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傳媒本田善彥專欄】2016年美國選民正式選出川普為美國總統之後，很多人開始關注美國中產階級大規模地萎縮的現象，中產階級加速沒落以後，社會上有的更左傾，有的更排外，這兩個極端路綫碰撞的結局產生了忠實反映人類低劣本能的川普政權。
僅看各類統計就知道，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收入水準在二十世紀末達到頂點高峰之後，其平均淨資產或家庭收入便開始逐年下降，導致貧富收入差距的擴大，擁有自住房比率也下降，如此，中產家庭生活水準普遍下降。這個時間點以及發展的速度和節奏，跟蘇聯解體後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進展和脈絡幾乎一致的。
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潮流下，資本主義的威力大大增强，資方的立場和力量不成比例地壓倒勞方，全面掌控了勞資關係的主導權。資方將國内生產綫移到低工資、低收稅、不計較環保問題的國家。這種生產和資本的轉移造成本國的就業機會銳減，工資減少也導致消費能力的下降和消費市場也嚴重縮小。資方不顧本國市場的萎縮和疲憊，一心佈局全球市場和生產分工，本國的就業條件和環境變自然惡化，而走在合法和非法邊緣的黑心企業更形跋扈。中産階級的沒落帶造成經濟蕭條，貧富差距拉大，社會中間群空洞化後，整個社會開始走向嚴重分化和極端化。
上述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病態，當然不僅在美國發生，在實踐新自由主義的社會裏都能看到類似的情況，長期服從美國的日本中產階級也瀕臨式微的境地。
日本學者内田樹日前接受網媒的專訪，提出「群衆變窮了後，統治成本會降低」的觀點。照理來説，沒落後的中產階級淪落爲勞工階級，這些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爲了奪回被剝削的權益而站起來，爲了將頭上的鐵鎖解開，團結起來發動推翻統治階級的革命。但内田指出，我們所看到的是，即變窮又被剝奪權力的群衆喪失反抗力量也喪失對政治的期待和期許。
回過頭看歷史，中產階級的崛起使得群衆對政治開始擁有高度關心，在這樣的脈絡下，群衆要求參與政治，當權者也必須重視。同理，中產階級沒落之後，群衆變貧窮、無力、無感，結果急速喪失了參與政治、監督當權者的意願，甚至以消極態度來迎合當權者。内田感嘆，過去沒有一個已開發國家實踐過這種理論，但偏偏在日本發生如此的現象。不止如此，由上往下，從知識界到去產階級主動唱和「挨著大樹有柴燒」般的事大主義言論，此時統治階層發現，群衆越窮越好統治的意外命題。
1950至70年代，經濟高度成長期的日本，群衆陶醉於「一億總中流」意識的年代，也是日本學運和工運最蓬勃的年代，國會中强勢的反對黨占近一半席次，工業技術不斷創新，經濟逐年增長，群衆的權利意識高漲，勞資關係也緊張。國家的實力越來越雄厚，國際影響力也逐漸提升的這個年代，也就是國家最不容易控制群衆的年代，政府在統治上需要付出相當昂貴的成本。轉眼看當今的中國大陸，中產階級的成長帶來群衆權利意識的高漲，群衆對政治領域的隱形的關心和監督也逐漸强化，中共當局對這些趨勢當然提高戒心，爲了保障統治的穩定性和高效率，投入巨資建構更綿密的監控系統。
内田說「要壓低統治成本，將群衆掉進無權利狀態就可」，將社會福祉儘量減少的同時，讓群衆自認爲「今天的困境是自己選擇的結局，千萬不要期待政府的支援」，如此狠狠地甩開社會弱勢，反正群衆越窮越低頭沉默。内田指出，安倍政權的七年八個月，安倍們一方面將反對派視爲「敵人」，完全罔顧反對派的聲音，一方面對自己的親朋好友，毫無忌諱地動用公權力，提供盡可能的優惠和便利。如果在正常的社會，群衆絕不會忍受這種腐敗不公，然而現在群衆親眼目睹露骨的偏袒和不公，卻接受一旦有了政治權力，當權者的地位已凌駕法律的，可以隨心所欲地幹什麽壞事不會被懲罰的。同時，也開始想，反抗如此强大的政治權力也不會有任何效果，爲了明哲保身不如乖乖地服從當局就好。
日本本身是隱形的階級社會，先前的類軍事化的社會形態，表現於外的是「裝和為貴」的形式主義，核心卻是互相監視的集體主義心態。若有些人不滿當局的作爲而吐槽幾句，立馬遭到「善良網民」們的檢舉和圍毆。這些網民平時日子過得十分鬱悶，偶爾攻擊「人民公敵」發泄情緒、娛樂一下，不亦樂乎。同時當局也很懂得「麵包和馬戲」的道理，運用準備奧運或世博等淺顯不過的手段轉移或分散民眾的注意力。或者，透過滿足民眾一時的表面需求來進行拉攏，内田道破，因爲有如此的社會風氣，當權者輕易地排除異議份子，不必花大錢監視群衆，所以日本的統治成本，很可能在東亞地區最廉價的。這些新興的政治實驗會造成何種結局，將日本帶到哪裏去？看來包括日本統治階層在内，恐怕沒人能預測到，但是中產階級式微後的日本，將來得走一段艱難無比的路，恐怕是無可避免的。
作者為日本資深媒體人、旅台作家，中文版著作有《保釣運動全紀錄》、《台灣人的牽絆─搖擺在台灣、大陸與日本間的三顆心》。
● 原刊於《亞洲周刊》2021年第13期，經授權刊登
照片取自行政院國發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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