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軍「國艦國造」再傳最新進度，沱江級巡邏艦建造計畫進入最後階段。繼第11艘「蘭江軍艦」16日交付海軍後，舷號PGG-632的第12艘、也是最終艦「寶江軍艦」，18日已在宜蘭蘇澳外海展開首次海上測試，意味著沱江級12艘量產艦建造工作接近全面完成，預計今年底前全數成軍。 「寶江艦」是沱江級第二批次艦艇，艦名取自高雄市寶來溪。海軍官員也引用《孫子兵法》「唯民是保，國之寶也」的典故，賦予艦名守護國家與人民的象徵意義。 隨著寶江艦展開海試，代表海軍高效能艦艇量產計畫進入收尾階段。從2012年原型艦「沱江號」開工至今，整項沱江級建造計畫歷經約14年，總計打造12艘艦艇，並配合海空戰力提升計畫加速建軍腳步。 沱江級採穿浪型雙船體設計，滿載排水量約685噸，強調高速、機動與火力，過去因具備強大反艦能力，被外界稱為「航艦殺手」及海上「刺蝟」。 量產型沱江級艦艇搭載多型飛彈及艦砲系統，包括雄風二型、雄風三型反艦飛彈，以及海劍二型防空飛彈；其中第二批次艦艇進一步強化反艦火力，配備雄風三型超音速反艦飛彈，可執行反艦及制海任務。 除飛彈系統外，沱江級也配備76公厘艦砲、方陣近迫武器系統及機槍等武器，並整合雷達與作戰系統，以提升對海、對空目標的偵測及接戰能力。 目前第11艘蘭江艦已完成交付，第12艘寶江艦則進入海上測試及後續驗收階段。隨著最後一艘艦艇完成測試與相關程序，海軍12艘沱江級巡邏艦建造計畫也將正式告一段落，後續將依建軍期程陸續部署各作戰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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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愛知・名古屋亞運今（19日）正式登場，開幕典禮預計於台灣時間下午5時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園陸上競技場舉行。台灣代表團本屆派出482名運動員參賽，開幕式入場時將依英文代碼「T」排序，安排在第36組進場，並由散打好手張煥宜與拳擊名將黃筱雯共同擔任掌旗官。 本屆亞運延續以英文代碼排列各代表團的入場順序，台灣並非依「C」字母排序，而是沿用「T」的英文代碼，將在敘利亞代表隊之後、塔吉克代表隊之前進場，位居第36順位。 這項安排與上屆杭州亞運相同。當時台灣代表團由「台灣蝶王」王冠閎與跆拳道好手羅嘉翎擔任掌旗官；本屆則由張煥宜、黃筱雯接棒，兩人將率領台灣代表團進場，高舉會旗亮相。 26歲的張煥宜是台灣散打代表隊重要戰力，曾在2023年杭州亞運男子散打70公斤級摘下銅牌，終結台灣散打睽違21年的亞運獎牌荒；去年成都世運會，他再度拿下銅牌，近年國際賽事表現受到關注。 另一名掌旗官黃筱雯則是台灣拳擊代表隊主力，曾在國際賽場締造亮眼成績，本屆亞運也將肩負爭取佳績的任務。 本屆愛知・名古屋亞運以「IMAGINE ONE ASIA」為號召，大會邀請日本導演堤幸彥擔任開幕典禮總導演，主題設定為「Harmonic Heart Beat」，透過心跳與律動的概念，象徵亞洲各地以體育為媒介交流、連結。 隨著開幕典禮今晚正式登場，台灣代表團也將在張煥宜與黃筱雯帶領下亮相，482名台灣選手接下來將陸續投入各項賽事，力拚在名古屋亞運締造佳績。
張祐齊/銘傳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出軌的人，憑什麼要求離婚？」 當一方因外遇導致婚姻破裂，最後卻反過來向法院請求離婚，這恐怕是多數人的第一個反應。對沒有過錯的一方而言，這不只是法律問題，更涉及最基本的公平感：既然是你破壞了婚姻，為什麼最後反而是你要求結束婚姻？ 然而，法律真正面對的問題並不是「出軌對不對」，而是更困難的一個問題：一個人犯了婚姻上的錯誤之後，國家是否可以因此永久剝奪他結束婚姻的權利？這個問題，正在隨著憲法法庭判決及近期民法修法，重新改變台灣的離婚制度。 出軌是錯 但是否等於終身不得離婚？ 我國民法第1052條長期以來兼採婚姻破綻主義與有責主義。夫妻一方有重大事由，導致婚姻難以維持時，原則上可以請求裁判離婚；但如果該事由應由其中一方負責，法律對唯一有責配偶的離婚請求又設有限制。 這套制度並非沒有道理。婚姻不只是感情，也是法律所保障的身分關係。如果一個人自己造成婚姻破裂，卻可以立即要求法院替他解除婚姻，確實容易讓人產生「破壞婚姻的人反而從中獲利」的不公平感。 但是，如果夫妻已經分居多年，彼此沒有共同生活，感情與信賴早已消失，婚姻只剩下法律上的形式，此時仍因其中一方過去犯過錯，就要求雙方永遠維持婚姻，真的符合婚姻制度的目的嗎？ 法律因此開始面對一個新的問題：究竟應該懲罰犯錯的人，還是承認已經死亡的婚姻？ 112年憲判字第4號帶來的轉折 2023年憲法法庭作成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正面處理唯一有責配偶請求裁判離婚的問題。 憲法法庭並沒有宣告「出軌者當然可以離婚」，也沒有認為婚姻過錯不必負責。判決真正指出的是，如果不問婚姻破綻形成後經過多久，也不問婚姻是否已經長期處於無法維持的狀態，一律禁止唯一有責配偶請求離婚，可能造成過度限制婚姻自由的結果。 換句話說：有責，不等於永久失去離婚自由。這是我國離婚法規非常重要的觀念轉折。過去的想法比較接近「你造成婚姻破裂，所以你不能要求離婚」；現在則逐漸轉向「你造成婚姻破裂，當然應該負責，但這個責任是否應該永久阻止你退出一段已經無法維持的婚姻？」 這兩種思考，看似只有一線之隔，背後卻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價值。 近期修法：離婚自由與婚姻責任開始分開處理 憲法法庭作成判決後，修法也隨之展開。行政院於2025年2月20日通過《民法親屬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並於同年9月3日由行政院、司法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重新檢討裁判離婚制度，回應112年憲判字第4號所揭示的憲法要求。 這次修法值得注意的，不是簡單宣布「有責配偶可以離婚」，而是試圖重新安排「婚姻是否應該終止」與「誰應該為婚姻破裂負責」兩個問題。這代表法律開始承認：婚姻的終止與責任的承擔，可以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修法方向同時涉及贍養費制度。未來判斷離婚後的經濟保障，不再只是單純以「誰有過失」作為唯一標準，而是更重視離婚後一方是否因生活困難、工作能力或就業機會受到影響等因素而需要保障。 這其實是一個重要的制度轉變。 如果「不准離婚」不再是保護無過錯配偶的唯一手段，那麼法律就必須透過贍養費、財產分配、子女扶養等制度，確保無過錯的一方不會因婚姻終止而被犧牲。 婚姻自由不是「出軌自由」 當然，這裡必須避免一個非常容易產生的誤解。婚姻自由，絕對不是出軌自由。一個人可以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選擇結婚，也可以在婚姻已經無法維持時選擇結束婚姻；但在婚姻存續期間，仍然必須遵守相應的婚姻義務。 因此，離婚自由與婚姻責任，其實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一個人因外遇造成婚姻破裂，仍可能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但是，這不代表國家可以因此要求他永遠維持婚姻。如果把「不准離婚」本身當成懲罰有責配偶的手段，離婚制度就可能從解決婚姻破綻的制度，變成維持婚姻責任的制裁制度。 問題是，婚姻法的目的究竟是懲罰犯錯的人，還是處理已經無法維持的婚姻？答案應該逐漸清楚。真正需要保護的，是沒有過錯的一方。 但是，承認婚姻自由，也不代表法律可以忽略無過錯配偶的利益。 如果一方外遇後離家多年，最後以「婚姻已經破裂」為由要求離婚，而另一方卻因此陷入經濟困境，法律不能只告訴受害的一方：「婚姻自由比較重要，所以請你接受。」 真正合理的制度，應該把兩個問題分開：第一，這段婚姻是否應該結束？第二，造成婚姻破裂的人應該承擔什麼責任？前者涉及婚姻自由與婚姻破綻；後者則涉及財產、贍養費、子女扶養以及其他可能產生的法律責任。如此一來，法律就不必再以「不准離婚」作為保護無過錯配偶的唯一手段。 這也正是近期修法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方面重新調整裁判離婚制度，另一方面完善離婚後的權利義務，使「婚姻可以結束」與「責任仍然存在」兩件事情可以同時成立。 從「責任婚姻」走向「破綻婚姻」 這場法律變革，其實反映了台灣婚姻觀念的改變。早期的婚姻法比較重視婚姻制度本身的維持，因此容易從「誰造成婚姻破裂」出發。現代婚姻法則越來越重視個人的人格自主與婚姻自由。如果夫妻仍有共同生活、感情與信賴，法律當然應該努力維護；但如果夫妻早已分居多年，沒有共同生活，婚姻只剩下形式上的身分關係，法律又為什麼一定要要求兩個人繼續維持？ 婚姻是一種共同生活，不應只剩下一張法律上的身分證明。因此，破綻主義真正重要的地方，不是鼓勵離婚，而是承認一個現實：有些婚姻確實已經無法回復。真正的公平，不是讓錯的人永遠不能離婚。 回到最初的問題：出軌的人，也有離婚自由嗎？答案應該是：有，但不是毫無條件的自由。出軌的人不能因為婚姻自由，就主張自己的過錯完全不存在；也不能利用婚姻破綻，把自己造成的損害全部轉嫁給另一方。 但反過來說，也不能因為一個人曾經犯錯，就讓他永遠被綁在一段已經無法維持的婚姻裡。離婚不是對出軌者的獎賞，維持婚姻也不應成為對出軌者的終身刑罰。法律真正需要追求的，不是讓一個犯錯的人永遠不能離開婚姻，而是在婚姻終結時，確保沒有過錯的一方不會因此被犧牲。 法律可以要求一個人為自己的背叛負責，卻不能要求一個人用餘生繼續維持一段早已死亡的形骸化婚姻。這或許正是台灣離婚制度從「婚姻責任」逐步走向「婚姻自由」之後，最值得我們重新思考的問題。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德國統一已36年，柏林圍牆雖成歷史，東西德裂痕卻未完全彌合。9月6日，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 AfD）在東部薩克森安哈特州（Saxony-Anhalt）選舉拿下44%選票，重創總理梅爾茲（Friedrich Merz）所屬的基民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CDU）；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州（Mecklenburg-Vorpommern）也將投票，AfD民調同樣領先。反移民固然關鍵，但不足以解釋東部政治轉向。人口外流、財富差距、統一後身分失落，以及東德與俄羅斯的歷史連結，才是AfD席捲東德的重要背景。 工作追上了 財富卻沒有 統一初期，東部最大問題是失業。1990年代末，東德失業率一度接近20%，幾乎為西德兩倍；到2025年，東部登記失業率降至8.6%，西部為6.4%。所得差距也收斂，東部家庭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由2008年約為西部82%，升至2024年約92%。但財富差距仍大：2023年東部家庭平均淨資產約12.55萬歐元，西部達25.71萬歐元，東部僅約為西部49%。 今日東西德經濟落差已從「就業問題」轉向「財富問題」。工作與薪資可逐步恢復，但房地產、投資、退休儲蓄與跨世代資產，難在30多年內追平。人口外流更使問題複雜。1991年至2024年間，若不計柏林，東德向西德淨流出約120萬人，多為年輕勞動人口；人口減少與高齡化，也讓地方企業面臨更有限的勞動力市場。 人口離開 產業也跟著消失 許多東德城市在統一後劇烈變化。薩克森安哈特的德紹羅斯勞（Dessau-Roßlau）以包浩斯聞名，過去也曾是重要航空與工業城市；但產業萎縮後，人口自1990年代以來大幅減少。道路可重鋪，房屋可翻修，失業率可下降；但年輕人離開、工廠關閉，使居民眼中熟悉的城市仍在失去人口與產業。 這也催生德國特有的「Ostalgie」：對昔日東德部分生活方式的懷念。它不必然意味想恢復共產制度，更常反映統一後失去工作、社會地位與既有生活秩序的複雜記憶。 西德出生的魏德爾 掌握東德不滿 帶領AfD擴張的共同主席魏德爾其實出生於西德，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曾任高盛資產管理分析師、安聯全球投資副總裁，也曾在中國銀行工作並長期旅居中國。進入領導層後，她將移民、能源價格、俄烏戰爭、對俄制裁與德俄經貿整合為政治訴求，主張停止對烏軍援、恢復俄羅斯廉價能源供應，並反對派德軍前往烏克蘭。 對俄羅斯的記憶 東西德並不相同 對俄羅斯的記憶，也是東西德差異之一。薩克森安哈特的瑙姆堡（Naumburg）曾是蘇聯駐軍城市，最多時約有3萬名蘇聯軍人，幾乎與居民人數相當。東德時期學校普遍教授俄語，許多人在將蘇聯視為友好國家的環境中成長；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Mecklenburg-Vorpommern）造船業，也曾長期連結蘇聯經濟體系。 這些經驗使部分東德居民對莫斯科的觀感不同於西德。最新調查顯示，接近三分之二東部選民認為俄羅斯對德國威脅很小或毫無威脅；西德則有59%受訪者認為俄羅斯構成強烈威脅。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德國失去大量廉價俄油與天然氣，東部部分化工與製造業面臨更高能源成本。AfD主張解除對俄制裁並恢復經貿關係，對部分東部選民而言，這關係到能源價格、工廠成本與工作機會。 不願捲入烏俄戰爭 戰爭本身也成為東部選舉重要議題。梅爾茲政府已成為烏克蘭主要歐洲軍事支持者之一，今年德國對烏軍援預算達115億歐元，國防部並成立「烏克蘭特別參謀部」協助基輔採購武器。不過德國至今仍未像英國一樣，在烏克蘭境內部署軍事人員。 魏德爾反對將德國軍人派往烏克蘭，AfD州長候選人霍爾姆也把「確保我們不會陷入戰爭」列為訴求。對曾與蘇聯軍隊共同生活數十年的部分東德居民而言，俄烏戰爭同時牽動對俄歷史記憶、廉價能源利益，以及德國是否更深捲入戰爭的安全焦慮。 東部震盪 一路傳到總理府 AfD在東部的突破，已從地方選舉擴大為震動柏林中央政局的壓力。薩克森安哈特敗選後，梅爾茲取消原訂赴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行程，留在柏林應對黨內壓力；CDU也緊急召開特別會議，準備因應柏林與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兩場選舉。CDU/CSU全國支持度已降至18%至20%，落後AfD；在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CDU民調甚至只剩7%。 梅爾茲9月18日進一步表示，德國與美國之間「無條件跨大西洋友誼」的時代可能已經結束，德國必須承擔更多自身安全責任。相較之下，AfD主張恢復與俄羅斯能源及經貿關係，並反對德國更深介入俄烏戰爭。兩種路線正在德國政治中正面交鋒。 AfD在薩克森安哈特拿下44%選票，已不只是一次地方選舉勝利。統一36年後，東德人的工作與所得逐步追近西部，但財富落差依然明顯，部分城市仍流失人口與產業，對俄羅斯與俄烏戰爭的歷史感受也不同於西部。德國在1990年完成國家統一；如今，東部政治變化正反過來改寫柏林權力版圖。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美國時間17日，在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舉辦的川習會簡報會上，有人預期，不僅9月華府川習會，還包括11月亞太經合會峰會和12月二十國集團峰會，都將進一步推遲台灣總統（賴清德）從美國過境的計畫。 川習會預計9月24日在華府舉行會晤，據「美國之音」19日報導，貿易、科技與投資議題最可能有實際成果，但台灣問題很可能成為美國總統川普最具戰略意義的考驗：他能否在穩定美中關係的同時，不改變長期以來維持台海威懾的平衡。 在華府川習會前，日本共同社報導，北京已警告華盛頓，若美國在峰會前批准新一批對台軍售，中方將取消此次會面。對此，川普回應稱，他不擔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因對台軍售問題取消兩人預定的的會晤，因為「我們有很好的關係，他想要和睦相處，我們也是」。 但鑒於北京長期以來都希望美國把台灣問題納入更廣泛的談判中，不少分析人士向「美國之音」表示，習近平很可能在此次峰會上繼續尋求美國在台灣問題上作出漸進式讓步；而在台灣問題上，可以從一下幾個指標觀察本次川習會：對台軍售是否繼續推進？美國長期以來有關台灣的政策表述是否改變？以及峰會後中國對台軍事壓力和美中危機溝通是否出現實質變化。 不管川普提不提台灣問題，習近平是一定會再提，分析人士認為，預計習近平會在9月的峰會中再次談論台灣議題，因為，川普5月訪問北京期間曾表示，習近平多次向他詢問台灣、對台軍售以及美國是否會在衝突中協防台灣，但他沒有向習近平作出任何承諾。 CSIS研究員林洋（Bonnie Lin）17日在有關川習會的簡報會議上指出，他們預計習近平會提及台灣問題，也預計習近平會盡可能地敦促美國推遲或停止對台軍售；會中，還有人預期，不僅是華府川習會，還包括可能舉行的亞太經合會和二十國集團會議，將進一步推遲台灣總統（賴清德）從美國過境的計畫。 華府智庫史汀生中心（The Stimson Center）中國項目主任孫韻（Yun Sun）說，北京長期以來都希望美國把台灣問題納入更廣泛的談判，中方希望台灣成為交易的一部分，問題在於，幾十年來，美國都不願意進行這樣的談判，也不願把台灣作為交易的一部分。 但川普一直沒有明確表示，如果台海爆發衝突，美國是否會協防台灣；5月，在結束對北京的訪問後，川普還曾把對台軍售稱為可以談判的項目，這些表態加深了外界對川習會可能改變美國對台政策信號的疑慮，尤其是在川普尋求與北京達成貿易和供應鏈協議之際。 路透17日曾報導，台灣和日本官員擔心川普可能把對台軍售或對台政策作為談判籌碼，換取北京在關稅、稀土或其他經濟議題上的讓步；台日官員近期正加強與華盛頓接觸，希望美方避免發出政策軟化信號；日本方面尤其擔心，峰會措辭即使出現細微變化，也可能影響地區威懾。 而據「美國之音」報導，白宮從來沒有宣佈改變美國的「一中政策」、依據《台灣關係法》對台立場或對台軍售安排；川普政府官員也表示，相關軍售仍按照美國程序推進。 台灣外交部長林佳龍12日曾表示，習近平訪美一定會觸及台灣問題，但美國立場很清楚，美方也一再向台灣保證，美國對台政策沒有改變。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亞洲研究員石可為（David Sacks）認為，對台軍售很可能是習近平在這次峰會上的首要目標，台灣問題將在川習會中佔據重要位置；石可為認為，習近平的頭號優先事項是促使美國繼續推遲對台軍售。 川普政府去年12月宣佈一項超過11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金額創史上新高；另一項最高可達140億美元、包括先進飛彈防禦的軍售案，仍在等待最終批准；關於這筆14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美國國務盧比奧在國會聽證會等場合公開澄清，該案並未被正式「暫停」或「取消」，而是處於「必要的政府內部審議與審查階段」。 石可為認為，如果習近平訪問華盛頓後不久，這批軍售仍未獲准推進，將是一個重大警訊；他說，北京還可能要求美國改變有關台灣的政策表述，或減少與台灣的海巡合作、訓練專案和其他安全接觸。 史丹福大學佛里曼·斯波格利國際問題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研究員、印太政策實驗室主任梅惠琳（Oriana Skylar Mastro）認為，習近平可能不會公開提出以台灣換取其他利益，而會把減少對台軍售和削減美國在亞洲的軍事活動，包裝成改善整體美中關係所需要的步驟。 「我覺得在台灣問題上必須特別小心，因為川普一旦說出一句話，就可能改變現狀。」梅惠琳說。 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主席、共和黨籍委員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和民主黨籍委員斯萊文（Chris Slevin）11日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儘管兩黨在具體策略上存在分歧，國會在中國政策以及經濟與國家安全問題上的基礎性共識仍然相當穩固。 薛瑞福說，美中政策跨越不同政府呈現「顯著的一致性和連續性」，習近平希望美國尊重北京所謂「核心利益」，並可能在台灣、南海和西藏等問題上尋求「循序漸進的進展」。 在台灣問題上，薛瑞福說，他希望習近平相信美國的承諾可信，並相信美國有能力抵抗對台灣使用武力；他指出，《台灣關係法》要求美國維持這種能力，但是否採取行動最終仍是政治決定。 斯萊文也提醒，外界不應把川習會或美中領導人的會面，當作美中關係已經取得進展的證據。 在北京川習會前，5月8日，美國參議院兩黨議員致信川普，敦促正式向國會通報約140億美元對台軍售，並明確提出不應把美國對台支持當作與北京談判的籌碼。 孫韻表示，無論華府川習會能否達成重大新協定，北京都很可能把這次峰會宣傳為外交成功；習近平高規格訪問華盛頓，將使他能夠展示自己受到與川普對等的接待，並宣稱美中關係正在重返較為穩定的軌道；但她指出，兩國之間的結構性競爭並沒有改變。 薛瑞福也說，自5月川習會以來，中國的實際行為沒有改變，對台灣和菲律賓的脅迫仍在持續。 梅惠琳表示，衡量川習會的真正指標將在兩位領導人離開後出現：解放軍在台灣周邊的軍事活動有沒有減少、美中兩軍溝通機制是否真正恢復運作，以及美國對台軍售是否按計劃推進；她表示，即使這三個方面都有改善，也只能代表緊張局勢暫時緩和，而不是爭端得到根本解決。
台灣「怪力男」李灝宇今天（19日）火力全開！效力底特律老虎的李灝宇作客芝加哥白襪，單場5打數敲出4支安打，包括第8局一發追平兩分砲，不僅成為首位在大聯盟單場擊出4安的台灣球員，這支全壘打也是他本季第10轟，正式超越張育成2021年創下的單季9轟台將紀錄。老虎最終在一度落後6分的情況下，以11比8逆轉白襪。 老虎此役開局陷入苦戰，首局就遭白襪灌進6分，前段比賽一度以2比8落後。不過李灝宇率先吹起反攻號角，第5局擊出右外野安打，接著靠隊友麥戈尼格（Kevin McGonigle）的三壘安打跑回本壘得分，幫助老虎逐步縮小差距。 第6局李灝宇再度展現長打火力。面對白襪左投墨菲（Chris Murphy），他鎖定第一顆滑球出棒，擊出一支左外野二壘安打，擊球初速達108.9英里、約175.2公里，並送回隊友克拉克（Max Clark），讓老虎追到6比8。 真正的高潮出現在第8局。當時老虎1出局、一壘有人，李灝宇第4度站上打擊區，面對左投紐坎柏（Sean Newcomb）。他鎖定一顆96.7英里的四縫線速球，大棒一揮，將球轟向右外野看台，形成一發追平兩分砲。 這支全壘打擊球初速達100.2英里、約161.2公里，飛行距離362英尺，不僅讓老虎追成8比8，也讓李灝宇本季全壘打正式來到10支。李灝宇超越張育成2021年締造的單季9轟紀錄，成為大聯盟史上首位單季擊出10支全壘打的台灣球員，改寫台將旅美新頁。 而且李灝宇並沒有就此停手。第9局他再補上一支中間方向的一壘安打，完成生涯首度「單場4安」，也成為台灣球員在大聯盟的首例。全場5打數4安、3分打點、2得分，成為老虎這場大逆轉的重要功臣。 這場比賽也讓李灝宇本季安打數累積至78支，超越韓國球員裴智桓2023年創下的77安，成為亞洲球員在23歲（含）以下單季安打數第2多，僅次於大谷翔平2018年的90支。 從單季9轟到10轟、從單場3安到單場4安，李灝宇今天一次寫下多項台將紀錄。更重要的是，老虎在他的追平兩分砲帶動下，第8局單局灌進5分，最終完成從6分落後到11比8逆轉的戲劇性勝利。 賽後談到轟出追平全壘打後在壘間激動慶祝，李灝宇表示，那些反應都是當下很自然的情緒，甚至連自己當時說了什麼、做了什麼都已經沒有印象；他也透露，自己就是不喜歡輸球，因此能在這場比賽幫助球隊逆轉，格外開心。
高誓男/法學博士、中華民國公教軍警消聯合總會副總會長 近一個月，連續發生3起員警自戕事件。雖然過去也有類似事件，但一個月內發生3件，且今年已有6位警察，在警局駐地或執行勤務時自戕，實在不容輕忽。警察自戕並不是新的問題，據統計，2014至2023年有52名警察自戕，每年平均5名，已成為「常態」。警察的心理健康、工作環境及人權保障，不只是警察組織內部的問題，更是攸關公共安全的社會議題。 警察機關慣行的因應方式未能阻止悲劇發生 面對接連發生的警察自戕事件，2022年時任警政署署長的黃明昭曾於同年9月發表聲明，除表達遺憾與不捨，也強調已強化支持員警心理健康的機制；並要求各警察機關落實關懷所屬，尤其關注「社會經驗與抗壓能力相對薄弱」的年輕警察。 針對近年陸續發生的警察自戕案件，警政署也表示，除派員深入調查原因外，並要求從多面向加強員警自殺防治工作。就初期預防而言，各警察機關應定期舉辦身心健康、壓力調適及感情困擾等宣導講座，使有困擾的員警能適時獲得協助；同時，從警察養成教育階段著手，加強正向心理、情緒管理與抗壓能力。不過，社會還是要問：警察自戕為何頻仍發生？ 早在2021年，監察院調查報告即已指出，現行警察機關對自殺事件的調查處理程序，多由機關內部督察單位依主官指示進行；調查結論可能受到組織權力關係影響，而傾向將原因歸於個人健康、感情等因素，卻忽略工作環境與制度壓力。監察院並指出，相關案件缺乏長期統計與系統化分析研究。 當如此重大的生命悲劇逐漸成為「常態」，我們更應追問的，可能並不只是「如何讓員警更有抗壓性」，而是為什麼員警必須長期承受如此巨大的壓力？如果制度本身持續製造壓力，卻主要要求個人學習調適壓力，恐怕難以真正處理問題的根源。 警察工作具有高度特殊性。危機應變、衝突處理、犯罪偵查及第一線執法，本身就具有高度壓力與風險。除了工作本質之外，學者研究也指出，績效評核、勤務與輪班制度、警力運用及組織文化等因素，都可能形成額外的工作壓力。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警察組織所具有的封閉、服從與強調英雄形象等文化特性，使得員警自己陷入情緒困境時，未必容易承認自己需要幫助，求助本身也可能被別人視為一種弱點。 根據《報導者》媒體的相關訪談，也可以看到績效導向、職場文化、自我認同，以及警察工作意義感等因素如何彼此交織，形成複雜的心理困境。另據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連續4年對警察人員工作壓力的問卷調查，現職警察「曾有離職甚至輕生念頭」的比例超過五分之一，2022年與2020年都高達27%；「我有至精神科領藥（包含失眠、焦慮）」的比例，也從2019年的8.59%升高到2022年13.22%。這項調查已足顯示警察精神危機的嚴峻程度。 員警可能因繁重勤務而無法兼顧家庭，面臨工作與家庭之間的拉扯；警察在執行勤務時，又經常必須站在民眾的對立面，長期面對社會陰暗面與人際衝突。當工作角色與個人價值發生衝突，再加上日夜顛倒的勤務型態，便可能進一步影響睡眠、情緒、體力與認知功能。如此惡性循環下去，便容易發生不想活、自戕的悲劇。 警察自戕的根本解決之道 警察自戕防治，至少應從以下三個方向著手： 一、制度與結構減壓 首先，應檢討勤務與輪班制度。長期拆班、深夜勤及不穩定的勤務安排，可能造成睡眠不足與慢性疲勞。勤務制度改革的核心，不應只是「把人排得進去」，而應把員警合理的睡眠與休息視為勤務安全的一部分。 其次，應重新檢視績效評比制度。如果大量非核心、形式化的績效專案，使基層員警必須投入額外時間追求數字與排名，就有必要檢討這些制度是否真正有助於治安工作，還是基層長期的壓力來源。 二、改變組織文化，讓求助不再等於示弱 警察養成教育應該讓員警理解：尋求心理協助並不是軟弱，而是維持工作能力與生命安全的一種負責任行為。同時，也應強化各層級主管的自殺防治與心理健康知能，主管真正需要做的，不只是發現部屬「出了問題」，更應建立一個讓員警願意在問題惡化以前開口的環境；尤其必須避免員警因為尋求心理協助，就擔心遭到標籤、影響考績或遷調。只有當員警相信「說出自己的困境不會因此受到懲罰」，求助機制才可能真正發揮作用。 三、讓心理諮商資源真正可近、可用，而且值得信任 心理健康資源不能只是「有」，更必須讓員警「敢用」。因此，提供全面且自主的委外預約諮商，是值得持續推動的方向。若員警可以跳過內部轉介管道，直接向合作的民間機構預約心理諮商，便能降低對隱私與身分曝光的疑慮，也有助於去除求助污名。 其次，政府也應檢視增加專業心理諮商、身心篩檢與後續追蹤所需的人力與資源是否足夠。警察自戕案件，不能每次都在悲劇發生後，才重新啟動關懷機制；而應建立長期、公開且具有一致標準的資料蒐集與分析制度，從長期趨勢中找出勤務、職務、年資、組織環境及其他可能相關因素。 總之，當員警槍口朝向自己，問題就不再只是個人的悲劇，而是整個制度必須面對的警訊。警察是維持社會治安的重要力量，而警察自身的生命安全與心理健康，同樣應受到制度保障。 ◎《梅花新聞網》關心您：珍惜生命，再給自己一次機會。若您或身邊的人有心理困擾，可撥打安心專線：1925、生命線協談專線：1995、張老師專線：1980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16日，成都市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舉行第十三屆理監事就職典禮，成都（星點）海峽兩岸新經濟創業園董事長郭弘揚接替高錦樂，出任成都台協第十三任會長。郭弘揚在就職演說中分享自己多年來在四川成都紮根發展的感受；他表示，成都產業集聚、市場廣闊、營商環境優越，是一座值得台商深耕的城市。郭名揚目前經營三間台灣青創園，陸媒形容他是台青到大陸發展的「夢想推手」。 郭弘揚表示，新一屆成都市台商協會將繼續發揮緊密聯繫台商、台企的優勢，加強台商與政府部門的聯繫和溝通，在服務台商台企、吸引台青來川發展方面發揮更大作用，為台商、台企、台青在川實現更好發展搭建廣闊舞台，積極助力川台交流合作融合發展。 台企聯監事長黃明智致詞時指出，成都市台協經過多年深耕積澱，凝聚力、區域影響力持續提升，已成為大陸西部地區重要的台商協會，為深化川台、蓉台融合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他表示，台企聯將繼續發揮全國性台商社團平台優勢，與成都市台協攜手同行，團結帶領廣大台商台企，牢牢把握大陸高品質發展和十五五開局的戰略機遇，積極參與大陸經濟建設，促進兩岸經貿交流合作，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共促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據「封面新聞」報導，在一家跨國銀行工作15年後，台北人郭弘揚選擇辭職，之後14年，他從台灣到美國，再到中國大陸，在長三角的城市群間輾轉，直到2016年偶然落地成都，便不再離開。 在四川，郭弘揚一手打造大陸西部台灣創客的「夢工廠」，目前，他所創辦的亞台青（成都）海峽青年創業園、成都星點（高新）海峽新經濟創業園，已經接受超過5千位台青及企業家的考察，落戶近200家台灣企業。 2016年，郭弘揚因為項目考察從上海到了成都，從機場到市中心，僅僅是在車上看著窗外的城市，他都覺得已經被成都的活力和潛力所吸引；了解到四川針對創新創業的諸多政策後，他來到成都，想要創辦一個孵化器，為台灣人到四川的發展提供幫助。 2017年，亞台青（成都）海峽青年創業園、成都星點（高新）海峽新經濟創業園分別在郫都區和高新區落地。對郭弘揚而言，整個過程中，他感受最深的是來自各級政府機構的推動和支持，直到現在，兩個創業園區所使用的辦公場地都是免租金的；他將政府的善意釋放到每一位台青身上——為他們提供從生活到工作的一站式服務，從如何使用APP，到提供辦公場地、協助聯繫政府，這些幫助都是免費的。 「再說直白一點，我們沒有從所幫助的企業裡掙到一分錢。」郭弘揚很坦誠，在情感上，園區本身得到的政策幫扶已經足夠支撐日常開銷，他更沒有立場從創業初期的同鄉身上謀利；在商言商，在架起橋樑的過程中，他所接觸的兩地資源、所學習的政策方向，是更加有意義的收穫。 隨著成渝雙城經濟圈的落地，郭弘揚開始將自己的規劃延展到重慶，因為在成渝兩地往返次數太多，他正計畫在成都東站周邊找一個長期的住所；他相信，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的背景下，當台灣同鄉有從沿海向內陸發展的需求時，成渝地區將是一片藍海。
彰化縣議長謝典霖6月因在縣議會設宴請客、疑為國民黨籍溪湖鎮長參選人的表姑陳貞妃輔選，遭檢調認定涉嫌賄選與貪污等罪，謝典霖與父親謝新隆日前雙雙遭法院裁定羈押禁見，母親鄭汝芬則獲交保；對此，彰化縣長參選人魏平政今（19日）開記者會表示，「我們可以看的出來，是不是有外力是希望謝家不能在選舉裡有任何行為」，呼籲勿枉勿縱，不要讓司法威信蕩然無存。 魏平政在記者會上指出，該場餐會時間是在今年6月，距離11月的投開票日長達5個月之久，是否真能憑一場餐會就改變參加者的投票意願，範圍實屬過於寬泛。 魏平政強調，這種嚴苛的裁量標準已在全台政壇引發連鎖效應，導致許多參選人人心惶惶，連平常趕送礦泉水、摸彩品等微小物資都疑慮重重，甚至連在中秋節餐會上喊一句「當選」口號都深怕觸法。 參選人同場立場互斥 魏平政喊話檢方：有證據就起訴 此外，魏平政從法律與選舉實務角度提出質疑，指出當時的餐會現場並非僅有一位參選人，甚至同場還有兩位立場互斥的議員參選人出席，這使得所謂「投票行賄」的主體性與因果關係變得相當薄弱，難以認定具有明確的對價意圖。 魏平政最後向檢察官喊話表示，檢調若真掌握確鑿證據，就請依法起訴，若查無實據，就應還給謝家應有的清白，不希望看到檢方以「押人取供」的方式來拼湊證據，司法應保持客觀中立，秉持無罪推定原則並勿枉勿縱。 提三點聲明 謝典霖辦公室喊司法迫害 而謝典霖辦公室也對此提出三點聲明，第一是無罪推定原則不容踐踏；聲明指出，羈押禁見僅是刑事訴訟程序中的預防性強制處分，絕非最終的有罪判決，在法院判決確定前，任何人都應享有憲法保障的「無罪推定」原則。謝典霖尚未經法院判決有罪，即遭裁定羈押禁見，不僅直接剝奪其人身自由，更嚴重衝擊候選人平等參與民主選舉的權利。 第二點是辦案時機過於巧合，質疑檢調淪為政治打手；聲明質疑，從特定政黨人士率先發動政治攻擊與公開檢舉，到檢調火速發動大動作搜索、聲押、禁見，整個過程與選舉時程高度重疊。檢方雖以涉嫌違反《選罷法》及有串證、逃亡之虞聲押，但這完全屬於檢方的單方主張。謝辦強烈質疑，一場公開的議事論壇與餐會活動竟被抹黑扭曲至此，在選舉倒數的敏感時刻動用強烈強制處分，究竟有無「非羈押不可」的急迫性？當政治攻勢與司法重手無縫配合，讓未定罪的候選人被迫噤聲，這就是典型的政治恐怖。 第三是司法若失去公平一致，受害的是台灣全體民主；聲明最後強調，司法若失去公平一致的衡量標準，今天能用強制手段干預謝典霖的選舉，明天同樣的恐怖手段就可能落在任何不受執政者歡迎的政治人物身上；謝典霖辦公室重申，司法絕不能成為執政黨打擊異己的武器，更不能讓「押人取供」成為排除政治競爭對手的黑手。 ◎《梅花新聞網》提醒您：「任何人在依法被判決有罪確定前，均應推定為無罪」。
林建甫/中華貨幣金融協會理事、台大經濟系名譽教授 近年人工智慧的發展速度令人目不暇給，從大型語言模型到多模態系統，迭代幾乎以「月」為單位。然而，隨著算力、數據與資本的持續投入，業界開始出現「AI減速論」的呼聲。 技術風險 AI減速論的核心理由之一在於技術風險。隨著模型規模不斷擴張，AI展現跨越邊界的能力，例如在測試環境中突破隔離、嘗試入侵外部系統，顯示代理群體可能出現越權行為。這些事件提醒人們，AI不再只是工具，而可能演化為具備自主行動的「系統性力量」。若技術持續加速，安全研究與治理框架將難以跟上，導致潛在失控。 霍金曾警告AI可能威脅人類生存，這並非杞人憂天，而是對技術加速的深層反思。減速論因此主張：在追求突破之前，必須建立獨立安全評估機制，確保技術不會在缺乏監管的情況下擴張。減速，便是爭取時間，讓治理與倫理能夠跟上技術的腳步。 資本市場壓力 除了技術風險，資本市場的壓力也是推動減速論的重要背景。AI基建投資龐大，數據中心、GPU、能源與土地需求推高了總體資本開支。短期內，這些投入並未帶來顯著的生產率提升，反而加劇通膨與債務風險。美國債券投資者如Gundlach警告，AI投資已跨入「艱難的一側」，未來六至九個月是高風險期。對企業而言，減速論提供了一種「合理化」的話術：將成長放緩包裝為安全考量，以維持估值與投資者信心。 對市場而言，減速論也意味著供應鏈需求可能延後，台灣等硬體供應國面臨挑戰。資本市場的焦慮在於：AI是否真能在短期內轉化為利潤，抑或只是另一場資本泡沫。減速論因此成為一種「風險管理」策略，試圖在投資與回報之間找到平衡。 地緣政治博弈 AI減速論不僅是技術與市場的議題，更是地緣政治的博弈工具。美國業界領袖如OpenAI、Anthropic、馬斯克等呼籲減速，表面上是安全考量，實際上也可能是維持領先的戰略。透過「安全名義」延緩技術推進，美國能爭取時間，避免中國在算力與應用上快速追趕。 相對地，中國則選擇控制信貸增速，降低槓桿，等待新產業成熟後再釋放增長，形成與美國「提前透支未來」的鏡像。歐盟則強調法規治理，試圖在制度層面建立話語權。由此可見，減速論已超越技術層面，成為國際秩序的一環。它既是安全呼聲，也是戰略延宕，更是制度競爭的工具。AI的速度因此不僅由技術決定，更由國際政治的力量場所塑造。 AI的「速度與風險」辯證 AI必須踩煞車？這一論點並非否定AI的前景，而是提醒人們：過快的技術推進可能帶來安全、倫理與金融上的隱憂。AI已展現「自我加速」的特徵，能協助設計下一代模型，形成技術螺旋上升，超越人類監管能力。 另由資本市場的壓力，巨額投資尚未轉化為穩定的生產率紅利，反而容易推高通膨與債務。於是，「減速」成為一種策略性選項：既是安全研究的呼籲，也是企業調整估值的話術，更是地緣政治的戰略工具。它的出現，象徵AI產業已進入「速度與風險」的辯證階段。 結論與前瞻 總結而言，AI減速論揭示了當前產業的三重矛盾：技術加速與安全風險的矛盾，資本投入與回報不匹配的矛盾，以及國際競爭與合作的矛盾。減速並非否定AI，而是提醒人們：技術革命不能脫離治理與制度設計。未來的前瞻在於如何建立跨國安全評估機制，如何讓資本市場避免過度槓桿，如何在地緣政治中維持合作而非零和競爭。 AI的真正挑戰不在於速度，而在於能否在速度與安全之間找到平衡。若能在減速中積累治理經驗，AI或許能成為長期的生產力革命；若忽視風險，則可能重演金融危機的歷史。AI減速論因此是一種警鐘，提醒人類在追求未來的同時，不要忘記風險管理與制度設計的重要性。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