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陳碧涵博士主持教育電台「與美感教育共舞」節目專訪鳥類自由工作者、自然書寫者馮孟婕。 大自然真美，美的不只是山林、鳥影與季節更迭的風景，而是人們願意慢下腳步、仔細觀看、安靜聆聽，在萬物的生命節奏中重新理解自己與土地關係，摸著且得著理解時所產生的深刻感動。 一隻鳥飛過天空，可能只是一瞬；但對長期觀察鳥類的人而言，那一瞬之中，有季節、棲地、遷徙、生命與土地的訊息。美並不遙遠，就在清晨灌木叢間一聲短促的鳥鳴裡，在候鳥掠過天空、羽翼切開風的瞬間裡，也在一件鳥類標本、一頁自然筆記，或一次長途田野行走中所累積的發現與提問裡。這些連結鳥類、生態與人的探究渴望，成為馮孟婕持續書寫、繪圖、調查與製作標本的美感行動動機，將「觀察」轉化為「理解」，讓自然不只是遠方的景色，而是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的生命現場，是雲門流浪者計畫第十八屆旅人馮孟潔的探究實踐入口。 鳥類生態工作者馮孟婕對於自然科學與文學書寫有著長期的交織實作累積。她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碩士班，曾獲各種文學獎肯定。以鳥類為創作核心，關注鳥類學、解剖學、鳥類民俗文化、博物學史與東南亞生態，在文字與繪圖之外，持續投入生態調查與鳥類標本製作。對馮孟婕而言，鳥不會只是辨識圖鑑上的名稱，而是理解環境變遷、地方歷史與人類行動的重要線索。她曾在國藝會補助下前往印尼群島、澳洲北部與台灣進行自然考察，以賞鳥旅行與自然史為主軸，發展「無風帶遷徙計畫」；書寫延伸至鳥類學、環境史、生態學、地理學與保育議題。在跨越島嶼與海洋的移動中，看見的不只是候鳥的遷徙路線，也看見人類開發、棲地變化與自然生命如何彼此牽動。 馮孟婕曾擔任國立台灣博物館與中央研究院的鳥類標本志工，藉由標本整理、自然觀察與田野調查，追問鳥類遺留的痕跡能如何訴說生命、時間與環境的故事。 她性格率真，樂在觀察與發現，勇於走入田調現場的特質，讓鳥類書寫有了豐富的可閱讀意義﹕她思考的不僅是如何寫出一隻鳥，更要讓讀者看見鳥與土地、文化、歷史以及人的生活之間，原本就存在卻常被忽略的關係。 從一位喜歡鳥、走入山林與島嶼進行觀察的自然書寫者，到以文字、繪圖與標本工作連結科學與人文的鳥類自由工作者，馮孟婕始終秉持著對生命與環境的好奇，把握在地知識與外來視角之間的距離寬度，以耐心、知識與想像，將一次次抬頭望鳥、低頭記錄的經驗，化作理解自然的途徑；在每一次與鳥相遇、與在地文化初遇耦合時，找回人與自然更細緻的連結，把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的生命現場，轉化為跨物種生態環境的關懷，重新理解棲地、保育、地方文化與環境變遷需護持的永續共好美力行動。

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一場沒有速勝的戰爭 2026年9月18日，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薛德麗（Nadia Schadlow）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的消耗陷阱》的評論文章。薛德麗曾任川普第一任期內負責戰略事務的副國家安全顧問，是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主要起草人。她在文章中提出了一個令華盛頓不安的判斷：消耗已經成為當代衝突的決定性特徵，而美國的軍事體系仍然是為短期、決定性戰爭而設計的。 薛德麗警告，美國的對手們正日益傾向於延長衝突、消耗美國的政治意志。美國或許不會主動選擇消耗戰，但它必須做好準備，在對手選擇消耗戰的戰爭中作戰並取勝。這個判斷的緊迫性，在當前美國面臨的戰略環境中顯得格外突出。以下從薛德麗提出的三個結構性缺口出發，分析美國為何陷入消耗陷阱，以及增強持久力為何成為一項無法迴避的戰略任務。 紙面力量與實際能力之間的鴻溝 薛德麗分析，當今衝突中反覆出現的第一個缺口，存在於各國紙面上擁有的軍事能力與它們實際能夠部署和維持的力量之間。這一鴻溝在烏克蘭戰場上表現得最為鮮明：炮兵部隊一再面臨有火炮、能定位目標，卻缺乏炮彈可發射的困境。 中國大陸在觀察這場戰爭時，也注意到美國國防工業基礎的結構性弱點。五角大樓曾設定目標，計劃到2025年10月將155毫米炮彈月產量從1.4萬發提升至10萬發。然而美國國防部監察長辦公室的審計報告顯示，截至2026年3月，實際月產量僅約3.6萬發，預計到2026年9月也只能達到約7.1萬發，約為目標產能的71%。更令人震驚的是，斥資近5億美元在德州興建的梅斯基特彈藥工廠，投產兩年來竟未能生產出任何符合規格的金屬彈體部件，直接拖累了整體增產計畫。 這些數字揭示了一個深層問題：美國的國防工業基礎在過去三十年間持續萎縮。正如薛德麗引述歷史學家菲利普斯奧布萊恩（Phillips OBrien）的研究所指出的，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控制「超級戰場」，即軍事力量得以生產和運輸的龐大工廠與供應線網絡，就已比贏得重大戰役更為關鍵。自那場戰爭以來，產生和維持軍事力量的能力只變得更加重要。中國大陸的軍事分析人士也指出，美國軍工產能的瓶頸不僅在於最終組裝環節，更涉及固體火箭發動機、高級炸藥和推進劑的短缺，以及熟練製造工人的大量流失。 傳統戰爭原則與現代戰場的錯位 薛德麗指出的第二個缺口，存在於傳統戰爭原則與現代戰場之間。在現代戰場上，技術使決定性突破變得越來越困難，無人機和現代監視手段讓大規模兵力集結和後勤補給日益脆弱，大規模軍事機動和決定性突破愈發難以實現。這一變化從根本上改變了戰爭的進行方式。 在烏克蘭戰爭中，一個反覆出現的模式是：烏克蘭工程師發現新型無人機技術後，俄羅斯往往在數周之內就採取反制措施，從而削弱烏克蘭短暫獲得的任何優勢。這種「技術優勢迅速被抵消」的動態，使得任何一方都難以將戰術層面的突破轉化為戰略層面的決定性勝利。戰爭由此變成了一場耐力考驗：當一個國家無法產生並重新生成足夠的軍事能力來壓倒敵人時，戰爭的邏輯就從「誰能打得更準」轉變為「誰能撐得更久」。 中國大陸在評估自身國防現代化路徑時，也密切關注這一趨勢。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估算顯示，自2025年6月以來，美軍已消耗多達三分之二的反導攔截彈庫存，包括超過一半的最新型「愛國者」導彈、約三分之一「戰斧」巡航導彈，以及接近一半的「精確打擊導彈」和「薩德」攔截彈。即使在增加生產的前提下，重建這些庫存也至少需要五年時間。薛德麗分析，經濟和軍事實力並不能自動轉化為消耗戰中的優勢，國內生產總值無法從炮管裡發射出去，而為和平時期生產而設計的國防工業，在快速替換彈藥和裝備方面往往力不從心。 軍事手段與政治目的之間的斷裂 薛德麗提出的第三個缺口，存在於軍事手段與這些手段意在實現的政治目的之間。當交戰各方的政治最終目標過於模糊或過於極端時，無限期的施加代價似乎就成了投降之外唯一的選擇。這一困境在美國近期的軍事行動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以伊朗為例，薛德麗指出，美國削弱了對手的軍事力量，摧毀了深埋地下的核設施，卻未能解決最初使這些武器構成威脅的政治問題。軍事上的戰術成功並沒有自動轉化為政治上的戰略成果。這種手段與目的之間的脫節，使得美國及其盟友陷入了一種困境：既無法取得決定性的軍事勝利，也缺乏清晰的政治退出路徑。 薛德麗的看法是，美國領導人越來越傾向於尋求短暫而具有決定性的軍事行動，這使得美國可能會越來越多地面對那些認為延長衝突對自己有利的對手。美國或許不會選擇消耗戰，但它必須做好準備，在對手選擇消耗戰的戰爭中作戰並取勝。中國大陸方面則觀察到，美國在伊朗的軍事行動每日消耗高達10億至20億美元，一個月內已燒掉數百億美元，遠超川普政府最初的「速勝」預算。這種消耗速度與美國的戰略目標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匹配。 結語：從追求速勝到準備持久 薛德麗的論述揭示了一個令華盛頓不安的現實：美國的軍事霸權建立在一個脆弱的假設之上，那就是未來的戰爭將是短暫的、決定性的。然而，從烏克蘭到中東，現實一再證明這個假設是錯誤的。美國的對手們有充分的動機和能力將衝突延長，消耗美國的軍事資源和政治意志。 薛德麗警告，危險不在於美國無法贏得一場消耗戰，而在於美國的軍事體系仍然是圍繞著不必打消耗戰的預期來組織的。要走出這個陷阱，美國需要的不僅僅是增加國防預算或提高彈藥產量，更需要的是一次戰略思維的深層轉變：從追求速勝轉向為持久戰做好準備，從依賴少數精密武器系統轉向建立有韌性的國防工業基礎，從模糊的政治目標轉向清晰可實現的戰略成果。對於一個習慣了在短期內以技術優勢碾壓對手的超級大國而言，這種轉變無疑是艱難的。但如果美國不能正視自身在持久力上的結構性缺陷，那麼等待它的，將不僅僅是某一場戰爭的失利，而是全球戰略地位的根本性鬆動。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若俄羅斯大舉攻擊北約成員國，歐洲反而有明確的應對方式；真正棘手的是未跨越戰爭門檻、卻足以危及國家安全的攻擊。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9月28日報導，歐盟成員國正討論建立新的「緊急安全協議」（Emergency Security Protocol）。當成員國遭遇網路攻擊、破壞、縱火、無人機侵擾或其他混合攻擊時，可啟動集體協調與反制。這項構想類似北約《北大西洋公約》第4條的安全磋商機制，目的並非立即啟動第5條集體防衛，而是填補兩者之間日益擴大的灰色地帶。 一天後，北約（NATO）更新東翼防衛部署。目前，從芬蘭南伸至黑海，已部署九個多國戰鬥群。北約持續強化軍事防線，歐盟卻也發現，俄羅斯最棘手的手段，可能正是尚不足以促使北約全面介入的攻擊。 九個戰鬥群構築東翼防線 北約東翼並非在俄烏戰爭爆發後一次成形。2014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後，北約先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及波蘭部署四個多國戰鬥群；2022年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後，再將前沿部署擴至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與斯洛伐克。今年6月，由瑞典擔任框架國的芬蘭前進陸軍正式成立，使東翼戰鬥群增至九個。 九個戰鬥群的主導國，也勾勒出北約重新分工的格局：芬蘭由瑞典主導，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與波蘭則分別由英國、加拿大、德國及美國負責；南段的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則依序由西班牙、匈牙利、法國及義大利擔任框架國。這些部署從北極、波羅的海延伸至黑海，形成一道綿延數千公里的多國防線。 這些部隊原多以營級規模部署。2022年馬德里峰會後，北約決定必要時迅速擴編至旅級，並強化預置裝備、防空與飛彈防禦、快速增援及區域防衛計畫。拉脫維亞已率先將前沿部署提升至旅級，加拿大也持續增兵；德國則在立陶宛設立永久軍事基地，其主導的旅預計於2027年前達到約5000人的完整規模。 歐洲也開始接手更多責任 調整的不僅是兵力部署。9月24日，英國將軍尼克．佩里（Nick Perry）接掌位於美國維吉尼亞州的北約諾福克聯合部隊司令部（JFC Norfolk），成為首位出任該職的英國軍官。北約將此視為歐洲盟國在聯盟指揮體系中承擔更多領導責任的一步。佩里履新時表示：「北大西洋再次成為戰略競爭的戰場。」 美國並未因此退出歐洲安全體系，但北約內部正重新分配責任。從德國永久駐軍立陶宛、加拿大主導拉脫維亞多國旅，到英國接掌諾福克司令部，歐洲與加拿大已由等待美軍增援，轉向承擔更多前線防衛與指揮任務。 9月29日，北約祕書長呂特（Mark Rutte）與立陶宛總理辛克維丘斯（Mindaugas Sinkevičius）會面時，以9月15日義大利戰機擊落侵入立陶宛領空的無人機為例，稱其為「集體防衛的行動」。立陶宛今年核心國防支出預估占GDP的5.38%，北約也正加強整合防空、飛彈防禦與反無人機能力。 麻煩在第5條以下 坦克越境、戰機入侵或飛彈攻擊，至少較容易作出軍事判斷；但面對網攻、縱火、鐵路爆炸、假訊息、無人機侵擾及基礎設施破壞，責任認定與反制尺度都更難拿捏。 歐洲近期將多起鐵路破壞、縱火、網攻及無人機事件歸因於俄羅斯或相關勢力。這些行動雖造成實際損失，卻未必達到北約第5條所稱的「武裝攻擊」門檻。若各國仍逐案自行應對，莫斯科便能持續試探歐洲的反應速度與政治底線。 因此，歐盟防務委員庫比柳斯（Andrius Kubilius）主張「混合戰爭需要混合防禦」。重點不僅是受襲後如何反制，更在於建立判讀威脅、共享資訊、協調資源與聯合施壓的機制。 歐盟能介入，是因為混合戰並不限於軍事領域。民用無人機可能迫使機場關閉，網攻可能癱瘓供水與電力，鐵路、通訊、金融及媒體也可能成為目標。這些威脅涉及警政、司法、能源監管、網路安全與情報合作；北約能以戰機保衛領空，卻無法取代成員國的警察、法院及民政體系。 歐洲也在重新思考與莫斯科對話 歐洲對俄政策不只涉及軍事與制度，外交路線也逐漸分歧。9月26日，德國外長瓦德普爾（Johann Wadephul）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會晤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這是俄羅斯2022年全面入侵烏克蘭後，兩國外長首次面對面會談。 瓦德普爾一方面警告莫斯科勿再升高無人機及其他混合攻擊，另一方面主張歐洲不應將對俄溝通全交由美國。德國在支持烏克蘭、維持對俄壓力的同時，也重啟直接外交管道；法國較為支持，波蘭、北歐與波羅的海國家則更審慎。除了如何遏制俄羅斯，是否與莫斯科對話、由誰出面，也正成為歐洲內部的新爭論。 真正的考驗仍是政治互信 9月29日，瓦德普爾訪問斯洛伐克時表示，莫斯科是歐洲自由面臨的最大威脅，質疑北約的嚇阻能力將削弱團結、危及所有成員。這番話直接回應斯洛伐克總理菲科（Robert Fico）對西方援烏與北約政策的批評。菲科維持與莫斯科的良好關係，反對部分切斷俄羅斯能源的措施，卻又質疑戰爭爆發時盟友是否會出兵援助，並稱自己傾向中立，只因北約會員資格而受約束。 集體防衛的根本不只是戰機、坦克或防空系統，更是盟友在危機中履行承諾的互信。北約可將前沿戰鬥群增至九個，歐盟也能建立混合防禦機制；但若成員國對俄羅斯威脅、援烏政策與集體防衛缺乏共識，再完整的制度仍將面臨政治考驗。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高市早苗於2026年9月22日在第81屆聯合國大會發表一般性辯論演說，以國際秩序動盪、聯合國功能不足及安理會改革為主軸，要求儘速刪除《聯合國憲章》中的「舊敵國條款」，並擴大安全理事會常任與非常任理事國席次。她強調日本加入聯合國70年來的貢獻，並以日本的「尊嚴與名譽」為由，要求刪除相關條文。 表面看來，這是一場要求改革聯合國的外交演說；但若將其放回日本近年軍事政策轉向的脈絡觀察，就不能只把它視為單純的制度改革主張。日本一方面要求抹去戰後憲章中對「敵國」的歷史烙印，另一方面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張防衛預算、強化長程飛彈與西南諸島軍事部署，並逐步把台海情勢納入自身安全戰略。這種「政治正常化」與「軍事正常化」同步推進的現象，已足以引發日本是否正在重新尋找軍事大國道路的嚴重質疑。 因此，高市此次在聯大所提出的「改革」，真正值得警惕的並不是聯合國是否應該改革，而是日本是否正在利用「改革」的國際語言，重新包裝一套擺脫戰後約束、擴張軍事角色的國家戰略。 「舊敵國條款」不是一句過時文字 高市在聯大指出，2005年聯合國大會已通過刪除「敵國」相關文字的決議，因此主張相關條款應儘速刪除。單從程序與文字而言，日本當然可以提出這項要求；但問題在於，日本為何如此急於要求消除這段歷史印記？ 「舊敵國條款」之所以存在，並不是偶然的文字殘留，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秩序對侵略戰爭與軍國主義的歷史記憶。日本今天可以主張自己已經成為和平國家，也可以強調加入聯合國70年來的國際貢獻，但這些成就並不能自動抹去日本帝國在亞洲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 更值得批判的是，高市將刪除相關條款包裝成日本「尊嚴與名譽」問題，卻沒有同等篇幅面對日本自身的歷史責任。對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亞洲國家而言，真正需要被重新檢視的，不只是《聯合國憲章》中的幾個字，而是日本是否已經充分面對南京大屠殺、「慰安婦」、強制勞工等歷史問題。 因此，日本要求刪除「舊敵國條款」並非不能討論，但若一方面要求國際社會刪除戰敗國的歷史身分，另一方面又對戰爭責任採取淡化甚至重新詮釋的態度，就難免讓人質疑：日本真正想刪除的，究竟只是一項失去實際作用的條文，還是整個戰後歷史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制度性記憶？ 這正是高市演說最值得批判之處。 軍事擴張正在替「正常國家」重新定義 如果只有聯大演說，或許還可以把高市的主張理解為外交政策；但問題在於，日本的軍事政策早已同步轉向。 日本2026年度防衛關係費的核心預算達8兆8,093億日元，若計入其他相關經費，防衛支出已突破9兆日元。日本防衛省並明確推動長程「防區外防衛能力」、極超音速武器、地對艦飛彈與無人作戰能力等建設。日本政府同時強調，要在更早、更遠的距離阻止與排除對日本的入侵。 這已經不是單純增加幾項防禦性裝備的問題，而是日本軍事能力結構的根本變化。當一個憲法明定追求和平的國家，不斷強化長程打擊、遠距離作戰與域外應變能力，其軍事角色自然不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本土防衛。 更值得注意的是西南諸島。與那國島距離台灣約110公里，日本持續強化當地的情報、監視、防空與飛彈能力，並規劃進一步部署中程地對空飛彈部隊。日本防衛省公布的2026年度政策也明確將西南地區防衛體制強化列為重要工作。 日本政府可以把這些行動稱為「防衛」，但從戰略效果而言，這些能力同時提高了日本介入台海及東海危機的軍事條件。問題因此不是日本是否有權保衛自身，而是日本正在把「自身防衛」的地理與軍事邊界推向多遠。 當「防衛」開始包含更遠距離的打擊能力，當西南諸島逐漸成為前沿軍事節點，當台海危機被納入日本安全政策，日本軍事角色的性質已經發生變化。這正是所謂「軍國主義復辟」疑慮不能被簡單斥為政治標籤的原因。 台海正在成為日本軍事擴張的突破口 高市安全政策最令人警惕的另一個面向，是她不斷把台海安全與日本自身安全綁在一起。 2025年11月7日，高市在日本國會答辯時曾表示，在特定台海武力衝突情境下，可能涉及日本法律上的「存亡危機事態」。這項說法雖然並不等於日本已決定參戰，但卻具有重要政治訊號：台海衝突已被納入日本可能啟動集體自衛權的安全政策討論。 如此一來，台灣問題便不再只是日本外交政策中的區域議題，而逐漸成為日本軍事政策擴張的重要政策依據。西南諸島的軍事建設、情報監視、飛彈防禦與長程打擊能力，也因此可以在「台海有事」的框架下取得更強的戰略正當性。 這裡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一種循環：先以區域威脅上升為理由增加軍事能力，再以增加的軍事能力證明有必要進一步介入區域安全，最後又以可能的區域危機作為擴張軍備的理由。如此一來，「防衛」便可能逐漸成為擴大軍事角色的政策工具。 日本防衛省目前也明確推動更早、更遠的防衛能力。若再與台海議題相互結合，日本軍事力量從「守護日本」走向「影響周邊戰場」的可能性，就不能再被輕描淡寫地視為單純的防衛升級。 「改革」背後的軍國主義幽靈 把高市的聯大演說與上述政策放在一起看，會看到一條相當清楚的政策邏輯：外交上要求擺脫「敵國」身分，制度上要求提高日本在安理會的地位，軍事上突破傳統防衛限制，戰略上則逐步把日本安全範圍延伸至台海及西南諸島。 這四個方向如果分開看，都可以找到各自的政策理由；但放在一起觀察，就難以避免一個問題：日本所謂的「正常國家化」，是否正在逐漸演變成軍事大國化？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轉變並非只發生在軍事預算與武器裝備層面，也涉及歷史記憶。2026年8月15日，高市赴千鳥淵戰歿者墓苑獻花祈禱；同日的靖國神社相關政治活動，亦再次引發日本戰爭記憶與亞洲歷史問題的討論。 因此，日本若要要求國際社會徹底刪除「舊敵國條款」，就不能只說這是過時條文，更不能只談日本戰後的和平貢獻。它必須回答的是：日本究竟如何看待自身曾經走過的軍國主義道路？又準備如何確保今天的軍事正常化，不會重演過去以軍事力量追求國家利益的歷史？ 如果這些問題沒有清楚答案，那麼高市所謂「改革」就很難完全擺脫政治包裝的質疑。因為真正需要改革的，不只是聯合國制度；日本自身對歷史、軍事與國際責任的態度，也同樣需要被檢驗。 安理會改革不能成為日本軍事正常化的通行證 安理會確實需要改革。1945年的權力結構無法完整反映今日國際社會，擴大常任與非常任理事國具有一定的制度討論空間。高市提出的這一點，本身並非毫無道理。日本政府也已將安理會改革列為對外政策重點。 然而，問題在於誰有資格取得更大的國際安全權力。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不是普通的外交席次，而是掌握全球和平與戰爭重大決策權的制度性位置。因此，一個國家要求成為更重要的國際安全行為者，就不能只提出「自己已經貢獻很多」的理由，也必須接受國際社會對其歷史認識、軍事政策及區域行為的檢驗。 日本今天要求刪除「舊敵國條款」，同時大幅擴張軍事能力，並將台海危機與自身安全直接連結。這三者疊加起來，所呈現的已不是單純的聯合國制度改革，而是日本戰後國家定位正在發生重大轉向。 真正令人擔憂的，也不是日本恢復國際影響力本身，而是「正常化」最後會不會變成軍事權力正常化，甚至進一步走向軍事大國化。如果日本以聯合國改革之名要求取得更大的安全權力，卻不願正視歷史責任與區域鄰國的不安，那麼國際社會當然有理由對其意圖保持高度警戒。 高市早苗的聯大演說，不能只從「聯合國改革」四個字理解。她要求刪除「舊敵國條款」、擴大安理會席次，與日本近年大幅增加防衛支出、強化長程打擊能力、推進西南諸島軍事部署，以及把台海情勢納入自身安全政策，實際上構成一幅相互呼應的政策圖像。 這正是「軍國主義復辟」疑慮之所以不能被視為空泛指控的原因。今天的日本當然與戰前日本不同，也不能僅因軍費增加便直接等同於軍國主義復活；但當日本逐步突破戰後安全政策的限制，擴大遠距離軍事能力，將台海納入安全戰略，又同時要求從聯合國憲章中抹去「敵國」歷史印記，國際社會自然有必要追問：日本究竟是在正常化，還是在重新尋找一個軍事強國的國家身分？ 對台灣而言，尤其不能忽視與那國島等西南諸島軍事化所帶來的現實影響。日本與台海安全的軍事連結越來越深，固然可能增加威懾能力，卻也可能提高誤判與衝突外溢的風險。 日本可以追求更大的國際角色，但不能把「改革」變成重新包裝軍事擴張的政治工具；可以要求刪除過時條文，卻不能藉此刪除戰爭歷史的記憶。真正值得期待的日本，不是重新召回軍國主義幽靈的日本，而是一個能夠正視歷史、克制軍事擴張、以外交與和平解決區域爭端的日本。這才是日本走向真正「正常國家」應該回答的問題。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劉佩怡/國立金門大學和平研究中心主任 今年川普與習近平的第二次會談在華盛頓白宮舉行。會後先由美方發布了一份「事實清單」（Fact Sheet），標題為《川普總統在主持歷史性國事訪問中推進公平與對等的美中關係》；這份清單以極具川普個人色彩的談判成果為主軸，聚焦於經貿讓步、科技管制、毒品打擊及地緣政治等議題。中方則是在白宮發布後，再透過新華社和中國駐美大使館發布所謂「八點成果共識」。 對照雙方所公布資料，彼此雖有些許差異，但基本頗為一致，包括：雙方讓5月北京峰會時建立的「美中貿易理事會」投入運作、300億美元對等降稅安排、建立「中美人工智能（AI）對話」、認同伊朗不發展核武，並達成不得對國際水道徵收通行費的共識、毒品打擊與毒品管制；以及，中方將租借一對大熊貓至亞特蘭大動物園。 中美進入穩定交易期 從今年中美的互動，大致可以觀察出，中美已經從原先定調的《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大陸視為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關係，進入一個較為穩定，終結叫囂互嗆，而能夠冷靜坐下來談判，甚或交易的階段。 還記得尚在疫情期間的2021年，楊潔篪與王毅，同拜登政府的國務卿布林肯、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所進行的阿拉斯加會談；楊潔篪發表了經典的16分鐘反擊，直言「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同中國說話」、「中國人不吃這一套」；以及，2025年4月川普發動關稅戰時，一度將對中國進口商品的加徵關稅拉升至極端的145%，中國大陸則回敬至125%。如今，雙方都願意互訪，並坐下來談，對世界局勢不啻有了降低衝突的效果，顯現了大國政治對世界的影響。 但，世界也都在觀察，美中究竟談了甚麼？或是交易了甚麼？台灣關切台灣議題是否被提及；連高市早苗也關切，還提前先到白宮會見川普。但在雙方的會後新聞稿中，卻都未見台灣議題。 北京要求美方反台獨 雖然會後新聞稿未見台灣議題，但根據新華社的報導，習近平在會中向川普強調了中方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立場；並要求美方堅持反對台獨，審慎處理台灣問題。也就是說，在雙方的討論過程中，不是沒有討論到台灣，而是台灣問題可能沒有成為議程上的議題；或雖是議題，但因未達成共識，所以雙方都同意不列入會後所發布的資料中。 如果這個推論是正確的，推估原因應有以下幾點： 第一，中美雙方此次的會談都聚焦在可推動的議題上，雙方因為某些因素尚未能確實推動的議題，不列入議案。也就是說，台灣問題也在中美「拉長合作清單，壓縮問題清單」的範圍內，等待今年還有兩場見面的機會再來討論，爭取戰略緩衝時間。 第二，中美雙方都有共識，台灣問題雖然重要，但並非需急迫性處理議題，雙方願意以和緩方式進行處理。畢竟川普目前面臨期中選舉的壓力，而中國大陸則是尚須處理內需不足，龐大產能只能向外輸出，進而引發美國與歐洲的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土地財政與房地產低迷等相關議題。 台灣議題未浮上檯面非危機消失 第三，在台灣問題上，川普、國安團隊、軍方，三方尚未取得共識。川普對於台灣的立場早已顯現在「桌子與筆尖論」上；但包括國務卿盧比歐、國防部長海格塞斯等官員本質上仍強調「保護第一島鏈（包含台灣）」的底線。軍方高層（主要是印太司令部）則多次強調台灣的重要性，並避免解放軍突破島鏈防守線，威脅到美國的本土防禦。 第四，台灣議題在美國是高度敏感的政治議題，若這次就寫入共識清單，稍有不慎可能引發嚴重的輿論反彈。民主黨目前便屢屢解讀為「美方準備拿台灣當籌碼，與中國做經貿交易」，這會給川普帶來巨大的政治壓力。 台灣議題未浮上檯面，看似危機稍解，但非危機消失。川普在白宮被記者問到台灣議題時，證實雙方確實有談及台灣，但表示「我們沒有談太多台灣，目前情況還好，一切按部就班進行，他非常了解我的看法」。樂觀者固然可解讀為這是「美國對台政策沒有改變」；但這卻輕忽了「他非常了解我的看法」，這句話有著深遠含意。 未來三個月內，兩國元首還要在11月深圳APEC，與12月邁阿密G20連續會面兩次，中美這場交易才剛開始，底牌還沒掀開。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川習峰會後，美中分別強調會談成果。川普（Donald Trump）著重農產品與經貿合作，習近平（Xi Jinping）則要求美方在台灣議題上維持「反對台獨」立場。然而，一場會談不足以化解核心分歧或終止競爭。峰會前，路透社曾報導，北京希望美方依1982年《八一七公報》限制對台軍售；美方內部則持續強調《台灣關係法》及台灣自我防衛能力的重要性。 數日後，北京釋出更直接的訊號。9月2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發布中英雙語影片《回家的路》，宣稱「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進程不可阻擋」，並重申主權與國家統一問題不容妥協。影片選在川習會後推出，顯示北京雖持續與美方討論經貿議題，對台政治立場仍未鬆動。 同一時期，美國《時代雜誌》（TIME）刊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帕帕羅（Samuel Paparo）的封面專訪。北京宣稱「統一不可阻擋」，帕帕羅則闡述如何挫敗武力統一。兩種表述雖截然不同，卻指向同一現實：川習會或可調整經貿與外交互動，但台海軍事嚇阻並未因此降溫。 一邊談合作　一邊計算戰爭成本 帕帕羅援引《孫子兵法》指出，成功不在贏得戰爭，而在以足夠的嚇阻力防止戰爭。他所說的「拒止嚇阻」（deterrence by denial），並非威脅中國動武後將遭到多大報復，而是讓北京事前判斷，即使出兵也未必能占領台灣。 帕帕羅將這套拒止構想稱為「地獄景象」（Hellscape）：運用大量低成本無人機、反艦飛彈、潛艦與分散式兵力，不必全面掌握台海制空權與制海權，只要讓解放軍無法安全運用這片空間，就能干擾其兩棲登陸。換言之，美軍準備的並非全面控制台海的傳統戰爭，而是一套阻止中國迅速達成軍事目標的拒止體系。 這與川習會並不衝突。外交談判旨在降低危機發生的可能，軍事準備則在談判失敗時提高對方動武的成本。美國政府可以繼續與北京協商經貿、關稅與供應鏈，美軍卻不能因一次峰會而停止為最壞情境備戰。 真正問題不是能不能打　而是代價多高 帕帕羅雖有信心美軍能勝出，真正關注的卻是勝利的代價。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台海兵推顯示，多數情境下，中國無法占領台灣，但美國及盟友也可能承受重大的艦艇、戰機與人員損失。 如今情勢比兵推時更複雜。美國還須應對烏克蘭與中東戰場，飛彈防禦和遠程武器庫存已承受壓力；對台軍售也受軍工產能與美軍自身需求限制。因此，台海嚇阻不能只比較中美整體軍力，更要看危機發生時，美國能立即調度多少武器、基地與後勤資源。 帕帕羅能制定作戰計畫，卻無法單獨解決彈藥庫存與軍工產能不足。因此，他關心的不只是能否取勝，更是如何擴大勝出的餘裕，並降低生命、軍力、金錢與時間成本。 軍事準備清楚　政治承諾仍然模糊 台灣更應注意的是，帕帕羅明確區分軍事準備與政治決策。他負責建立阻止中國攻台的軍事能力，但美國是否直接介入台海衝突，最終仍由總統與文人政府決定。 這一點不應因他登上《TIME》封面並公開表示「有信心獲勝」而被忽略。軍方可以充分備戰，美國政府仍保留政治決策空間。這也是台灣長期面對的現實：美軍愈明確準備如何作戰，華府卻未必因此放棄戰略模糊。 美國國會研究處（CRS）今年6月發布的《台灣：國防與軍事議題》報告也指出，除國防預算外，台灣仍面臨兵員招募、訓練與留任困難，民防準備也被認為不足；能源、糧食、水、通訊等基礎設施同樣容易受到外部干擾。 這些問題與帕帕羅所稱的「拒止嚇阻」相互呼應：讓北京重新計算戰爭成本的，不只在於美軍是否介入，更在於台灣能否在第一波攻擊後維持軍事指揮、政府運作與社會基本功能。 台灣不能把「有信心獲勝」當保證書 對台灣而言，帕帕羅的專訪不是美國的安全保證，而是提醒：美軍正為一場代價高昂的戰爭備戰，以嚇阻戰爭發生。與此同時，北京透過《回家的路》宣稱統一不可阻擋，美軍則準備阻止武力統一得逞，顯示川習會後的競爭已從談判桌延伸至軍事嚇阻與國際敘事。 有效嚇阻不能只依靠美軍。北京是否動武，首先取決於台灣能否承受第一擊、維持指揮體系、保存飛彈與無人系統戰力，並阻止解放軍迅速完成兩棲登陸、形成既成事實。 川習會或可暫時降低外交緊張，卻未改變台海的軍事現實。只要北京仍宣稱統一不可阻擋，美軍仍持續準備拒止作戰，台灣就不能把一次峰會視為安全情勢已經轉向。談判可以降低風險，但支撐談判的，仍是讓對手相信戰爭難以達成目的的力量。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表面和諧下的深層博弈 2026年9月23日至25日，習近平時隔11年首次以國是訪問身分踏上華盛頓，與川普（Donald Trump）在白宮舉行今年度的第二度會面。美方以罕見規格接待：川普親赴機場迎接，安排白宮南草坪歡迎儀式、玫瑰園閱兵、國宴。然而，在這場精心編排的外交盛宴背後，雙方各自的盤算遠比表面的握手與笑容複雜得多。 盧比奧定調：對話優先於軍售 峰會登場前夕，美國國務卿盧比奧（Marco Rubio）在聯合國大會場邊向記者發表了一番耐人尋味的談話。他直言，外界看待美國對台軍售的角度「過於局限，只專注台灣這個地方」，實際上這其中涉及「如何平衡我們的工業產能和軍工基礎」。盧比奧進一步解釋：「當我們出售某種武器時，就代表我們不再擁有它了」，「無論是對台灣還是對其他國家，我們都會權衡我們在世界各地不同的需求，以及我們是否能夠負擔得起出售某種武器」。這番話表面上是軍售政策的技術性說明，實則透露出華盛頓正在重新盤算其全球軍事資源配置的優先順序。 盧比奧同時強調，美國必須與中國大陸保持溝通，因為「美中關係將定義21世紀」。他說：「認為我們不會與中方最高層級進行互動是不負責任的，也是荒謬的。我們必須這樣做。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之間沒有重大分歧。」從2025年10月釜山峰會達成的為期一年經貿休兵協議，到2026年5月川普回訪北京，中美之間已建立起一套「枱上握手、枱下算計」的互動模式，盧比奧的發言不過是將這種模式公開化。 川普的盤算：用面子換裡子 川普在峰會中展現的熱情姿態，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當前面臨的內外壓力。自2025年重返白宮以來，他一度將對中關稅推升至接近145%的歷史高位，但中國大陸迅速祭出稀土出口管制這項「殺手鐧」，讓美方措手不及。中國大陸掌控著全球約70%的稀土礦產和85%的精煉產能，這使得華盛頓在貿易戰中的處境遠比預期被動。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等官員力勸川普取消關稅措施以換取稀土供應恢復，最終促使美方從激進的局勢升級策略轉向較低對抗性的相處模式。 在這次峰會中，川普的核心訴求十分明確：爭取中國大陸擴大採購美國農產品與波音客機，以削減持續擴大的雙邊貿易逆差。然而，他的談判籌碼正在縮減。2026年8月，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年增近44%至291.8億美元，創下川普重返白宮以來的單月新高；累計前八個月，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已達約1,998億美元。這意味著，儘管經歷了關稅戰的洗禮，中國大陸對美出口的依賴並未顯著降低，反而是美國企業和消費者承受了關稅成本。 川普政府還面臨一個關鍵的內部制約：與伊朗的戰爭削弱了美國在與北京談判時的戰略地位。美國需要中國大陸協助解決伊朗衝突，這使得華盛頓在峰會中難以對北京施加過大的壓力。盧比奧在峰會前便曾公開呼籲北京把握機會，敦促伊朗解除對荷姆茲海峽的封鎖。然而，北京對此態度冷淡。中國大陸約購買伊朗90%的石油出口，這既是北京在中東的經濟利益所在，也成為華盛頓施壓的潛在槓桿。因此，川普的策略可以概括為「以面子換裡子」：透過高規格的外交禮遇營造兩國關係穩定的氛圍，換取中國大陸在農產品採購和稀土供應上的讓步，同時為美國加速搭建「去中國化」的供應鏈體系爭取時間。 習近平的盤算：以時間換空間 對習近平而言，這次峰會的最大收穫或許並非具體的經貿協議，而是寶貴的時間。中國大陸經濟正面臨房市崩盤導致的財富蒸發、地方政府財政匱乏等多重挑戰，同時還需為2027年秋季召開的五年一度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做準備。在這樣的背景下，穩定對美關係、避免外部衝突升級，成為北京現階段的首要戰略目標。 中國大陸的談判底氣來源於其近年來在經濟韌性上的持續投入。北京長期推行以本土生產替代高科技進口的政策，在電池、太陽能電池板、電信設備、電動汽車等領域取得了主導地位。在能源領域，中國大陸對電動汽車、風電、光伏及國家電網的巨額投入，大幅降低了對進口化石燃料的依賴，使其經濟在伊朗戰爭引發的高油價衝擊中展現出較強的抗壓能力。這些結構性優勢讓習近平在談判桌上不必急於做出重大讓步。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積極拓展東南亞、拉丁美洲等新興市場，降低對美國市場的直接依賴。2026年5月川普訪華期間，雙方已就中國大陸採購200架波音飛機、自2026年起每年增加至少170億美元美國農產品等達成共識，這些成果在本次峰會中進一步得到確認。盧比奧在7月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於馬尼拉會晤後曾表示，雙方需要「識別合作領域，為9月的訪問奠定基礎」，並坦承「存在重大分歧，雙方都承認這一點，我們必須努力解決這些分歧」。習近平的長遠目標是獲取美國的技術和市場准入，同時持續降低對美國技術的依賴性。北京深知，川普急於將任何微小的成果包裝為勝利，因此中國大陸可以將大豆採購、波音訂單等議題作為籌碼，在關稅、出口管制、台灣問題等核心議題上提出更強硬的要求。 台灣與地緣政治的暗流 在台灣問題上，盧比奧在峰會期間的發言為外界理解華盛頓的真實意圖提供了關鍵線索。他明確表示，對台軍售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國自身潛在軍事需求及軍工產能的限制。外界高度關注川普政府暫緩批准總額達14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盧比奧的解釋是，美國在決定是否出售某種武器時，必須權衡「我們自己可能也需要它」。這種將對台軍售與美國自身軍備需求掛鉤的論述，實質上降低了台灣在美國軍售優先順序中的位階。 早在2026年5月川普訪華前，盧比奧便曾證實台灣議題將是元首會談的重點之一，並警告「任何對台灣採取破壞穩定行動都不符合各方利益」。峰會落幕後，並無可靠證據顯示軍售案已被取消，但繼續延宕的可能性不低，這意味著台灣的防空缺口將在解放軍持續現代化的背景下進一步擴大。然而，美方在台灣問題上的任何實質性讓步都可能引發國會的強烈反彈。盧比奧本人也承認，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存在「重大分歧」，這些分歧「在可預見的未來都將存在」。亞洲盟友日益擔憂，華盛頓可能以削弱對台支持來換取與北京的經濟利益，這使得台灣問題成為峰會中最敏感也最難以取得突破的議題之一。 峰會成果的虛與實 從具體成果來看，這次峰會達成了八點共識，包括構建「基於尊重、對等的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以及雙方同意建立並推進貿易理事會等機制。盧比奧在峰會前數月便已透露，美中雙方正朝著在習近平訪美前建立投資與貿易委員會的方向推進。在經貿領域，雙方達成了300億美元規模的對等降稅框架安排，並同意延期吉隆坡經貿磋商成果。然而，這些成果更多是對既有安排的確認與延續，而非突破性的進展。 在人工智慧領域，雙方的分歧依然明顯。習近平強調AI應「始終處於人類控制之下」，而川普則對加強AI監管持反對立場。儘管兩國在5月已同意開展AI政府間對話，但分析人士認為，在深度猜疑和日益激烈的競爭環境下，AI治理領域的實質性突破難以實現。峰會中宣布的唯一具體新協議，是美方承諾邀請10萬名美國青年赴中國大陸交流，以及向亞特蘭大動物園出借兩隻熊貓。這些象徵性的交流項目，恰恰印證了外界對此次峰會「形式重於實質」的評價。 結語：時間站在誰那邊 習川華府峰會的本質，是一場雙方各取所需的戰略性暫停。川普需要可以向國內選民展示的外交成果，以及為美國供應鏈重組爭取緩衝時間；習近平則需要穩定的外部環境來處理國內經濟難題，並為2027年的政治議程做好準備。盧比奧在峰會期間的發言，無論是關於對台軍售的資源排擠效應，還是關於美中關係「將定義21世紀」的定性，都顯示華盛頓正在以更務實、也更交易性的視角看待雙邊關係。 問題在於，這種「管控僵局」的模式能夠持續多久。中美之間的根本性矛盾，從技術霸權、供應鏈安全到台灣問題和地緣政治影響力，並未因為一場峰會而得到解決。兩國都在利用這段緩和期加速自身的戰略準備：美國在搭建去中國化的供應鏈體系，中國大陸則在提升經濟自給自足能力和技術自主程度。盧比奧所說的「重大分歧在可預見的未來都將存在」，或許是對當前中美關係最誠實的註腳。時間究竟站在哪一邊，取決於誰能在這段喘息期內更有效地強化自身的結構性優勢。這場峰會不是終點，甚至不是轉折點，它只是兩個大國在長期競爭中的一次中場休息。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紀俊臣/台灣公共政策學會理事長 最近台北市某市長候選人，被其所屬政黨及支持者，以「造神」方式，搞出所謂的「洋流」，實在有些「畫虎不成」的味道。 台灣的發展，自來就是洋流的結晶。試回想四百年來的台灣歷史，原住民固守台灣，創造台灣的原住民族文化；但在明清時代因明鄭的入台，台灣融合漢文化與原住民族文化，使台灣的文化不再是土生土長的「土流」文化，成為具有中華文化特色的島國文化，這是「洋流」混合的新文化起點。清國時代，台灣西部的移民都是渡過黑水溝的福建沿海農漁民，此時台灣的文化受到閩南文化，加上部分客家文化影響，不僅文化內容更為豐富，而且島上民眾即以能為中華文化一分子為榮，大清帝國係多數人的祖國，兩岸交流毫無懸念。 台灣本土文化是以中華文化為基底的多元文化 明末，遠在天邊的西歐人入侵台灣，不論荷蘭人、西班牙人都把台灣落腳之地，視為勢力範圍內的「殖民地」。由於戰爭，體現「洋流」對「土流」的文化衝擊，帶來台灣文化的新發展，不僅充實台灣漢文化，而且多少改變漢文化的土流文化，甚至可說創造台灣文化的多元特色。 在日本佔據台灣的五十年，日本皇民化文化一直有席捲台灣的規劃。但台灣的多元民族，已不再沉浸於單元的文化系絡，而是以強韌的迎受和消化能力，將台灣文化多少融入大和文化。這個影響至今仍然存在，國人前往日本旅遊人士年有劇增，單說2026的上半年，就已有接近四百萬人；加上日本來台灣約一百萬人，可以想見其對台灣文化的影響。但再多的文化衝擊，台灣只是將「洋流」融合在「土流」文化之中，除豐富台灣文化，促使台灣多元文化的文化特質，更加的豐碩和純厚，絕不致將台灣文化回歸為日本統治時期所萬般期待的皇民化文化。 其實了解台灣文化，最需要掌握文化教育。自台灣光復以來，美式教育雖無其名，但卻慢慢走向教室；尤其大學教育的「美式化」至為明顯。不僅早年由大陸來台灣的教授，經常以美式教育灌輸大學生，理工學生；尤其以美國學者的著作為講授框架，以致去美國留學的台灣學生，不僅學位取得容易，就是學成在美國就業亦大有人在；殊不知在美國的台灣新僑，正在改變住居社區文化，以使台灣文化能在美國入侵式的發展，唐人街文化就是佐證，也是「洋流」的反撲。 當今台灣的留美學生相對減少，但留學主要是去美國則無懸念，結果仍是台灣文化正在舊金山、洛杉磯、華盛頓、紐約的「華人街」，大興其道。目前台灣的文化生活，可說具有中華文化的底蘊，再輔以歐美文化；尤其曾在台灣推動皇民化的大和文化後，不僅是多軌多元，而且精彩燦爛。國人有接受「洋流」的勇氣，更有將「洋流」融入「土流」的智慧，台灣文化絕對是二十一世紀文化世界的一盞明燈。 九合一選舉中的「洋流」不是文化教育的正統　乃是亂流 最近國內正在展開九合一地方選舉，據聞「洋流」有起浪的可能，但這種純粹是依賴人潮的力量，或有選舉拓票空間和發展機會，但國人應記取「洋流」與「土流」混戰的歷史教訓。選舉的「洋流」顯然不是二十一世紀文化競爭的一環；如何回歸正確文化教育，導引洋流和土流的流動取向，達成融合發展，才是正辦，使台灣的多元文化更能發揚光大。絕不宜將洋流當幌子去譁眾作怪，台灣人要相信得道多助，而且是自助多道多流，以努力向前的毅力，掃除不規則橫逆式洋流之肆虐，促進族群融合，加速台灣的政經發展；切忌「土流」佯稱「洋流」實則為土石流，甚至把洋流裝扮成可愛的黑潮，卻是毒流、亂流，選民不可不察！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9月23日在聯合國大會發言時，意外引爆韓烏外交風波。他公開表示，烏克蘭近日已將兩名在俄羅斯庫爾斯克（Kursk）作戰時被俘的北韓士兵送往南韓。李在明（Lee Jae-myung）隔天回應，韓烏原已同意對移送一事保密，不明白烏方為何違約。 9月27日，南韓總統府進一步指控烏克蘭單方面公開消息後，又否認曾有保密協議，嚴重損害兩國互信，並要求正式說明與道歉。《路透社》9月28日也報導，這場爭議已從李在明個人表達「遺憾」，升高為政府間的外交抗議。 問題是，澤倫斯基為何非公開不可。首爾聲稱，烏克蘭事前已知南韓反對公開，雙方此前甚至進行數十輪幕後磋商。若南韓的說法屬實，澤倫斯基並非不了解事件的敏感性，而是在明知可能得罪首爾的情況下，仍選擇在聯合國公開。 真正的秘密不是「想來南韓」 兩名北韓戰俘有意前往南韓，早已不是秘密。2025年2月，其中一人接受南韓媒體訪問時表示，正考慮赴韓尋求庇護；同年10月，兩人在基輔附近的戰俘營會見南韓紀錄片製作人，再度共同表達赴韓意願。12月，兩人以書信重申這項意願；至2026年1月，南韓國會議員更公開要求政府派遣特使前往基輔，協助兩人赴韓。 南韓媒體報導，兩人大約於9月中旬經第三國抵達南韓。首爾認為，公開移送消息不僅可能危及兩名戰俘及其仍在北韓的家屬，也可能牽動韓朝關係與其他外交安全議題。9月27日，《韓聯社》引述南韓總統府指出，最初要求保密的其實是烏克蘭，因為基輔擔心國內質疑，為何不留下兩人交換遭俄羅斯拘押的烏克蘭人。 因此，南韓始終避免將兩人塑造成政治戰果。9月26日，青瓦臺再次強調，戰俘問題應依本人意願、南韓法律、國際法及人道原則處理。對李在明政府而言，最理想的方式，是讓此事停留在人道與安全層面，而不是成為對北韓的政治宣傳工具。 澤倫斯基為何仍要公開？ 烏克蘭總統府通訊顧問利特文（Dmytro Lytvyn）事後否認雙方曾達成保密協議，並稱隱瞞戰俘去向並不妥當。然而，烏克蘭內部也有人反駁，指保密安排確實存在，並批評澤倫斯基追求「表演、宣傳與戲劇效果」。由此可見，這不只是一次外交失誤，也反映烏克蘭內部對是否應公開此事存在分歧。 澤倫斯基公開消息的時機尤其值得注意。9月22日，他才在紐約與川普會談，能源設施停火是重要議題。川普關切烏軍持續攻擊俄羅斯煉油設施，推高全球柴油價格；澤倫斯基則同意俄烏對等停止攻擊能源設施，但拒絕由烏克蘭單方面停手。當美國試圖將戰爭重新拉回停火談判軌道，基輔最不願看到的，正是國際社會過早認為戰事已經降溫。 兩人的歧見隨後浮上檯面。9月25日，《彭博》報導，川普在紐約再次促請澤倫斯基考慮赴莫斯科與普丁會面，但遭拒絕。知情人士指出，川普重提此議令澤倫斯基不滿；被記者問及何時前往莫斯科時，他甚至答稱「搭飛彈去」，隨後爆粗口。烏克蘭總統府事後否認川普曾正式提出要求，但這場風波仍凸顯美烏對和談推進方式存在明顯分歧。 在這樣的背景下，澤倫斯基公開戰俘去向，就不只是公布兩個人的下落。他等於再次提醒美歐：北韓軍人已直接參與俄烏戰爭，俄朝軍事合作也沒有因和平談判而停止。更值得注意的是，俄朝首座跨境公路橋才於9月7日正式通車。這座橋不只是新增一條運輸路線，更把兩國合作落實為可長期運作的基礎設施，擴大人員與貨物流動，也顯示雙方關係正從戰時協作走向更穩定的連結。 澤倫斯基選擇在聯大揭露此事，可以讓戰俘與俄朝合作重新回到國際議程，提醒盟友俄羅斯不但尚未停戰，而且仍獲得北韓實質支援。無法證明此舉是刻意反擊川普，但在美國加速推動談判之際，基輔確實有強烈誘因讓外界看到，這場戰爭距離真正降溫仍有相當距離。 正好撞上李在明的和平路線 澤倫斯基在聯大的戰爭外交，正好與李在明的半島和平路線發生衝突。9月18日，李在明重申要把1953年韓戰停戰體制逐步轉為永久和平體制；9月22日，他再於聯大呼籲美朝儘快復談，並將南韓定位為和平進程的「配速員」，主張先降低敵意、和平共存、累積互信，再分階段處理核武問題。 同日，川普的聯大演說並未把北韓列為主要議題，但他此前已多次表示願再與金正恩（Kim Jong-un）會面，李在明也公開期待美朝對話重新啟動。這些訊號不足以證明美朝即將復談，至少顯示首爾正努力為外交接觸保留空間。 然而就在隔天，9月23日，澤倫斯基向全球宣布，兩名曾為俄羅斯作戰的北韓軍人已被送往南韓。對基輔而言，這是俄朝軍事合作最具象的證據；對試圖降低韓朝敵意的首爾而言，平壤卻可能把此事解讀為南韓與烏克蘭合作接收北韓現役軍人。雙方對同一事件的外交需求，幾乎完全相反。 俄烏談判也暴露另一層矛盾。9月26日，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在聯大指責歐洲「竭盡全力」阻撓川普政府推動的和平談判，卻同時宣稱俄羅斯無論如何都將完成既定軍事目標。《世界報》（Le Monde）當天並列這兩段談話，也凸顯目前停火外交的困境：莫斯科一面把川普塑造成談判推手，一面仍拒絕放棄既有戰爭目標。 一場洩密背後的三種外交利益 李在明希望降低半島緊張，讓美朝重新接觸；川普則試圖推動俄烏重返談判，同時為再次與金正恩接觸保留空間。澤倫斯基面對的壓力卻完全不同，他必須不斷提醒盟友，俄羅斯仍在作戰，北韓也已實際介入，因此烏克蘭不能在此刻失去軍事與外交籌碼。 澤倫斯基未必意在削弱李在明，更不能直接推論他有意破壞南韓的半島和平路線。然而，若首爾所稱的事前溝通與保密安排屬實，他顯然在南韓的外交考量與烏克蘭自身的戰爭利益之間，選擇了後者。 整場風波真正值得觀察之處：對首爾而言，兩名北韓戰俘涉及人道、安全與韓朝關係，最好低調處理；對基輔而言，他們卻是證明俄朝軍事合作最有力的政治證據。兩名戰俘本身或許不足以改變俄烏戰局，卻意外讓韓烏兩國在戰爭外交與半島外交上的利益分歧，第一次清楚地浮上檯面。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何啟聖/資深媒體人 川習會一段「中美共同抗日」的往事，意外把台灣多年來的身分認同問題攤到了陽光下。 反應最強烈的不是一般網友，而是官方的陸委會。陸委會9月25日明確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才成立，二戰期間根本不存在，「真正與美國並肩作戰的是中華民國」，北京不能抹去中華民國在二戰中的歷史地位。 這句話歷史上沒有問題，卻也讓一個長期存在的矛盾浮上檯面。 這些年來，民進黨強調台灣與中國的區隔。1999年《台灣前途決議文》主張台灣應揚棄「一個中國」的主張；民進黨也長期強調台灣主體性。支持者認為這是建立台灣認同，批評者則稱之為「去中國化」。 問題是，當北京要把「中國抗戰」整碗端走時，民進黨政府第一句反駁卻是： 當年的中國，是中華民國。 既然如此，中華民國與中國怎麼會毫無關係？ 而且，中華民國不只是「曾經」代表中國。1949年政府遷台，國號沒有改，憲法也沒有因此改成一部只以台灣為範圍的新憲法。 現行《憲法增修條文》開宗明義仍寫著「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第11條處理的也是「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之間的關係。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說得更直接：臺灣地區是政府統治權所及地區；「大陸地區」則定義為「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 因此，依現行法制架構，可以說兩岸分治、彼此互不管轄；但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直接處理成兩個彼此毫無關係的國家，至少與憲法仍使用「自由地區、大陸地區」以及「國家統一前」的文字存在明顯張力。 另一個更值得追問的，是政府自己的用語。 政府不是一般網友。新聞稿、公文與官方發言，本來就應重視法律概念的精確性。現行法律明明稱「大陸地區」，但近年官方政治語言卻愈來愈習慣直接以「中國」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賴清德甚至曾公開說：「中國，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看似只是兩個字，背後卻涉及身分認同。 當政府長期把「中國」完全留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久而久之，下一代自然容易形成一個印象：中國就是海峽對岸，中華民國與中國沒有關係。 但到了抗戰史，北京說「中國與美國共同抗日」，陸委會又立刻告訴大家：不是你，是我；當年的中國是中華民國。 這不矛盾嗎？ 更有意思的是，陸委會這篇反駁北京抗戰史觀的新聞稿，同一篇又使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的政治表述；然而現行《憲法增修條文》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使用的法律架構，仍然是「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 政治語言可以改變，人民的身分認同也可以改變；但是政府依法行政，不能完全不面對現行憲法與法律仍然存在的文字。 你可以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拒絕北京的統一主張，也可以認同自己是台灣人；這些都是政治立場與個人選擇。 但是另一個歷史與法理問題不能因此消失：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等於中國歷史的全部，中華民國更不是與中國毫無關係的國家。 川習會真正刺痛台灣的，恐怕不是川普說了「美中共同抗日」，而是這句話突然讓多年來企圖切割「台灣人」與「中國人」身分的政治工程，撞上了中華民國自己的歷史與憲法。 需要爭抗戰正朔時，說當年的中國是中華民國；平日談身分認同時，又把「中國」完全推到海峽對岸。 歷史不能需要時才承認，憲法也不能方便時才引用。 這才是這場川習會留給台灣最難回答的問題。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