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傳媒程富陽專欄】現代第32屆的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在經過14天的激烈競爭，終於到了勝負既定，偃旗息鼓，鳴金收兵之日；在8月8日晚間多彩繽紛的閉幕表演儀式後，已由下屆主辦城市法國巴黎市長安妮·伊達戈，從日本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手中接過奧運五環會旗，以示奧會傳承；全世界1萬多名的運動選手，又將重新投入新一輪的訓練，期在2024年法國巴黎再奮力展翅，以爭取那一面面代表個人與國家光輝榮譽的獎牌。
體育原是一種「君子必也射乎！」的競技比賽，但意識形態總把焦點導引到各種政治的「較勁」上；從總獎牌數勝出才是代表體育大國，到獎牌最多金方能顯論強國霸業；從掄元單項冠軍才是追求競技的目標，到各項成績突破紀錄才是媒體追逐採訪的對象；似乎忘了競技本身就是一種追求自我提昇的價值，是在覓尋探究勝利者背後所付出的淚水與代價，是在闡述宣揚人類靠卓越競技掙脫底層貧窮與酷窒的動人故事。
事實上，中國在20世紀初的1908年，於天津開辦南開大學的張伯苓校長，就特別重視體育，因為他認為無體育即妄言奢論國強，他提出《奧運三問》：「中國能什麼時候能夠派運動員參加奧運會？我們運動員什麼時候可以得到第一面奧運金牌？我們的國家什麼時候能舉辦奧運會？」只有漸序達到這三個目標，中國才可言立國，中國方可冀望成為強國；而他的願望，直到整整一個世紀以後，才在中國大陸開花結果。
然而，中國在現代的奧林匹克運動會這條道路上，竟如一條充滿荊棘似「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艱辛歷程；直到1932年7月30日，中國方首次參賽了第十屆美國洛杉磯奧運會，當時中國代表團只有一個，唯一的參賽者單刀赴會，悲壯迎戰世界，他就就是短跑健將劉長春；而其時剛統一中國的國民政府，既無錢出資讓這位短跑天才遠渡重洋赴賽，也無力抗拒日本的百般阻擾代表中國參賽。
因此在拖延到開賽的前一個月，才由東北的張學良宣佈由其個人資助劉長春代表中國參加，並匆忙搭船赴會，在歷經21天海上顛簸漂浮後，才於開幕儀式的前一天抵達洛杉磯。
中國當年正面臨著國難當頭，列強瓜分的困境，只見劉長春一人高舉旗幟出場，一心想為中國爭光，無奈體力早因海上折騰透支，在隨後參加的兩項短跑運動中，均在初賽中即遭到淘汰，中國首次奧運，就在西方的嘲笑和鄙夷中結束；劉長春甚至沒有經費返國，直到當地華僑的捐助下才返回中國。
到了1949年，更因國共內戰，兩岸分隔，在「漢賊不兩立」的意識下，直至1960年，都還呈現相互難容，僅能由其中的一國上場情形。到了1960年的羅馬奧運，中共雖沒有參加，但在其杯葛下，我國代表團還是無法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出賽，竟只能以「臺灣」名稱進場；如果從目前的政治環境來看，或許會讓許多堅持臺灣主體的人欣喜；但在半世紀前，羅馬奧運卻是我中華民國在國際運動外交場上的一大挫折，但來自台東馬蘭部落阿美族的楊傳廣，卻在該次奧運勇奪田徑十項銀牌，反激奮了當時的政治挫敗氛圍。
此後，中華民國只能維持以「中華民國奧委會」的名義參加奧運，而中國大陸於1971年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後，1976年加拿大蒙特婁奧運更以「一個中國」原則拒絕我國參賽；直到1981年，我國與國際奧會協議以「中華臺北」的名義，才又重返國際體育舞臺，而中國代表團直到1980年始開始參加冬季賽事，並於1984年參加洛杉磯夏季奧迄今；但兩岸在這個偉大的體育競技場相遇，只能是一副「棄我昨日不可留，亂我今日多煩憂。」的尷尬處境。
但76年過去了，大陸卻先行完成了張伯苓校長的《奧運三問》，不但在2008年代表兩岸中國於北京舉辦了第29屆奧運，獲得的金牌數，更一舉超逾世界體育強權的美國而躍居首位；如今，再13年又過去了，單單大陸就以參加運動選手777人，居全球近200個參加國家及地區中之冠；而台灣也以中華台北名義參賽，屢屢創建佳績；只是我們仍只能以「中華臺北」參賽，無論中華民國或台灣都不可得。
當我們在為2020東奧代表中華台北獲得女子59公斤級舉重冠軍郭婞淳，及男雙羽球金牌王齊麟和李洋而舉國同歡時，對中國大陸今年才14歲即奪得10公尺跳水金牌的跳水天才全紅嬋，與在100公尺複賽跑出9秒83亞洲紀錄，成為亞洲第一位跑進奧運百尺決賽的中國選手蘇炳添，卻顯得極其淡然冷漠，而這就是目前兩岸的體育現況。都說奧運是是藉體育增進政治和平交流的平台，更可藉其達到人類欲圖「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的奧運格言目標；只不知，您信與不信？
作者為退役上校
照片來源：東奧官網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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