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節吃月餅是華人重要傳統，但1400年前的唐朝人吃什麼樣的「月餅」嗎？大陸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收藏一塊距今約1400年的唐代圓餅，外型、大小甚至模具壓出的花紋，都與現代月餅有幾分相似。不過，這塊被稱為「唐代月餅」的圓餅究竟包了什麼餡，至今仍是考古界的謎。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這塊圓餅，出土於1972年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第230號墓，年代約為唐代，直徑約6.5公分，大小約一個手掌，以小麥粉為原料，經模壓成形後烘烤而成，整體呈土黃色。目前考古發現中，這是中國國內唯一一件唐代月餅式糕點實物。 餅面「寶相花」融合佛教與絲路文化 這塊圓餅最引人注目的，是表面的精美紋飾。餅面中央為八瓣蓮花，包覆一枚圓形寶珠，外圍則有一圈聯珠紋，再向外延伸出菊瓣紋，多層花紋組合成隋唐時期流行的「寶相花」圖案。 人民日報公眾號指出，「寶相花」受到佛教藝術影響，並融合蓮花、菊花、牡丹、石榴等傳統花卉元素，經 過抽象化與組合後形成團窠式花卉紋樣。學者認為，這類紋飾既展現中原傳統審美，也反映絲綢之路沿線不同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痕跡。 值得注意的是，餅面上的聯珠紋也具有濃厚的西域文化特色，與中原常見的花卉紋樣結合，讓這塊古代糕點不只是食物，也成為觀察隋唐時期文化交流的珍貴文物。 到底包什麼餡？1400年後仍沒有答案 外型看起來與現代月餅相當接近，但這塊唐代圓餅究竟包什麼餡，至今仍無法確認。由於文物相當珍貴，研究人員無法直接剖開或進行破壞性取樣，因此沒有辦法透過檢測直接確認內餡成分。研究人員只能根據同一座墓葬出土的其他食物進行推測，可能包含紅棗、核桃、葡萄乾或其他果仁。 如果以現代人的飲食習慣來想像，這樣的內餡或許與今天的「五仁月餅」有些相似，但這只是根據考古資料作出的推測，並非已獲證實的答案。 吐魯番乾燥氣候 讓唐代糕點保存千年 這塊圓餅能夠保存至今，也與吐魯番特殊的自然環境有關。新疆吐魯番地區乾旱少雨、空氣濕度低，食物出土後原本含有的水分能迅速蒸發，加上墓葬環境相對隔絕，使食物不易腐敗，因而得以保存超過千年。 阿斯塔那古墓群除了這塊唐代圓餅外，也出土不少古代麵食及糕點，包括餃子、馕以及不同造型的花式點心，有些以手工捏製，有些則透過模具壓製後烘焙成形，顯示當時吐魯番地區的麵食製作技術已相當成熟。 唐代已有中秋習俗 月餅不是「中秋限定」 雖然唐代已有農曆八月十五賞月、玩月的習俗，但月餅當時並非現代意義上的中秋節固定食品。因此，這塊唐代圓餅雖然外觀與現代月餅十分相似，但嚴格來說，並不能直接認定就是「中秋月餅」。 「月餅」一詞在南宋文獻《夢粱錄》、《武林舊事》中已經出現，但相關記載顯示，當時月餅仍屬於日常糕點，並非只在中秋節食用。直到明清時期，月餅才逐漸與中秋、賞月及團圓習俗緊密結合，成為中秋節的重要應景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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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極端天氣重塑風險樣貌 2026年夏季，歐洲經歷了有紀錄以來最嚴重的熱浪與乾旱。萊茵河因水位過低導致航運物流嚴重受限，法國農業統計局資料顯示，該國軟質小麥產量較前一年大幅減少約35%，跌至1980年代以來的最低水準。不僅如此，歐洲部分核能與火力發電廠因冷卻水溫度過高及取水限制而被迫降低發電輸出。這些事件再次顯示，極端天氣對經濟活動的衝擊已從邊緣變數躍升為核心風險。氣候變遷不再只是環保議題，而是直接牽動能源安全、糧食供應與產業競爭力的系統性挑戰。 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氣候變遷導致全球許多地區極端高溫與乾旱的發生頻率、強度與持續時間均顯著增加，且此趨勢在未來數十年內將持續加劇。IPCC報告明確指出，人為排放的溫室氣體導致極端天氣事件頻率與強度增加已是既定事實。世界天氣歸因組織（WWA）的分析進一步顯示，2026年歐洲的熱浪與乾旱除了異常少雨與高溫的疊加效應外，蒸發散作用的增強也顯著擴大了影響範圍。當土壤與河川因高溫而加速喪失水分，乾旱的嚴重程度便遠超單純的降雨不足所能解釋。 這意味著，企業面對的風險管理前提正在根本性地改變。過去以歷史氣象數據為基礎的風險模型，在極端事件頻率與強度不斷突破歷史紀錄的情況下，其參考價值正快速下降。企業不僅需要應對極端天氣事件本身增加所帶來的直接損失，還必須正視一個更為深層的變化：在相同程度的氣象條件下，由於土壤退化、水資源匱乏等累積性因素的影響，災害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可能遠比過去更為嚴重。換言之，風險的「量」在增加，風險的「質」也在惡化。 保險業的結構性挑戰與轉型 極端天氣風險的變化，對保險業的衝擊最為直接且深遠。瑞士再保險（Swiss Re）的數據顯示，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中，保險覆蓋的比例在過去10年間整體維持在約25%的水準，並未出現顯著變化。然而，這個看似穩定的平均數字背後，隱藏著日益擴大的區域落差。歐洲、中東、非洲及亞太地區的先進經濟體保險覆蓋率有所提升，但北美地區的覆蓋率反而呈現下降趨勢。在美國部分地區，甚至已出現火災保險無法成立的情況，這在過去幾乎難以想像。 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IAIS）已明確指出，隨著氣候相關災害損失持續攀升，傳統保險商品在部分地區可能面臨無法成立的困境。未來類似美國部分地區的案例可能進一步擴大，保險業者承接風險的機制本身將不得不進行重大調整。這並非單純的費率調整問題，而是整個風險分攤模式的根本性重構。當傳統的損失填補型保險在極端風險面前逐漸失靈，保險業者被迫思考新的解決方案。 在這樣的壓力下，保險業正加速推動創新。參數型保險（Parametric Insurance）的深化應用便是一個典型案例。這類保險商品不需要進行損失調查與繁瑣的理賠審核，而是以事先約定的氣象參數做為觸發條件，一旦達到預設閾值便迅速給付保險金。透過人工智慧、衛星數據與物聯網感測器等技術，保險業者能夠更精確地預測降水、溫度等特定氣象條件的變化，並將保險給付的標準與金額設定得更加精細。這使得過去因風險過高而無法被傳統保險覆蓋的地區與對象，如今有了獲得保障的可能性。對保險業者而言，這既是應對氣候風險的必要之舉，也開闢了新的業務成長空間。 氣候調適的產業機會 企業應對極端天氣的策略，不能僅限於購買保險。事先採取調適措施以抑制損害本身同樣關鍵。以乾旱風險為例，隨著乾旱頻率與強度持續上升，水資源使用效率的提升、水處理與回收再利用技術的需求預期將大幅擴張。這些並非嶄新的技術，但在氣候變遷導致乾旱風險升高的背景下，需要這些技術的地區與行業正在快速增加。日本三菱綜合研究所的推估顯示，2026年至2030年的5年間，全球企業的調適與韌性相關支出將達到年均0.8至1.0兆美元；2031年至2035年的5年間，年均支出更將增加12%。這項分析涵蓋的不僅是乾旱，還包括各類極端天氣風險，而水資源相關解決方案在其中佔有重要地位。 面對氣候變遷，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減緩」策略固然重要，但在極端天氣頻率與強度已然增加的現實下，企業與社會必須同步強化「調適」能力。調適策略不應被窄化為防災相關的基礎設施投資，參數型保險、水資源效率提升技術、水處理與回收再利用技術等，都是氣候變遷調適的重要環節。唯有將這些調適策略普及至整體社會，才能有效抑制極端天氣帶來的損害。 中國大陸在氣候調適領域的投入同樣值得關注。做為全球最大的再生能源市場，中國大陸在太陽能與風電裝機容量上持續領先，這不僅是減緩氣候變遷的關鍵貢獻，也為全球綠色供應鏈創造了龐大的商業機會。大陸在電動車產業鏈的完整布局，更使其在全球交通運輸脫碳進程中佔據核心地位。這些產業發展不僅服務於氣候目標，也為企業提供了在極端天氣風險下轉型升級的具體路徑。 從風險到機會的思維轉變 極端天氣事件的日益頻繁，正在從根本上改變風險管理與商業機會的定義。過去被視為偶發性、低概率的極端事件，如今已成為企業營運規劃中必須常態化納入的核心變數。這種轉變既是壓力，也是契機。保險業被迫從傳統的損失填補模式轉向參數型與指數型等創新工具，這不僅提升了風險移轉的效率，也為無法獲得傳統保障的地區和對象開闢了新的可能性。同樣地，水資源效率、分散式能源系統、氣候預警技術等領域，正從邊緣的環保概念轉變為具有明確商業回報的主流投資標的。 台灣地區在這波趨勢中同樣展現了積極的布局。環境部於2026年7月見證台日簽署合作備忘錄，促進雙方在高溫防護技術與防災產業上的綠色商機，顯示極端氣候已成為跨國技術合作與產業發展的新驅動力。與此同時，台南市政府與南山人壽合作推出的全國首個高溫微型保險試辦案，將政府高溫預警、社福關懷與企業保險保障串聯為一條龍機制，為弱勢長者提供面對極端高溫的防護。這些案例顯示，氣候風險的管理正在從單純的損失補償，轉向結合科技預警、社會關懷與金融保障的系統性解決方案。 極端天氣事件的頻率與強度持續攀升，已是不容迴避的現實。這股趨勢正在迫使企業、保險業與政府重新審視風險管理的根本假設。傳統的歷史數據模型與損失填補型保險，在面對突破紀錄的極端事件時顯得力不從心，取而代之的是以氣象參數為基礎的創新保險工具、以韌性為核心的基礎設施投資，以及以科技為支撐的預警與調適系統。 商業機會正從這些裂縫中湧現。無論是參數型保險的深化應用、水資源效率技術的擴張，或是分散式能源與氣候監測系統的普及，都顯示氣候風險不再只是企業的營運成本，而可能成為驅動創新與成長的新引擎。關鍵在於企業能否將氣候風險從被動應對的負擔，轉化為主動布局的策略資產。在極端天氣成為新常態的時代，能夠率先完成這種思維轉變的企業與經濟體，將在下一輪全球競爭中佔據有利位置。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美東時間24日在白宮歡迎儀式上宣布，大貓熊「平平」與「福雙」將於近日抵達美國亞特蘭大動物園（Zoo Atlanta），與美國民眾見面。這兩隻大貓熊均出生於中國成都大貓熊繁育研究基地，將展開為期10年的大貓熊保育合作。 習近平當地時間24日在白宮歡迎儀式致詞時表示，大貓熊是中美人民友誼的使者，並宣布「平平」、「福雙」幾天後就會落戶亞特蘭大，與美國民眾見面。 即將赴美的「平平」為雄性、「福雙」為雌性，兩隻大貓熊均出生於成都大貓熊繁育研究基地。中美雙方此次將持續推動大貓熊保育及相關研究合作，合作期限為10年。 為確保兩隻大貓熊赴美後能適應新環境，中方專家也已提供亞特蘭大動物園相關技術指導，涵蓋場館設施、飼養管理、食物供應及健康照護等方面。 亞特蘭大動物園今年4月宣布，已與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簽署新的大貓熊保育國際合作研究協議，雙方將持續進行大貓熊保育、研究及相關資訊交流。 亞特蘭大動物園總裁暨執行長雷蒙德．B．金（Raymond B. King）表示，園方很高興再次獲得委託，與中國方面合作守護這項珍稀物種，並期待「平平」與「福雙」抵達，讓遊客重新感受大貓熊帶來的樂趣。 亞特蘭大動物園與中國的大貓熊合作始於1999年，前一輪合作於2024年結束。期間大貓熊「倫倫」與「洋洋」共繁育7隻寶寶，成為亞特蘭大動物園大貓熊合作的重要成果。 2024年10月，「倫倫」、「洋洋」及最小的兩隻寶寶「雅倫」（Ya Lun）、「喜倫」（Xi Lun）返回大陸成都大貓熊繁育研究基地，結束長達25年的旅美生活。 中美大貓熊交流歷史可追溯至1972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訪問中國後，中國將大貓熊「玲玲」（Ling-Ling）與「興興」（Hsing-Hsing）送往華盛頓國家動物園（Smithsonian’s National Zoo），兩隻大貓熊抵達後受到大批民眾歡迎，也開啟中美大貓熊合作。此後，大貓熊長期成為中美交流的重要象徵。除了展示與繁育外，雙方合作也涵蓋大貓熊疾病防治、棲地復育、自然保護區管理及野外族群保育等研究。 隨著「平平」與「福雙」即將赴美，亞特蘭大動物園也將再次迎來大貓熊，中美之間的大貓熊保育及研究合作再度延續。
「台灣蝶王」王冠閎再創台灣游泳歷史，名古屋亞運游泳賽事今天（25日）晚間進行男子200公尺蝶式決賽，王冠閎從第5水道出發一路保持領先，最終以1分55秒05率先觸壁，力壓中國大陸徐放的1分55秒65，摘下金牌，為中華隊本屆亞運再添一金。 王冠閎上午預賽便展現絕佳狀態，以1分59秒40游出分組第1、總排名第2，順利挺進決賽。晚間決賽他進一步提升表現，游速一路維持在領先集團，最後以1分55秒05奪冠，韓國選手金敏燮則以1分55秒94拿下銅牌。 這面金牌也是王冠閎繼杭州亞運200公尺蝶式銀牌後，再度在個人主項站上亞運頒獎台，完成連續兩屆亞運奪牌的成就。 王冠閎上屆杭州亞運在男子200公尺蝶式摘銀，當時終結台灣男子游泳長達25年的亞運獎牌荒。如今他在名古屋更進一步，將銀牌升級為金牌，也替台灣游泳隊寫下重要里程碑。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上一次在亞運游泳項目摘金，為1998年曼谷亞運蔡淑敏奪下女子自由式金牌。睽違多年後，王冠閎再次替台灣游泳在亞運最高頒獎台增添金色紀錄。 王冠閎日前才參加男子100公尺蝶式決賽，最終以第8名作收，今天重返最擅長的200公尺蝶式，從預賽到決賽一路展現爭金實力，最終成功突破杭州亞運銀牌成績，收下個人在亞運的首面金牌。
9月20日，平潭麒麟文化研究院主任鄭興赴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拜會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李義虎。今年7月，李義虎曾到平潭麒麟文化研究院參觀指導，此次回訪，雙方圍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麒麟文化挖掘、傳播等議題展開交流。 鄭興表示，李義虎長期深耕中華文化傳播與對台學術研究領域，學術底蘊深厚，研究成果豐碩，致力於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兩岸文化交流互鑒，增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由李義虎擔任論壇組委會負責人的中華文化論壇，自2015年以來已連續舉辦十一屆，現已成為兩岸文化交流的標竿品牌與高端學術對話平台。 鄭興表示，中華文化論壇始終聚焦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創新、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等方向，為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增進兩岸同胞民族認同、堅定中華文化自信發揮了積極作用。 鄭興表示，本次座談在親切融洽的氛圍中進行，雙方圍繞麒麟文化的精神內涵、當代價值等內容開展深入交流。 交流期間，李義虎向鄭興贈送《左筆鏡體書法集孫浩茗左筆鏡體書法》一書，以翰墨之誼，寄寓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化兩岸文脈交融的美好期許。 鄭興表示，此次拜會交流，不僅進一步密切了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與平潭麒麟文化研究院的聯繫，也為今後深化兩岸文化交流合作拓寬了思路；未來，平潭麒麟文化研究院將繼續立足平潭「兩岸交流橋頭堡」的區位優勢，以文化為媒、以根脈為橋，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兩岸交融中煥發新的生機。
在24日舉行的川習會上，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挪用中華民國與美國併肩打贏日本侵略者的史實，塑造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主權繼承者的定位。陸委會用中華民國領導抗戰的史實反駁，但外交部卻避談史實，宣稱「中華民國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台灣主權屬於台灣全體人民，中共政權無權代表台灣人民，而台灣的未來只能由台灣人民以民主方式共同決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外交部的聲明顯然違憲，有主張分裂國土之嫌。 針對大陸外交部在川習會後發布新聞稿稱希望「美方堅持反對台獨」及「慎重處理台灣問題」，外交部回應，「我國立場明確且一致：中華民國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台灣主權屬於台灣全體人民，中共政權無權代表台灣人民，而台灣的未來只能由台灣人民以民主方式共同決定」；賴總統已多次重申台灣是維持台海與區域和平穩定現狀負責任的一方，這是中華民國一貫且堅定的立場，也是2300萬台灣人民最大共識。 外交部稱，事實上，中國持續在東海、南海、台海及台灣周邊進行各種灰色地帶襲擾與軍事威脅，才是真正破壞區域和平穩定的一方，已被相關國家視為區域最大的風險威脅；中方藉各種機會企圖影響各國與台灣正常交流與合作的操作，也持續受到各方關注與防備。 面對習近平在「反對台獨」論述上對美國總統川普極限施壓，外交部卻再次用國際呼籲台海和平穩定的紙面聲明壯膽；外交部稱，在川習會前夕，多國在聯合國大會期間持續重申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包括美國、日本、韓國三國外交部長聯合聲明，以及澳洲、法國、德國、日本、紐西蘭、波蘭、韓國、英國等8國外交部長與高階代表聯合聲明，充分展現台海和平穩定與反對片面改變現狀的企圖已是國際社會的共識； 另外，美國國會跨黨派參、眾議員逾60人也發聲支持、力挺台灣；台灣將持續與美國及其他理念相近夥伴密切合作，共同維護台海和平穩定與區域的自由、開放與繁榮。 相較於外交部的兩國論，陸委會則引述中華民國領導抗戰的史實反駁習近平的論述。陸委會指出，習近平在川習會上，只提中美在二戰併肩作戰，刻意抹殺中華民國領導抗戰勝利的史實；中共領導人對二戰的論述完全是扭曲歷史事實，1949年才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二戰期間根本不存在；且歷史證明，依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在二戰期間只注重發展自己，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真正與美國並肩作戰的是中華民國。
高誓男/法學博士、中華民國公教軍警消聯合總會副總會長 近來全台監獄與看守所的總收容人數突破6萬6,000人，超收比例高達4.6%。為解決嚴重的監所爆滿與基層管理員過勞、熱昏的雙重危機，法務部推動了名為「前後門政策」的紓解方案。 監所「爆滿」問題已不是單純床位不足 依法務部矯正署公開資料，114年全國矯正機關平均實際收容人數已達 62,628人，高於核定收容數 60,552人；115年迄今的資料顯示，仍有多個機關超額收容，而且問題具有「區域集中」特性。例如臺北監獄115年4月底收容4,341人，核定容量3,401人；花蓮監獄115年3月底也有1,640人，超過核定容量1,530人的7.2%。 這些數字反映的並非單純的空間不足。監所超收同時牽涉戒護人力、醫療資源、教化與戒治處遇、受刑人生活品質，以及第一線管理人員的工作負荷。如果只用「調度床位空間」來處理，固然可以暫時紓緩容量問題，卻未必能解決入監人口持續增加、刑期結構、假釋制度、再犯問題，以及毒品與詐欺犯罪處遇等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基此，法務部的「前後門政策」恐怕只是治標不治本。 法務部的前後門政策治標不治本 要標本兼治，應從四個方面著手： 第一，所謂的「前門政策」易刑處分，要兼顧弱勢與公共安全。 擴大易刑處分，是對法院判處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積極運用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以減少短期自由刑所帶來的監禁人口。此外，將罰金分期繳納期限由最長8期延長至12期，亦有助於避免經濟弱勢者因無力一次繳納罰金而入監。但核心問題是：如何兼顧刑罰必要性與公共安全？ 對於犯罪情節較輕、再犯風險較低、沒有高度公共安全危險性的個案，可檢討刑事政策中綜合採取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緩刑、社區處遇、電子監控、定期報到及司法監督、戒癮治療或修復式司法等措施。但重點不是「放人」，而是建立一套以風險分流為核心的刑事司法制度：高風險、具有持續危害性者，應受到必要的刑事制裁與隔離；低風險者則可在適當監督下接受社區處遇。 第二，「後門政策」假釋應以風險評估為核心，而非消化床位。 法務部對符合條件的受刑人覈實、從速辦理假釋，讓低再犯風險者提早回歸社會，也適度紓解監所人口。但假釋不應只是「挪出床位」，而應判斷受刑人是否已具備安全復歸社會的條件。 因此，假釋審查必須客觀化與透明化。矯正署目前已提出建構客觀假釋量表，未來更應進一步明確公開假釋審查標準，區分「犯罪嚴重程度」與「出監後再犯風險」，同時評估服刑期間的行為表現、處遇參與程度、戒癮成果、教育與職訓狀況，以及家庭與社會支持，以利出監後由更生保護、社政、勞政及衛政共同接手。 矯正署應建立更完整的出監前評估與銜接制度，進行整體評估，以避免高風險者重新陷入再犯。 第三，短中期方面，應動態調度床位，並同步擴充容量、人力、處遇。 短期而言，必須著手解決眼前的超收問題。為此，矯正署可以建立全國「動態床位調度」機制，這是現行《監獄行刑法》已有的規定，應進一步制度化。當特定監所超過核定容量一定比例時，即啟動跨區調度機制，同時必須考量受刑人的年齡、性別、犯罪類型、醫療需求、戒癮處遇、家庭所在地及後續復歸安排。 中期而言，矯正署應持續推動監所擴、遷、改建，解決收容空間不足的問題。然而，新設床位必須同步評估需要的戒護人力、醫療人力、教化人員、心理及社工資源，以及戒毒、職訓與更生服務。也就是說，不但要增加「收容容量」，同時也要提升「矯正量能」；否則易陷入人力不足與管理品質下降的循環。 第四，考量犯罪分流，毒品、詐欺不能一體適用相同監禁模式。 臺北監獄115年4月底的受刑人中，毒品罪1,274人，占29.3%，詐欺罪818人，占18.8%。如此高的比例，即凸顯犯罪類型內部差異化處遇的重要性。例如毒品犯罪，單純施用、具有成癮問題者，與持續販賣、組織性犯罪者，其犯罪風險與處遇需求並不相同。前者若單靠監禁，未必能處理成癮問題；後者則涉及公共安全與持續犯罪能力，刑事制裁與隔離仍有其必要性。詐欺犯罪亦然，不同犯罪角色、犯罪規模、所得利益、組織程度及再犯風險，都可能不同。刑事政策應進一步依風險與犯罪角色進行分流，才能避免所有案件都以相同的監禁模式處理。 總之，政府真正需要做的，是讓不同風險、不同犯罪型態、不同處遇需求的人，接受相對應的刑事處遇；少一些不必要的監禁、合理地執行必要的刑罰、讓更多人能夠安全地回歸社會，這三件事如果能夠同時做到，監所才不只是「關人的地方」，而能真正成為刑事司法體系中降低再犯、維護公共安全及促進社會復歸的一環。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偕妻子彭麗媛出訪美國進行國是訪問，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於美東時間24日在白宮致詞時提及，過去第二次世界大戰（WWII）期間，美國與中國曾是「同盟國」（Allies）關係，希望雙方未來也能繼續合作，創造美好未來。卻被日媒點出川普致詞與史實有出入，當時與美方結盟的政權應為國民黨蔣中正領導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川普致詞時表示，「回顧歷史，對共同利益的追求，將我們人民跨越廣闊的海洋、漫長的距離以及諸多差異，將我們兩國人民緊密連結在一起。這種連結甚至促成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成為同盟國， 看看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共同戰鬥的偉大」。 川普也特別提及，二戰期間援助中國抗日的美籍志願航空隊「飛虎隊」（Flying Tigers），「正如當年兩國人民為了贏得那場戰爭而攜手合作一樣，習主席與我也將繼續合作，為兩國打造更加美好的未來」。習近平致詞時表示，二戰期間中美兩國共同對抗「法西斯侵略」、「中國人從未忘記歷史的那部分，美國人民也沒有」 。 不過，《朝日新聞》報導，川普此番發言雖然刻意想營造美中合作友好氛圍，但在歷史事實上，二戰期間與美軍並肩作戰，並接受華府軍事援助的那個主體，是蔣中正所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與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體制完全不同。 《日本時報》報導也指出，因為當年蔣中正領導的國民政府軍隊，曾與毛澤東率領的共產黨交戰，而中國共產黨最終建立了，是目前由習近平領導的中國大陸政府。蔣中正領導的國民政府軍隊則遷至台灣，在當地建立中華民國政權，而「中華民國」也是台灣的正式國號。 回顧歷史檔案，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所屬軍隊承擔正面戰場主要作戰任務；中國共產黨則與國民黨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屬武裝力量編入國民革命軍序列，主要於敵後戰場開展抗日作戰。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雙方雖曾進行政治協商，但軍事衝突亦陸續發生；1946年下半年起，雙方軍事衝突進一步擴大，國共內戰全面展開。此後，蔣中正領導的國民政府軍隊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持續交戰。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北平（北京舊稱）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政府則遷臺。 此次川普直接在習近平面前以「同盟國」形容美中兩國的二戰關係，被日媒視為相當罕見的表述。此外，日本官房長官木原稔25日在記者會上就川習二會表示：「予以高度關注，將與美國緊密合作。」關於美中關係，他則再次重申「重要的是要有助於國際社會的穩定」。
中國大陸國防部近日公開披露，解放軍海軍已建立艦艇聲學特徵資料庫，引發外界關注。艦艇航行時產生的機械振動、螺旋槳噪音及各類機電設備聲響，會形成具有辨識度的「水下聲紋」，建立資料庫後，可將過往依賴聲吶人員經驗判讀的資訊集中化，供後續目標辨識與比對使用。 所謂艦艇聲學特徵，簡單來說就是軍艦在水下活動時留下的「聲紋」。發動機、螺旋槳、泵浦、發電機等設備運轉時會產生不同頻率與特徵的聲音，由於不同艦艇的動力配置、製造工藝及使用狀況有所差異，聲學訊號也可能呈現不同特徵，因此長期被各國海軍用於水下目標辨識。 對潛艇作戰而言，難度不只在於「聽見」目標，更在於確認「聽到的是誰」。當海洋環境存在大量自然及人為噪音，或目標改變航速、航向甚至暫時脫離聲吶接觸時，如何重新判斷新取得的訊號是否為原先目標，是水下追蹤的重要課題。 聲學資料庫的作用之一，就是將歷次訓練、演習及航行過程取得的聲學資料累積起來，再與新取得的訊號進行比對。如此一來，聲吶操作人員除了依靠個人經驗，也能有較完整的資料作為輔助。 不過，資料庫並不代表潛艇能在任何情況下「鎖定」目標。實際水下聲學環境相當複雜，目標距離、海況、航速、航向及周遭噪音，都可能影響聲學辨識結果；目前公開資訊也不足以證明解放軍資料庫已能精確涵蓋美軍各型艦艇，或做到單靠聲紋辨識特定單艘軍艦。 水下聲學情報並非中國大陸獨有。冷戰時期，美國與蘇聯便長期進行水下聲學情報較量，美國海軍更曾建立SOSUS（Sound Surveillance System）海底監聽系統，利用水下聲學感測設備監測潛艇活動。聲學資料的長期蒐集與分析，也是現代反潛作戰的重要基礎。 此次中國大陸披露相關資料庫，受到關注的另一原因，是其與解放軍近年持續擴充潛艦部隊的趨勢相互結合。 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2026年發布的《軍事平衡》（The Military Balance）分析指出，中國在2021年至2025年間共下水約10艘核動力潛艇，總噸位約7.9萬噸；美國同期則下水7艘、約5.55萬噸。IISS也指出，中國核動力潛艇生產速度近年明顯提升，但在潛艇性能方面，與美國及歐洲部分設計仍存在差距。 IISS進一步指出，大陸在渤海造船廠持續擴充核潛艇建造能力，除了094型彈道飛彈核潛艇外，093B型核動力巡弋飛彈潛艇等新型潛艦也陸續出現。 因此，聲學資料庫的意義並非單純增加聲吶探測距離，而是強化「發現、辨識、持續追蹤」之間的資訊銜接。若資料庫持續累積並搭配更先進的聲吶設備，理論上可降低對單一操作人員經驗的依賴。 對西太平洋水下作戰而言，這類能力也可能成為中美海軍競爭的一環。美國海軍目前仍擁有高度現代化的核動力潛艇部隊，而中國則持續提高核潛艇建造速度。IISS評估指出，中國潛艇數量增加正對西方國家形成日益明顯的挑戰，但同時強調中國潛艇與美、歐洲先進設計之間仍存在質量差異。(IISS ) 從水下作戰角度來看，真正值得關注的並非單一「聲紋庫」本身，而是聲學資料、感測器、潛艇平台及指揮鏈能否進一步整合。隨著中國大陸持續擴充潛艦部隊及相關感測能力，水下情報與反潛作戰也可能成為未來西太平洋軍事競爭的重要領域。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24日在川習會致詞時，只提中美在二戰併肩作戰，刻意抹殺中華民國領導抗戰勝利的史實，陸委會25日表示，中共領導人對二戰的論述完全是扭曲歷史事實，1949年才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二戰期間根本不存在，且歷史證明，依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在二戰期間只注重發展自己，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真正與美國並肩作戰的是中華民國。 陸委會批評習近平在訪美期間發表涉台不實言論，並強調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是客觀事實與台海現狀，不會因北京當局自欺欺人的謬論而有所改變。中共傳播錯誤史觀，無法抹滅中華民國才是美國二戰期間堅實盟友的歷史事實。 陸委會指出，中共一再藉美中互動場域宣傳其涉台立場，企圖將台灣議題連結美中「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惟美中戰略穩定，不是中共併吞台灣、破壞區域和平與台海現狀的藉口；事實上，台海緊張局勢的根源，在於北京當局近年更具侵略性的擴張作為，包括共軍機艦持續擾台，甚在台灣東部海域常態性執法巡查，威脅日本、菲律賓等第一島鏈國家，挑戰美國領導、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已成台海及區域穩定的最大威脅。 陸委會強調，北京當局對二戰的論述完全是扭曲歷史事實，1949年才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二戰期間根本不存在，且歷史證明，依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在二戰期間只注重發展自己，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真正與美國並肩作戰的是中華民國。不僅如此，中共更在韓戰期間主張抗美援朝，成為美國最主要的對手。中共錯誤的敘事，無法抹滅中華民國在二戰期間的歷史貢獻。 陸委會重申，政府兩岸政策立場穩健一貫，秉持「四個堅持」，不卑不亢，維持現狀，捍衛2300萬台灣人民決定台灣前途的權利；中共的扭曲言論無法改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的台海現狀與客觀事實，呼籲中共當局停止對台恫嚇施壓，務實面對兩岸現實，與台灣民選政府展開對話，方有助兩岸關係良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