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二戰結束80周年，大陸陸續推出許多優秀的二戰題材電影，像近日很夯的劇情片《南京照相館》、紀錄片《里斯本丸沉沒》，以及《里》片姊妹作《東極島》、討論日本二戰時殘酷的人體實驗《七三一》等。
相較之下，台灣卻缺乏相關的影視作品。官方面對抗戰勝利80周年，一片靜悄悄；民間方面，國民黨慶祝抗戰勝利80周年電影欣賞會，放的還是10年前、抗戰70周年時致敬空軍的《冲天》。不禁令人思索：為何近年來「台灣意識」高漲，卻說不出自己的二戰故事？
必須指出，台灣的二戰故事有其獨特性。大陸和國外的二戰電影，在道德層面是相對單純的，至少，從《里斯本丸沉沒》、《南京照相館》到《辛德勒名單》，誰是侵略者、誰是被侵略者，清清楚楚。
但台灣的二戰故事卻非如此。由於二戰期間台灣還是日本殖民地，戰爭末期更成了軸心國的一份子，超過20萬名台灣人以軍屬或軍人身分，成了「侵略者」。台灣人講述二戰，馬上會面臨身分認同問題：「我」是誰？是台灣人/日本人/中國人？是加害者/被害者？是勝利者/戰敗者？
二戰期間台灣地區的身分認同是尷尬的。被派去大陸作戰的台籍日本兵，是與自己同胞刀戟相向，情何以堪？再以電視劇《聽海湧》為例，主角是二戰北婆羅洲戰俘營裡的台籍戰俘監視員，因為對澳洲戰俘態度粗暴、還有虐殺的事件發生，戰後澳洲恨透台籍日本兵，在軍事法庭起訴者大多是澳洲方，還有台籍戰俘監視員被判死刑。但當時澳洲與台灣分別是英國及日本的殖民地，澳洲人與台灣人在戰場上互相為敵，其實都在為別人打仗，這是歷史的諷刺和無奈。
二戰期間台灣地區的政治立場也是多元的。當時除了有台人被動員到南洋去當日本兵，但也有台人如李友邦、蕭道應夫婦、鐘浩東夫婦、李南峰等，主動去大陸參加對日抗戰。而一般民眾生活的日常，正如同台籍知識份子葉榮鐘描述，8年對日抗戰這場由日人蓄意發動的「與祖國間的戰爭」，台人是「無地可容人痛哭，有時須忍淚歡呼」、「有時這種矛盾真要把人活活氣死」。
即使憋屈、苦悶、恥辱，即使不堪回首，也仍是台人獨特的二戰經驗，唯有奪回主體性，台灣人才能說好自己的二戰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