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前天上午，在一家諮詢式醫院跟我門診的護理師這樣笑我：來看我門诊的病人，回去的時候幾乎都很快樂或充滿希望，因為不論病情多嚴重，我會對每一個到我門診諮詢的癌症病人都會說：很好，很好。這條路你試試看。
我也常和老年癌症病人說，恭喜啊，能因癌症而死，是人生最幸福的死法。因為您有好幾年可以安排你的死亡，可以交代你的兒女，可以處理你的財產，可以辦生前告別式，向你的好朋友們一一道別。家人對他的別離，大抵都會在病床邊，也都接受得很安然，盡到了送別的儀式。（這不是我的創見，British Medical Journal 的總編輯寫過這樣的文章。至於太年輕，壯志未酬的癌症病人我就不敢這麼說）。
對坊間那些形而上的生死學大師的著作，我只是笑笑翻過去不置評。我看過太多的死亡與生離死別。我自有我的哲學與感受。突然眼晴一閉不知自己走向死亡，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最不幸的死亡，我認為是面對恐懼的橫死，如飛機失事等。然而，4月24日晚上，我突然有個淡淡的哀傷。
最近我有幾個朋友突然死了。我相信他們自己都沒有體會到他們已經死去。他們的最後一刻，都不在醫院或家裡，在路上，然後因某個自然因素或不自然因素而突然collapse昏迷過去，然後就沒有再醒來。
他們的靈魂，可能並不知自己死去。他們的家人，更是因此哀痛心傷，無法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而面對死者毫無交待的遺物，更是不知從何處理起。 有些死者珍藏的物件，更或許因此下落不明甚至自這個地球上消失。
許多人害怕的死亡都指向加護病房的死亡常會身上插許多管子。對我來說，這些並不重要。
在歷史上，我覺得，1931年蔣渭水生前最後一張照片，是台灣人最幸福的死亡畫面。（才6年前，1925年孫文之死，也很類似，也有留下照片，那時不忌諱臨終鏡頭。但孫文之死，沒有兒女環繞，朋友也較少）。
蔣渭水的台灣民眾黨在當年年初被日本人解散了。七月，他因長期傷寒，住在自己的醫學校附屬病院感染病房。到了臨終前幾天，他才知道自己將不起。在照片中，我們見過仍然張開著大眼的蔣渭水。
他的兩個夫人都在床邊，兄弟兒女們環繞自不用說了。在照片中，我們也看到他的好友們，杜聰明，蔡培火⋯⋯，他的前民眾黨的重要幹部，陳其昌坐著，大概在紀錄他的遺言。
政治上，他也許壯志未酬，但他知道，他將名留台灣青史。而若非他死得早，也許16年後，他會與某些他1931年的好朋友同樣命喪馬場町或浮屍某溪流。更不用說他死後流傳迄今的大眾葬，五千人送行的壯觀畫面了（那時台灣人口只有三百多萬）。
作者為臺灣醫學血液疾病及骨髓移植教授、台灣史小說家，獲得多項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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