的悲天憫人氣息，感人至深。出身新聞攝影工作的周慶輝，經歷一些社會事件後，引發他深入挖掘問題的善心與慾望，後來投入編導式攝影創作。
周慶輝說，記實攝影，告知真相，而當代攝影是要大家「思考」影像。他習慣慢工出細活，於拍攝地的長期蹲點，進行大型影像創作計劃，作品深刻，饒富特色，因此，海外展覽不斷，更獲獎無數。
近30年影像生涯，周慶輝從捕捉扣人心弦的新聞現場，到創造充滿戲劇張力的場景，由紀實攝影過渡到編導式攝影，更從眼看四方，耳聽八方的「獵人」，轉變為「導演」。
「行過幽谷」，是周慶輝1991-1993年，以新莊的樂生療養院研究的作品，他租屋3年，拍攝病患的生存狀態，並於1995年在台北市立美術館發表該作品，成為周慶輝離開新聞工作，投身創作後的第一次個展。
「人的莊園」，則是周慶輝於2015年完成的作品，探討人在這社會中，面臨的困境，動物園的籠子是有形的，人的籠子是無形的。
「我們是否住在動物園裡過著被制約的生活，而不自知？」「社會既然是一個籠子，而我們笑著、看著他人，關在裡面？」這樣的叩問與反思，讓人面面相靦，百味雜陳。
至於「心智障礙兒童」的特殊性，一直存在社會底層中，低調的父母，默默承受苦難，完全不敢多加張揚，這些折翼天使，總是被粗暴地歸類為「不正常」，而遭受區隔、歧視與疏遠。
然而，「不正常」與「正常」，其實是來自人的主觀性，是很本位主義。大家積非成是，用這個概念，判評社會的種種現象，暴露出人類對客觀認識的不足，卻又帶著強烈的偏頗意識，先入為主。
「愛奇兒」並不全然不正常，他們的各種行為，包括看來毫無意義的舉動，其實都在呼應不為人知的潛意識需求。
舉個例子來說，「正常」家庭，會有夫妻、親子、手足、教育、信仰、醫療等問題；被認為「不正常」的「愛奇兒」家庭，其實完全跟「正常」家庭一樣，面臨了上述問題，而且更具明顯性。
「正常」及「不正常」的家庭，其實有著相似的生命經驗。周慶輝衷心期盼透過他的作品，傳遞這樣的概念。
當觀眾在看周慶輝的作品，會感受到我們與「愛奇兒」家庭，面臨相通問題，同時，「正常」與「不正常」的界線，就逐漸模糊。當大家願意敞開心胸，向他人的靈魂回望，我們社會就離「應許之地」越來越近。
近些年來，周慶輝一直關注著「人在這社會的生存狀態」，從1991年拍攝「行過幽谷」，他的探索結果是：「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們對疾病的過度想像」。
到2014的「人的莊園」在探討人在這社會中，面臨的困境，是一種看不見得牢籠。而2021年的「應許之地」就像是「行過幽谷」加上「人的莊園」。
周慶輝不改媒體人性格，喜歡路見不平，急於拔刀相助，他的濃厚人道主義與社會關懷，伴隨他的藝術創作，特別是近年，他自己與家人，身體微恙，讓他在思考創作與藝術表現，更為純粹。
周慶輝賦予「應許之地」作品中的時代性與普遍性，他要喚起人性的初心，回到善良的本性，就能充分感同身受，「愛奇兒」家庭，是怎麼熬過來的，而適時給予力量。
周慶輝一再表示，世界上最重要的東西是肉眼看不到的。他一路以來，急於捕捉的影像，正是那些眼睛看不見的世界，必須用心細細地咀嚼感受。
有如拼命三郎的周慶輝，投入該創作，已經不是「嘔心瀝血」所能形容的，光前置籌備時間達35個月，採訪對象74人，採訪時間總經歷316小時，訪談稿總字數70萬元，手繪草稿30張，紮實的工作態度，令人印象深刻。
我們正處在一個視覺影像數量，爆炸性增長，偏偏我們也習慣依賴視覺影像，來認識這個世界，所以周慶輝調侃說，21世紀是「眼球的世紀」。
這一年，新冠疫肺炎疫情，打亂了人類的生活秩序，封城鎖邊界，成為疫情蔓延下全世界的新常態，讓我們的心靈「宅」了起來，這樣的心境下，對常與無常，幸與不幸，有了更多感悟與思考，人類彷佛在一夜之間覺醒，也展現了更多的包容力量。
然而，面對社會的「愛奇兒」，我們還是束手無策，因為我們還是習慣正常的人與事，比如說，我們都在學習做正常健康孩子的媽媽，沒有一位媽媽在學習做一位特教生的媽媽。當「愛奇兒」出現在你的周遭，成為你的家人，或是你的同胞，該如何面對！？
疫情肆虐，沒有人希望自己是「確診者」，就像沒有一位媽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愛奇兒」。生下「愛奇兒」，或者成為「愛奇兒」，不是他們的錯，他們有著千百個不願意。一旦遭遇了，只能欣然面對，以歡喜心，逆來順受。
「愛奇兒」家庭，最害怕社會的歧視與偏見，他們渴望的是同理心。也許是一個善意的微笑，一個溫柔的眼神，讓他們感到安心。
周慶輝表示，每個人生來有著不同性格、不同成長背景，就像來自不同的星球。其實，若我們願意以同理心，走進別人的星球看看，了解別人的成長背景，以及他們的生命經歷，站在別人的立場思考，也打開自己的門扉，邀請別人走進來，或許能夠一起創造更美好的星球。
周慶輝藉由這個「愛奇兒」創作計畫，開啟了更多對話與探究。他在呈現「愛奇兒」特殊生命故事的同時，正是希望讓觀看者與自己的生命經驗，產生連結與思考。
周慶輝經常自問，也問身邊人，所謂的「正常」家庭或社會，難道不就是夫妻、親子、手足、教育、信仰，乃至於長照、終老的問題嗎？！被認為「不正常」的「愛奇兒」家庭，其實有著「正常」的強烈渴望，而「正常」的我們，可能也跟「愛奇兒」家庭有著相似的生命經驗。
周慶輝誠心期望，透過他的作品，傳遞這樣的概念，並在觀者心中成形，逐漸消弭「正常」與「不正常」的界線，我們社會就離「應許之地」，越來越近了。
如眾所皆知，「天使心基金會」的口頭禪是：父母走出來，孩子才有希望。談到周慶輝「應許之地」的創作手法，坦白說，非常漫長與艱辛。
創作計畫是從訪談開始的，透過「天使心基金會」訪談，一開始，願意配合計劃，接受採訪的人數極少，讓他倍感壓力。
因此，在該基金會的協助下，從台北、桃園、台中、台南、高雄作分享會，透過各地意見領袖家長的推介，讓家長認識他，建立互信機制。因此，周慶輝逐漸被接受，他順利展開訪問工，逐一訪問了家長，手足、特教老師、復健師。
因為周慶輝的創作風格，必須建構想像的場景，所以他會反覆地找相關人員見面談話，常常一談就超過4、5個小時。
「當訪談超過10個人時，我都逐漸忘記第一位家長的訪談內容了」，為了不讓訪談內容糊在一起，周慶輝就將訪談內容，打成逐字稿，再從逐字稿中，找出他感興趣並能形塑成畫面的對話。
周慶輝透露，透過訪談，他彷彿讓自己進到了一個陌生的環境裡，在那陌生的環境中，去感受「愛奇兒」家庭的生命歷程，在歷程中，與他人的靈魂回望，進而與自己內心對話，形塑出每件作品。
訪談的工程，可說繁複冗長，從2018年4月至2019年12月的20個月中，周慶輝準備了約87個相關的題目，透過訪談建構愛奇兒的生活現況與面貌：夫妻關係、家庭溝通、人際關係、醫院診療與復健過程、教育、心理狀態、宗教信仰、社會價值、手足關係、生涯規劃、面對終老。
他總共採訪了74人，包括家長、手足、特教老師、復健師，採訪時間達316小時，逐字稿更超過70萬字。透過逐字稿，將周慶輝有興趣得部分，節錄出來約400條，從中做場景分類，然後將他的想像繪製30張草稿，那30張草稿，成為他拍攝的開始。
周慶輝說，他在畫的時候是很快樂得，因為想像不需要成本，但當他開始籌備時，就覺得不可能拍完30張，因此濃縮成14張主場景。為此，周慶輝期望觀看者，不只是「看照片」而是「聽照片」，隨著背景故事的解說，知識的連結，其實每張照片，都充滿了故事性與話題性。
也許照片是抽象、多重現實、觀賞整張照片的角度與感覺，就會完全不同，感受與體驗，都會在聆聽中生成。
28日在分享會中，周慶輝特別播放了訪談的片段，包括父親的角色、外籍新娘、特教老師、夫妻衝突、面對終老，生動自然，感人肺腑。
周慶輝同時表示，紀實攝影最重要的概念是「對社會現實的關注」而不是「對照片的迷戀」，「紀實攝影」並不等於現實，它只是指引我們接近現實的方向，但是卻沒辦法告訴我們現實中的真實，現實必須透過自己親身的實踐，才能深刻的感受。
「當代攝影」要考慮的不只是讓你被動的接受訊息，而是要透過照片，引發你對照片的好奇心，主動的去對照片發問並解答，也就是對照片「思考」。
至於紀實攝影的養分，周慶輝以他個人的經驗指出，當代攝影師必須保持紀實的經驗與精神，去對待自己的作品，當代攝影結合紀實的精神，對社會現實的關注，才不會淪為空洞與無病呻吟。
周慶輝強調，當代攝影師如果沒有處理作品的觀看美學，面對無聊難懂的影像，很難喚醒讀者的閱讀意識，更難讓觀看的人，靜下心思考感受到影像的多層內涵。
對於觀看美學，周慶輝提及他在2015年發表「人的莊園」時，就提出他想拍出人眼睛看到的世界，而不是相機看到的世界，因此想透過影像的技術，返回觀念，這些都是周慶輝在創作與拍攝時，急於實踐的。
相機看到的世界究竟是什麼？周慶輝期望他的照片，有呼之欲出的感覺，故事始終保持在一種懸而未決的狀態。事情已經發生了，或事情正要發生，在這兩者之間，有一個思考的瞬間，那一瞬間是深刻的，美麗的。
照片中的某些部份，看起來很「尖銳」，但整體的感覺，卻又十分和諧，一種所謂——「沉重之處顯其輕」的感覺。能在沉重當中，理出一絲輕鬆的感覺，從而留下真正的精髓所在。
照片雖然代表的是一個「時間」，一個「瞬間」，但當這個「瞬間之相」，有許多資訊可被閱讀，他就提供了引用的「長度」，而被延長的，並非「時間」，而是「意義」。
「應許之地—天使星」第一批照片都在室內拍攝場景規模較小，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更難，因為它們不那麼壯觀。周慶輝說，他必須以更親密的方式，創造意義和氣氛，這使得照明燈光更具挑戰性，其實，場景越小越難拍出。
周慶輝拿「人的莊園」與「應許之地」作比較：「人的莊園」歷時2個半月拍攝，2個動物園場景，32個角色以及14拍攝點。反觀「應許之地」，則花5個月，勘景57處，148角色。
當周慶輝將手稿與勘景地，結合繪製3D模擬圖，計算太陽入光的角度，並結合人造光。
周慶輝在分享會中，特別引用費烈達・卡蘿（Frida Kahlo, 1907-1954）的遭遇作說明。卡蘿6歲時，小兒麻痺症使她右腿殘疾。18歲時，一次交通意外幾乎使她喪命，也給她留下終生的傷痛，她的脊椎、鎖骨和數根肋骨骨折，骨盆粉碎性骨折，一隻腳也被壓碎。
她前前後後共接受了30多次大大小小的手術，在身體、情感和心理承受的痛苦、無奈和折磨中，她沒有妥協，而是將所有的經歷化為創作的靈感。自1926年她創作第一幅自畫像開始，至1954年她47歲時去世，她共創作了55幅自畫像。不畏橫逆，費烈達・卡蘿成為「愛奇兒」的典範，流芳百世。
是的，成為「愛奇兒」，不是孩子的罪孽，也不是父母的過錯，對於既成事實，大家如果能夠發揮更大同理心，給予了解，支持，冷默與傷害，必然會降低。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心美，人就美，社會就會更有人情味。周慶輝面對「愛奇兒」的挖掘作為，就倍見意涵，也功德無量！
作者為典藏雜誌社社長
照片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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