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6年，人工智慧（AI）已從矽谷的技術派對，升級為一場牽動美國國運的豪賭。從科技巨頭到華爾街，從白宮到尋常百姓家，沒有人能置身事外。數據顯示，單是Alphabet、Meta、微軟、亞馬遜與甲骨文這五大巨頭，2026年對AI領域的投資就高達8000億美元，約占美國國內生產毛額（GDP）的2.5%。若將時間拉長至四年，這筆投入將累計達到驚人的4兆美元。這股狂潮的規模與速度，已超越2000年網路泡沫時期的峰值。然而，在一片榮景之下，關於泡沫、政治干預與社會反彈的警訊也此起彼落。我們該如何評價這股美國的AI投資熱潮？它究竟是驅動未來的成長引擎，還是一場即將失控的風險源頭？ 超越網路泡沫的資本狂歡 這場AI投資熱潮的規模是前所未有的。它不再是少數新創公司的故事，而是由科技巨頭主導、席捲全產業鏈的基礎設施建設浪潮。彭博社報導指出，Alphabet、亞馬遜、Meta與微軟四大科技巨頭2026年的資本支出總額預計將達到約6500億美元，用於新建資料中心及相關設備。TrendForce的數據更顯示，全球九大雲端服務商（CSP）2026年合計資本支出預估達8300億美元，年增率高達79%。其中，微軟上調展望至1900億美元，年增率約130%；亞馬遜AWS預計資本支出逾2300億美元，年成長50%以上。僅上述四大CSP，2026年總體資本支出便上升至7450億美元，金額規模創歷史新高。 在創投市場，資金的集中度更是驚人。2026年上半年，美國與加拿大新創企業的總投資額達3920億美元。其中，AI領域吸金超過4070億美元。更令人咋舌的是，光是OpenAI、Anthropic和Waymo三家企業，就吸納了全球83%的資金。這種「贏家通吃」的現象，顯示市場的狂熱與資源的錯配風險已達極致。 泡沫的輪廓：金融槓桿與實體瓶頸 鉅額投資的背後，是日益脆弱的財務結構與浮現的實體經濟瓶頸。摩根資產管理估計，五大科技巨頭2026年的資本開支約為6970億美元，其AI資本開支占公司經營現金流的比例，已從2023年的33%飆升至預計約93%。當絕大部分的現金流被資本支出吞噬，企業抵禦風險的能力便大幅下降。巴克萊銀行更預估，2026年美國投資級企業債整體發行量有機會突破2兆美元，AI巨頭正從現金充裕的軟體公司，蛻變為資本饑渴的大型基礎設施建設者。這已成為現代市場史上規模最大的債務融資基礎設施熱潮之一。 市場的擔憂已反映在現實中。谷歌在2026年第二季出現了自2004年上市以來的首次季度自由現金流為負。信用評級機構標普也下調了甲骨文的評級。2026年7月23日，美股科技七巨頭單日市值蒸發約7970億美元，直接導火線正是市場對AI投資回報的擔憂。正如分析指出，這輪AI基礎設施投資是否構成泡沫，不取決於技術本身，而在於收入兌現的速度能否跑贏債務累積的速度。高盛預計2026年AI總資本支出約為7650億美元，占美國GDP的2.4%。然而，AI投資對2026年GDP成長的拉動作用，扣除各種擠出效應後，實際上可能僅減少約0.1個百分點。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的工作論文更警示，若預期利潤未能相應成長，這五家企業恐面臨破產風險。 除了金融風險，實體經濟的制約也日益明顯。AI資料中心的建設正消耗大量電力，導致美國部分地區批發電價最高飆升近2.7倍。據估計，2026年資料中心電力總容量將上升至155GW左右，年增約29%。AI伺服器總用電量更將於2026年正式超越通用型伺服器。這不僅是成本問題，更引發了從賓夕法尼亞到德克薩斯州選民的強烈不滿。2026年第一季，美國就有75個、總投資規模約1300億美元的資料中心項目面臨社區反對。實際情況更為嚴峻，美國今年計劃新增的16吉瓦資料中心容量，預計30%至50%將延期或取消，實際在建僅約5吉瓦，與科技巨頭逾7000億美元資本開支形成刺眼反差。 政治角力場：從「全民入股」到選民反撲 AI的巨大影響力，使其無可避免地成為政治角力的核心。2026年6月，川普提出一項震驚各界的主張：聯邦政府將直接入股OpenAI、Anthropic等頂尖AI企業。白宮意在建立「全民共享AI紅利」的機制。此舉被視為美國產業政策的歷史性轉向，從標榜自由市場邁向國家資本主義。然而，這項提議隨即引發矽谷內部強烈反彈，被批評為「中共式的社會主義制度」。 與此同時，AI基建熱潮也面臨來自基層的強大政治壓力。巴克萊銀行警告，AI基礎設施的無休止擴張正引發兩黨選民的共同反感，可能在2026年11月的中期選舉前帶來政治風險。美國居民對建設資料中心的淨支持率在過去一年下滑68個百分點，截至2026年4月已降至-17%。核心原因在於資料中心導致當地居民電費平均上漲約18%，而創造就業卻極其有限一個25萬平方英尺的資料中心，長期就業僅約50人。這種「成本由全民負擔、利益由少數人享有」的結構，正是民怨沸騰的根源。 反對聲浪已從輿論場蔓延至立法層面。弗吉尼亞州率先通過對資料中心用電徵稅的法案，成為美國首個針對AI基礎設施實施專項稅收的案例。紐約州議會則推動為期一年的大型資料中心建設禁令。從加州到喬治亞州，多地政府已暫停部分資料中心項目審批。美國今年共有36場州長選舉正在進行，面對電費上漲等民生議題，地方監管機構和州政府可能逐漸改變對資料中心擴張的態度。AI行情最大的風險或許不再來自技術本身，而是社會與政治的反噬。 結語 美國當前的AI投資熱潮，是人類對技術未來的巨大押注，但也充滿了歷史泡沫的韻腳。它既是技術創新的「必要之惡」，也可能是一場代價高昂的資源錯置。從財務槓桿的風險、實體基建的瓶頸，到政治角力的不確定性，種種警訊已不容忽視。HTX Research的研報對此有精確的拆解：AI技術本身並非虛假敘事，雲收入、晶片收入和企業需求都在真實成長；但資本開支、外部融資、數據中心項目及私營模型估值，已出現明顯的泡沫化特徵。當資本的狂歡與現實的制約激烈碰撞，這場豪賭的最終結果，將不僅決定矽谷的命運，更將深刻影響全球經濟與社會的未來走向。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部定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國民黨立委翁曉玲近日站上政治風暴中心。從國務機要費刪凍爭議，到觀影插隊、教學評價、專業能力、「上班炒股」、「中共代言人」等指控，攻擊層層加碼；政論節目稱她「仇恨值超級無敵高」，網路上更充斥羞辱與人身攻擊。原本該被討論的是預算監督，最後卻被拉成政治立場與個人的全面圍攻。 多數政治人物遇到這種聲量，往往澄清、降溫或避鋒頭；翁曉玲卻在臉書以「有正氣就不怕邪氣鳥氣」反擊，引用文天祥〈正氣歌〉，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回應，並把戰線指向11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黨內不同調　她說「自己做事自己當」 她的壓力不只來自綠營，也來自黨內。蔣萬安稱預算刪凍可有「更智慧的做法」，鄭麗文則承接 1.5 萬盒庇護工場中秋禮品；傅崐萁態度則相對低調，未介入這場爭議，顯示國民黨內並非全然同調。 面對梅花新聞網專訪，主持人謝寒冰「是否孤軍奮戰」的提問，翁曉玲只說「自己做事自己當」，並感謝藍白委員表決支持，也坦言自己的想法未必獲所有同志認同。 問題是，相關預算案並非翁曉玲一人決定，而是黨團共同參與、表決通過。順風時一起舉手，逆風時卻急著切割提案立委，這不只是政治算計，更會讓支持者懷疑：一個不敢承擔自己表決結果的政黨，真有能力重新承擔中央執政責任嗎？ 「婦人之仁」不再　要找出青鳥飼主 翁曉玲自嘲過去太過「婦人之仁」，曾憐憫她口中「餵養青鳥和綠媒的部會機關」經費不足；但從近來攻擊力道看，她認為相關部會仍有大筆「飼料費」，因此預告在116年度總預算審查中追查「青鳥綠媒飼主」。 政治人物應承受公共批評，但公共批評不等於網路霸凌，更不該淪為有組織的政治圍剿。若攻擊只是網友自發，問題在網路文化；若背後牽涉政府宣傳經費、媒體採購、社群行銷、委外標案或補助組織，性質就完全不同。 公帑可以用於政策說明，不能成為攻擊異議者的彈藥。翁曉玲既然提出「青鳥綠媒飼主」，就應查清組織、媒體操作與政府資源是否存在可驗證連結；有，就攤在陽光下；沒有，也不該把不同意見者一概打成網軍。 「時窮節乃見」　真正考驗在總預算 文天祥說：「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政治人物的骨氣，不在順境，而在爭議最尖銳、攻擊最猛烈時，是否仍敢表態、敢承擔。翁曉玲顯然選擇不退。 8月31日，她再度指出，11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將近四兆，勢必有浮編、濫編之處，民代必須嚴格把關，「該刪的還是一定要刪」。總預算規模龐大，國會監督更不能鬆；該刪就刪，該查就查，沒有哪一筆公帑可以躲在政治口號後面，納稅人的錢必須經得起檢驗。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高誓男/法學博士、中華民國公教軍警消聯合總會副總會長 知名雜誌《經濟學人》近期刊登一篇題為「挾持台灣民主」（Taking Taiwans Democracy Hostage）文章，批評台灣政治人物非但不珍視民主，反而正在摧毀民主；在2024年大選後，民進黨掌握行政部門，以國民黨為首的反對黨則控制國會，黨派爭鬥削弱了政府運作。文中強調「台灣政治失能正在傷害台灣，台灣的自由本應是一項優勢，讓中國為接管台灣付出更高代價，可恥的是，這些自由正遭到內部背叛。」這種慣常以西方地緣政治及安全利益出發，來論斷非西方國家政治經濟的觀點，值得批判。 《經濟學人》雜誌曲解台灣民主政治的脈絡 對於台灣民主，前揭文章提到，今天台灣的民主已經是一大進步，但台灣政治人物不僅不珍視民主，反而正在摧毀民主。文中把朝野衝突、預算爭議、國防採購及憲法法庭人事問題串連起來，認為政治僵局正在削弱政府治理能力。這個警告有其合理性，但「政府效率降低」與「民主遭到破壞」並不是同一件事。 《經濟學人》該文最大的問題是，根本忽視了近10年台灣民主政治的脈絡。目前台灣朝野政治的強烈對立其來有自，主要緣於蔡英文政府時代，因為全面執政、在野無力監督，而執政黨根本不尊重民意的反對意見，強行推動各種爭議性政策，典型者如年金改革、實質廢死、同性婚姻等，這樣的多數暴力、民主品質劣化，是一種「民主倒退」的現象。 然而，因果業報，自賴清德主政「朝小野大」，在野勢力在國會過半，強力推動各種法案，造成執政黨無力招架，又不願溝通協商，朝野直球對決，才形成強烈政治衝突。今日朝野對立實與過去全面執政時期，累積的政治不信任具有一定關聯。 與蔡政府時代全面掌控政權、一面倒的情況不同，現行的在野黨是站在監督執政黨的一面。民主制度的本質之一，就是允許反對黨阻止、修改，甚至否決執政黨政策。把「朝小野大」造成的制度摩擦，直接描述成「挾持民主」，其實存在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究竟是在野黨在破壞民主，還是民主本身就包含了權力分立、制衡及政治衝突？ 當然，如果在野黨以癱瘓制度為目的，或者完全不考慮公共利益，固然可以批判。但同樣的標準也應適用於執政黨：執政黨是否尊重國會監督、是否願意協商、是否把不同意見都簡化成「親中」或「阻礙國家安全」？也就是，執政黨與反對黨是否都遵守憲政程序、國會規則、司法獨立及尊重少數權利？如果說民主衝突本身就是民主的一部分，但民主衝突仍然存在制度的底線。 英美漠視自身民主的弱點 弔詭的是，《經濟學人》對台灣民主政治產生的衝突顯得十分反感，卻無視於英美國家近年來自身民主的問題。 英國近10年來，陷入罕見的頻繁政權更迭與內閣重組循環週期。自2016年脫歐公投以來，保守黨與工黨都面臨社會對立、經濟困局及民意快速反覆的挑戰，導致首相職位頻換、內閣人事動盪，民主政治品質遭受重大挑戰。 美國則在川普主義（Trumpism）之下，其民粹主義與強人政治風格，對民主體制產生重大衝擊。學者評論指出，其核心危機在於擴張行政權、挑戰法治界線、攻擊主流媒體及司法獨立性、民粹動員撕裂社會等，引發美國民主制度的質疑與系統性危機。 基此，我們認為，如果《經濟學人》把政治極化、行政與立法衝突、制度僵局都視為民主危機，那麼它應該採用一致的分析標準，而不能對不同國家採取不同的容忍程度。也就是，這套民主的標準必須一致適用於台灣、英國及美國。 台灣被當作地緣政治的工具 更深層的是，《經濟學人》從自身地緣政治及安全利益出發，對台灣民主政治的論斷，更是極度的偏差。 首先，《經濟學人》的核心論述之一，是台灣的自由民主具有提高中國攻台成本、強化嚇阻的戰略價值。這個觀點本身並非錯誤，但問題在於：台灣民主首先是台灣人民的政治權利與自我治理制度，其次才可能是國際安全秩序中的戰略資產。如果民主的價值必須透過「對中國有沒有嚇阻效果」來證明，那麼這其實已經不是單純從民主自身的規範價值出發，而是從國際權力競爭的角度重新定義民主。 當民主主要被理解為對抗中國的「戰略資產」，民主的內在價值反而可能被犧牲。因為一旦國家安全成為最高標準，任何政治爭議都可能被重新解釋成「削弱台灣」、「增加中國攻台機會」或「傷害民主韌性」。 《經濟學人》的論述最後落到「中國是唯一的贏家」。這也可能產生一種認知上的簡化：凡是台灣內部的政治衝突，只要客觀上可能讓北京受益，就被視為台灣自身的政治錯誤。問題是民主政治不可能只存在「中國受益」與「台灣受害」兩個選項。否則就容易形成一種危險的邏輯：安全威脅國家必須團結反對政府政策等於削弱國家削弱國家等於幫助敵人，這種邏輯恰恰需要民主國家保持警惕。 總之，《經濟學人》的問題未必在於它批評台灣政治，而在於它習慣以地緣政治與安全利益衡量民主的價值；當台灣民主被主要理解為「提高中國攻台成本的戰略資產」時，民主就完全被工具化了。民主之所以值得捍衛，是因為人民擁有自我治理的權利，而不是因為民主可以增加敵國的攻台成本。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8月24日，西班牙總理桑切斯（Pedro Snchez）宣布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因應北非自治市休達（Ceuta）移民危機。短短不到一個月，原本的大規模非法越境，已演變為牽涉人道、治安、外交、經濟與國安的複合危機。 危機代價仍在增加。西班牙廣播電視公司（Radiotelevisin Espaola, RTVE）8月23日報導，休達已收集88具移民遺體，僅9人確認身分；《國家報》（El Pas）8月25日也指出，仍有移民住在廢棄倉庫與臨時棚架。這顯示休達面對的不是單純善後，而是仍在城市內部延燒的人道與治理危機。 判決被誤讀　游泳越境迅速失控 危機的重要背景之一，是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初的一項裁決。法院認定，邊境「熱遣返」（hot return）主要適用於翻越實體邊境設施者；若經海路或游泳前往休達與梅利利亞（Melilla），在海上遭攔截時，不能直接適用快速的邊境拒絕程序，而須依移民法辦理一般遣返程序。法院並非禁止遣返，而是要求政府不得省略法定程序。 但法律上的「不能立即遣返」，到了社群媒體卻被簡化成「不能遣返」。錯誤訊息宣稱，只要游進休達就不會被送回摩洛哥，並搭配合法化申請即將截止等說法，製造「再不出發就來不及」的急迫感。原本保障程序正義的判決，經社群平台快速轉傳與簡化，反而被解讀成邊境出現漏洞。 成功越境影像更具煽動力。媒體畫面中的年輕人微笑、比手勢，傳回摩洛哥後被看成「成功進入西班牙」的示範；TikTok與Instagram也出現穿著潛水衣、套泳圈游向休達的短影音。對準備離開摩洛哥的年輕人而言，幾十秒影片往往比法院判決更有說服力。 社群媒體把偷渡變成動員網絡 RTVE追蹤發現，社群平台已從訊息傳遞工具變成行動協調網絡。僅3個WhatsApp群組在8月4日至6日就出現近6000則訊息；相關Facebook社群成員超過21萬人。有人號召集體前往休達，也有人交換出發時間、路線與裝備資訊，讓個別越境念頭快速轉化為集體行動。 Facebook、Instagram與Threads負責公開號召，TikTok放大成功越境的想像，WhatsApp與Telegram則進行私密協調。不同平台串接後，偷渡動員已形成從宣傳到行動安排的完整鏈條。 傳統人蛇集團並未消失，而是嵌入這套數位動員網絡。RTVE引述網路安全專家指出，Facebook與WhatsApp仍有人提供付費偷渡服務；西班牙警方也瓦解從休達轉送移民到西班牙半島的犯罪網絡，每人索價最高可達9000歐元。非法越境因此被拆成線上招募、越境、藏匿與後續轉運等不同環節。 過去偷渡往往要先找到蛇頭、談妥價格、等待安排；如今一支手機就能看到成功影片、取得出發資訊並加入群組。數位平台沒有讓偷渡更安全，卻讓危險變得更容易被模仿。 死亡與滯留壓力　危機進入城市內部 7月30、31日逾7萬人湧入休達，多數人其後返回摩洛哥，但仍有數千人滯留，其中不少是未成年人。《衛報》（The Guardian）8月19日報導，西班牙已同意將約500名未成年移民轉往本土，納入兒童保護、身分確認與司法程序。 滯留壓力也外溢到日常治理。《國家報》8月22日報導，休達兩天內為移民提供逾600次醫療服務；部分學校因臨時收容未成年人，須在開學前清空、消毒並加強安全。邊境失控帶來的已不只是遣返問題，而是直接侵入城市原本正常運作的醫療、教育與經濟系統。 到8月底，危機更開始轉化為地方社會衝突。8月27日，休達爆發反移民抗議，部分居民拆毀並焚燒移民臨時棚屋，一度阻擋紅十字會運送食物與飲水，警方隨後介入驅散；此前也曾發生移民以石塊等物攻擊軍車的事件。這顯示一個月未解的邊境危機，已從收容、醫療與治安壓力，進一步侵蝕休達原有的社會秩序與族群共處。 危機也開始向歐洲外溢。部分移民的目標並非留在休達，而是進入西班牙本土後，再前往其他歐洲國家。義大利因此自8月1日起，暫時恢復對來自西班牙海、空旅客的內部邊境檢查，理由即包括休達大規模非法入境可能造成申根區內的「二次移動」。8月28日，西班牙更正式要求歐洲邊境暨海岸防衛署（Frontex）提供支援，協助移民身分辨識與處理。休達與西班牙本土之間雖有特殊邊境管制，但危機至此已不再只是西班牙自己的問題。 從邊境失控正式升高為國安事件 8月24日桑切斯宣布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只是政治轉折的開始。翌日，西班牙政府進一步以皇家法令正式宣布，休達進入「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情勢」，並設立統一指揮機制，由中央政府整合外交、內政、國防、司法、衛生、移民、兒少保護以及國家情報中心等部門。這項國安狀態原則上將持續至12月31日。 這個法律動作的意義，比單純增派警力更大。西班牙政府等於正式承認，大規模非法越境造成的衝擊已超出一般移民或地方治安事件，涉及邊境控制、公共服務、國際合作、情報、國防與國家安全。 更值得追究的是，西班牙國安報告早已提到休達、梅利利亞的游泳越境與移民假訊息可能形成風險。當政府在危機爆發近一個月後才建立統一指揮，問題已不只是善後，而是既有警訊為何未能及時轉化為邊境、情報與跨部會的預防措施。 摩洛哥守住邊境　也重提主權 8月15日前夕，社群平台再度出現越境號召，但7月底的大規模闖關並未重演。關鍵在於摩洛哥提前於邊境城鎮芬尼迪克（Fnideq）部署警力，攔阻準備前往休達的人潮。這說明社群媒體可以迅速動員人群，但真正決定人潮能否逼近休達的，仍是摩洛哥是否收緊實體邊境。 8月21日，摩洛哥司法部長烏哈比（Abdellatif Ouahbi）再度宣稱，摩洛哥對休達與梅利利亞擁有「歷史與地理權利」，並主張與西班牙建立對話機制。西班牙政府隔日透過外交管道「堅決拒絕」，外交部重申兩座城市屬於西班牙的領土完整與主權，也是歐盟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國防部長羅布雷斯（Margarita Robles）也強調，任何針對休達與梅利利亞的威脅，就是對西班牙本身的威脅。 西班牙守主權　卻離不開摩洛哥 烏哈比同時要求西班牙遣返仍留在休達的摩洛哥移民與未成年人，並返還死亡者遺體。西班牙因此陷入矛盾：摩洛哥不承認其對休達的主權，卻又是防止下一波大規模越境最重要的合作對象。馬德里可以拒談主權，卻無法拒絕在現實邊境上與摩洛哥政府合作。 休達危機說明，數位時代的邊境安全已不只是圍籬與警力問題。社群媒體快速動員，人蛇網絡分工牟利，摩洛哥掌握實體邊境鬆緊；但死亡、安置、司法、經濟與政治代價，最後仍由西班牙承擔。 當馬德里正式將休達列為涉及國家安全利益的情勢，向Frontex求援，也等於承認：在依賴鄰國控邊、又身處申根體系的現實下，休達早已不只是一座北非邊城的移民危機，而是西班牙乃至歐盟必須重新面對的國境安全問題。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核威懾的邏輯看似簡單：擁有的核武器越多、越多元，對手就越不敢輕舉妄動。然而，這套線性思維在核戰略領域早已破產。冷戰初期，美國因應蘇聯威脅而急速擴張核武庫；但從1980年代起，美蘇雙方開始尋求降低核風險，軍備管制條約使兩國核武庫大幅縮減了80%。如今，國際安全環境再度緊張，呼籲美國擴大核武庫的聲音又開始浮現。 據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斯坦頓核安全高級研究員及國防與國家安全計畫主任艾琳D鄧巴徹（Erin D. Dumbacher）於2026年8月26日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的文章，美國不應考慮增加核力量。鄧巴徹認為，美國已經擁有足夠龐大且多元的核武庫，足以在遭受核攻擊時對敵方造成毀滅性打擊。核威懾的目的不是要針對對手每一種武器都準備好對應方案，而是在第一時間避免跨越核門檻。更關鍵的是，引入新的核武器不僅無助於強化威懾，反而可能削弱它。 過度殺傷的遞減效應 鄧巴徹指出，美國現有的核武庫存已達「過度殺傷」（overkill）的程度。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2026年6月發布的報告，全球核彈頭總數約為12187枚，其中美國擁有約5042枚，俄羅斯約5420枚，中國大陸則以620枚位居第三。若僅計算可實際部署的軍事庫存，美國約有3700枚彈頭。 核威懾的效益並非隨著彈頭數量增加而線性成長。早在冷戰時期，美國自身的兵棋推演就已顯示：將彈頭數從400枚增加到800枚，對蘇聯人口和工業的毀滅程度分別只增加1%和9%。超過某個門檻後，額外的核武器只會產生邊際遞減效應。鄧巴徹的看法呼應了這項判斷：美國現有的核力量已經足以在任何核報復場景中造成對手無法承受的損失，再多增添彈頭並不會讓威懾更可信，只會浪費龐大的財政資源。 戰區核武器：降低門檻而非強化威懾 當前主張擴充核武庫的論點，主要聚焦於「戰區核武器」（theater nuclear weapons）的缺口。支持者認為，俄羅斯擁有比美國更多的戰術核武，中國大陸也可能正在發展此類武器，因此美國需要能夠以牙還牙的低當量核選項。川普政府於2026年3月宣布進行「核戰略審查」，其中即包含評估戰區核武議題，以「確定可能需要變更或新增的項目」。 然而，鄧巴徹警告，引入新的戰區核武器可能引發美國難以應付的軍備競賽，並帶來非預期的升級風險，反而使美國更加脆弱。戰術核武器本質上仍是核武器。一旦在區域衝突中動用第一枚低當量核彈，衝突升級幾乎不存在煞車空間，小規模核爆炸引發的誤判會迅速傳導至雙方戰略指揮體系，極易觸發全面核對抗。鄧巴徹分析，美國不應追求為敵人每一種武器都找到對應方案，因為這只會降低核武的使用門檻，讓「有限核戰爭」的危險幻想變得更加真實。 軍備競賽的陷阱 2026年2月5日，《新戰略武器裁減條約》（New START）正式到期失效，這是美俄之間最後一項具法律約束力的雙邊核武限制條約。此後，全球兩個最大核武國家的核武庫不再受到數量限制。 在這樣的背景下，有人認為美國必須加速擴充核武以因應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根據美國國防部的評估，中國大陸在過去6年間核武數量幾乎增加了兩倍，預計在2030年前將超過1000枚。但鄧巴徹指出，中國大陸目前仍不是美國和俄羅斯的核武同級對手。即使中國大陸的核彈頭總數未來增至1000枚左右，整體規模仍僅約為美俄核武庫存的四分之一。 更重要的是，美國若選擇以擴充核武來回應，只會證實軍備競賽的邏輯，促使對手進一步加速擴張。鄧巴徹的觀察是：美國不應將核武數量視為威懾力的唯一指標，真正的威懾來自於可信的報復能力，而非數字上的優勢。 真正的優先事項：現代化而非擴張 鄧巴徹認為，華盛頓的威懾戰略應該專注於既有戰略力量的現代化，而非擴充和多元化核武庫。美國目前正在進行全面的核武現代化計畫，預計在未來10年內投入高達9460億美元來運作和更新核力量。這包括以LGM-35「哨兵」飛彈取代義勇兵III型洲際彈道飛彈、新型長程匿蹤巡弋飛彈，以及哥倫比亞級彈道飛彈潛艦等項目。然而，這些現代化計畫已經進度落後。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將巨額經費用於開發新型核武，只會排擠既有核力量的維護與更新，以及常規軍力的強化。鄧巴徹指出，美國的常規武力目前不足以應對最重大的軍事威脅，尤其是中國大陸在西太平洋的軍事挑戰。與其追求更多核彈頭，美國更應該確保現有核武庫的可靠性，並投資於真正能夠應對區域衝突的常規能力。 結語 「多少核武器才夠」這個問題困擾了政策制定者和學者80年。鄧巴徹在《外交事務》的文章中給出了一個明確的答案：美國已經夠了，而且可能太多了。在一個核武數量早已超越「足夠」門檻的世界裡，繼續擴充只會帶來邊際效益遞減、升級風險升高和軍備競賽加劇的反效果。 美國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核武數量不足，而在於如何在軍備管制失效的新時代中，以更智慧的方式維護威懾穩定。這意味著將資源投入既有核力量的現代化、強化常規威懾能力，以及在外交層面尋求新的軍備管制架構。繼續追逐更多的核武器，不僅浪費納稅人的錢，更可能讓美國陷入一個比冷戰時期更危險、更不穩定的核對抗格局。過度武裝不會帶來更安全的美國，只會讓世界離核災難更近一步。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僑委會委員長徐佳青近來爭議不斷。4月她以26天走訪7國、花費約115萬元，卻一度只公開5頁出國報告，引發「假考察、真觀光」質疑。之後又因「2025僑青東沙生態體驗營」利益迴避案遭監察院裁罰10萬元；近期巴西行程再傳駐外人員返家後猝逝，相關責任仍待釐清。 單一事件或許各有說法，但連在一起看，徐佳青頻繁且長時間的海外行程，已不只是個人行程安排，而是納稅人有權追問的公共議題。 26天走訪7國爭議未歇　徐佳青再展開27天海外行程 問題從來不是僑委會主委能不能出國。僑務工作本就仰賴海外互動，首長出訪也可能有其必要。真正該問的是：行程是否必要？成果是否對得起支出？公開資訊是否足以讓人民判斷這趟公務的實質？ 偏偏在爭議尚未散去時，徐佳青又展開27天海外行程。官員越受質疑，越不能只要求外界相信；她必須拿出資訊，而不是拿出一句「無可奉告」。 立院追問出訪細節　徐佳青以國安為由拒透露 8月19日，徐佳青在立法院被問及這趟27天海外行程時表示，基於「國家安全因素」，首長出國相關訊息不便對外透露，並強調：「無可奉告不是開玩笑的。」 「國安」當然可能是理由，但不能變成萬用理由。官員出訪確有行程不宜公開，例如維安、敏感會晤或僑胞個資；可是部分需要保密，不代表整趟行程都能被一句國安蓋過。 更何況，僑委會不是國安會，也不是國防部。若多數活動本屬僑務交流，甚至可公開合影、公開發布，政府就更應說清楚：哪些能說，哪些不能說，不能說的理由是什麼。 MLB台灣日照片曝光　公開活動與國安說法形成對比 8月27日，駐舊金山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公開照片，顯示徐佳青出席美國職棒大聯盟運動家隊「台灣日」。現場有僑界人士、傳統藝陣與國樂表演；活動公開，影像公開，出席也公開。 這正是最諷刺之處。徐佳青出席MLB台灣日，本身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是，既然活動可以公開舉辦、公開拍照，還由我國駐外單位發布，先前為何要用「國家安全」回應整趟27天行程？ 若是正常公務，就坦然說明；若有敏感行程，就依法保密。行政透明不是公開所有細節，而是不能把所有細節都塞進黑箱。 評論：國安理由不應成為行政拒答的萬用牌 最尷尬的，不是徐佳青出現在MLB球場，而是那句「無可奉告不是開玩笑的」，最後被駐外單位公開照片反襯得格外刺眼。 國安應保護真正需要保密的事，而不是包裝所有不想被追問的行程。當國安成了拒答萬用卡，受損的不只是國會監督，更是政府公信力；真正的國安，也會因此被消耗掉分量。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劉性仁／中國文化大學國發大陸所副教授 政治是自私的，權力讓人變得愚蠢與偏執，多少歷史慘痛的經驗教訓，始終無法讓藍白高層學會妥協與成全，政治不可能整碗捧去，必須要有成人之美的胸襟，消弭捨我其誰的自尊大偏執，重視大我，捨棄小我，但綜觀2026年九合一各地選情來看，多少藍白分及選不上的拼命要選，是為了出一口氣？還是為了扮演意圖使藍白另一方不當選破壞者角色？還是錯估選舉情勢？還是為了退選要價？無論是那一種，都可預見最後藍白敗選雙殺的結果，最後再被政治追殺，悔恨也來不及了，一切都是出自於沒有大局觀，問題是，這是誰的大局呢？值得思考。 就以新竹縣竹北市長為例，藍白合作破局，無疑衝擊2026九合一選舉在野整合，留下的後遺症，值得雙方高度警惕。以媒體分析為例，具有一定的道理，竹北市藍白破局的後遺症計有： 其一，藍白信任基礎受到侵蝕。白營主席黃國昌感嘆，信任建立需點滴累積，破壞卻在一夕之間。此次國民黨未能落實經反覆確認的共識，令民眾黨內部對談了是否算數產生疑慮，未來在更重大的2028大選合作談判中，此陰影恐難速除。 其二，地方選情增添變數。竹北是民眾黨創黨主席柯文哲故鄉，2024年大選白營在此拿下全台鄉鎮市區最高得票率，民眾黨徵召邱臣遠參選有輸不得的壓力。三方競逐下，若民進黨候選人漁翁得利，不僅打擊白營士氣，更將削弱在野整體戰力。 其三，藍營內部矛盾暴露。國民黨遭質疑無法處理內部問題，顯示其地方派系整合能力面臨考驗，這對未來推動更大範圍的藍白合作，絕非正面訊號。故竹北市分裂擴大為藍白合作的結構性破壞，雙方高層都需展現更大政治智慧。 在其他地方，民眾黨也是保持不缺席的態度，但提名就是當炮灰，民眾黨與國民黨面對選舉，強調兩黨合作，但在彰化民眾黨柯文哲前主席及近期不少白營人士與無黨籍縣長參選人邱建富同台，凡此例子，不勝枚舉。 總之，藍白合不了，不是單一方的責任，雙方都有責無旁貸及不可推卸的理由；如果藍白始終不能從分裂學到慘痛歷史教訓，還是堅持老大心態，寸土不讓捨我其誰，錯估形勢，多一個敗選的炮灰，實在不知意義何在？那麼不僅年底2026將面臨藍白支持者賭爛票的反噬，更可能成為2028大選藍白合不了的破口，讓民進黨坐收漁利，敗選的責任始終在自己身上。 職是之故，懇切呼籲藍白高層，退讓成全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多一個敗選的紀錄實在沒有多大的意義，政治權力的魔力必須要能克制，要有成全的美德，在「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中，藍白分裂就會導致反對民進黨的選票被瓜分。即使反對綠營的總票數大於綠營，民進黨候選人仍能憑藉相對多數的穩固基本盤勝出。在地方首長或立法委員選舉中，若雙方各自提名，將直接導致原本有機會翻盤的艱困選區或激戰區拱手讓人。 更要命的是，藍白連續因分裂而敗選會嚴重打擊支持者士氣，導致基層支持者產生無力感或放棄投票。藍白若持續分裂，可能導致民進黨黨長期中央與地方執政，因此缺乏強而有力的外部制衡，容易滋生執政傲慢與體制弊端。 客觀看待，這是藍白高層最後一次機會，藍白支持者之間若因選舉恩怨加深仇恨，在野陣營內部的情感裂痕將更難癒合，政治謠言與互相指責會取代公共政策的實質討論，這實在並非台灣民主之福。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美國對伊朗的軍事攻勢未能迫使德黑蘭屈服，川普政府隨即把戰場轉向經濟。8月23日，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宣布發動「經濟諾曼第登陸戰」（Economic D-Day）；隔天，美國啟動「經濟孤立行動」（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企圖以金融、石油、航運與二級制裁，切斷伊朗與外界的經濟聯繫。問題是，從軍事升高到經濟封鎖，美國似乎一直在加碼，卻沒有回答最基本的問題：如果伊朗就是不投降，下一步怎麼辦？ 「我怕到了」不是一句情緒話 克魯曼（Paul Krugman）的批評，不只是反對對伊朗強硬，而是質疑川普把戰爭當成逞強。川普一方面宣稱美軍「掌握所有牌」，一方面拿不出結束伊朗戰爭的時間表，甚至揚言把伊朗「打回石器時代」。克魯曼因此直言「我怕到了」（I’m scared），並認為若美國民主體制正常運作，已到了應討論啟動憲法第25修正案的時候；這項修正案允許副總統與內閣在總統無法履行職務時，依法將權力暫時移交副總統。 到了8月，克魯曼把問題拉回戰爭本質。他引用軍事格言指出，「業餘者談戰略與戰術，專業者談後勤與持續作戰能力」。真正決定戰爭走向的，不是領導人講話多狠，而是彈藥、補給、財政與國防工業能不能支撐長期消耗。美軍以昂貴攔截武器對付廉價無人機，精準彈藥快速消耗，航空母艦補給也傳出壓力，正顯示美國不是沒有力量，而是力量正在被不斷加碼的衝突消耗。 薩克斯的重話與真正風險 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薩克斯（Jeffrey Sachs）批評更重。他把伊朗戰爭形容為「純成本、零收益」，認為戰爭耗費數百億美元，擾亂石油、天然氣、肥料與國際航運，最後由美國家庭埋單。他的結論很直接：川普政府對戰爭沒有戰略，對經濟也沒有策略。 薩克斯也曾以「惡性自戀」、「反社會人格」、「失去自我控制」等極重字眼描述川普。這些說法可以反映政治與道德批判，但未經完整臨床評估，不能直接診斷人格障礙或失智症。更重要的問題是：當「不能輸、不能認錯、必須永遠是贏家」進入戰爭與國家安全決策，受影響的就不只是川普個人的政治得失，而是總統最關鍵的判斷與停損能力。 真正被消耗的是美國國力 如果把所有問題都歸咎於川普個人，也會過度簡化。美國憲法把宣戰權交給國會，就是為了避免行政首長憑個人意志把國家拖入戰爭。當國會放棄監督，行政權又缺乏有效制衡，領導人的衝動就可能被放大成國家風險。 真正被消耗的，是美國的整體國力。俄烏戰爭持續多年，美國長期投入武器、彈藥與財政資源；伊朗戰爭再度消耗防空攔截彈、海空軍部署與後勤能力；同時，華府仍必須在印太維持對中國的軍事嚇阻。美國面對的已不是能不能打贏某一場戰爭，而是軍事庫存、國防工業、財政能力與外交資本，能不能同時支撐歐洲、中東與印太三個方向。 伊朗的韌性也不能低估。其石油出口收入對德黑蘭固然重要，但克魯曼估算，這只相當於中國GDP約0.2%。北京不必完全填補伊朗損失，只要維持其基本經濟運轉，就可能讓伊朗繼續撐下去。若美國不全面制裁中國大型金融機構，伊朗就留有經濟後路；若真正打進中國核心銀行，又可能把伊朗戰場升高成美中金融與經濟衝突。 勝負不只在伊朗 更在川普能否停損 美國當然有能力讓伊朗付出巨大代價，但讓伊朗承受痛苦，與迫使伊朗投降，是兩碼事。如果「經濟諾曼第登陸戰」沒有迅速取得決定性勝利，川普真正需要做的不是再證明自己有多強，而是承認制裁有極限，重新計算軍事、經濟與外交成本，轉向談判與停損。 克魯曼與薩克斯從經濟、心理與憲政不同角度提出警告，最後都指向同一個問題：當國家戰略逐漸服務於領導人「不能輸」的需要，再強大的軍力、美元與金融制裁，也可能在一次次加碼中被消耗。川普真正面對的，已不只是伊朗能撐多久，而是美國能否在中東持續投入的同時，仍保有足夠力量應付其他更長期的戰略競爭。 一個超級強權最危險的時刻，未必是沒有牌可打，而是領導人認為每一局都不能輸。當手上的牌打不出預期結果時，如果唯一答案仍是不斷加碼，再雄厚的國力，也有被耗盡的一天。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6年4月7日，中國大陸國務院公布施行《反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條例》，這部以國家安全法和對外關係法等為上位法的法規，從醞釀到落地僅用了不到一個月時間。司法部在說明制定背景時直言，西方國家的長臂管轄濫用已構成嚴重挑戰，而大陸以立法形式建立反制機制，是為了應對外國違反國際法的不當域外管轄，性質上屬於防禦性措施。話音甫落，這部新法便接連在兩個重大案例中登場，先後於5月15日與8月19日認定歐盟依據《外國補貼條例》（FSR）對中國大陸企業進行的調查構成不當域外管轄措施。從同方威視到京東集團，間隔僅三個月，兩道禁執令不僅宣告大陸反長臂管轄的法律工具箱正式進入實戰階段，更標誌著中歐經貿博弈從產業補貼之爭，全面升級為規則邊界與監管主權的正面對抗。 新法亮劍：從制度儲備到實戰運作 《反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條例》的出台並非橫空出世。過去數年間，大陸已陸續建構《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反外國制裁法》等法律工具。2026年4月7日施行的這部條例，則進一步補上了識別與阻斷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措施的關鍵拼圖。根據條例第六條，國務院法治部門可會同其他機關進行識別調查，綜合考量四項要素：外國措施是否違反國際法與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域外管轄行為與該國的關聯性是否適當、是否威脅大陸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並損害大陸公民與組織合法權益，以及其他應考量因素。一旦認定構成不當域外管轄措施，國務院法治部門得予以公告，任何組織與個人不得執行或協助執行該措施。 這套識別機制在條例施行後不到六周便迎來首次實戰檢驗。2026年5月15日，司法部發布第五號公告，認定歐盟依據FSR對同方威視進行的調查中，對中國大陸實體採取的相關跨境調查做法構成不當域外管轄措施。這是條例生效以來的首次正式適用。公告明令任何組織與個人不得執行或協助執行該措施。時隔三個月，8月19日司法部再發第八號公告，針對歐盟利用FSR對京東集團進行的調查，作出相同認定。司法部新聞發言人當天在答記者問中表示，歐盟肆意向中國大陸實體跨境索取廣泛的、非必要的中國大陸境內信息，是對相關實體施加的不當要求，是對國際法治的嚴重破壞。 兩案經緯：從同方威視到京東的監管升級 同方威視案與京東案雖然對象不同，但歐盟FSR調查中的跨境取證手法如出一轍。在同方威視案中，歐方強制大陸的銀行機構配合調查，不合理索要大量與調查無關的中國大陸境內信息。多家中國大陸企業和銀行機構在歐洲的正常投資經營因此受到嚴重負面影響。京東案則源於2025年7月京東宣布以22億歐元收購德國電子產品零售商CECONOMY。2026年4月17日京東向歐盟正式申報收購計畫，歐委會初步審查後認為京東可能接受了由可能歸屬於中國大陸實體提供的優惠融資、稅收優惠及政府資助等潛在外國補貼，涉嫌扭曲歐盟內部市場。5月28日歐盟正式啟動深度調查，7月22日更進入第二階段深度調查，這是FSR新規實施以來，中國大陸企業在歐洲併購首次面臨該級別的反補貼審查。 在這兩起案件中，歐盟的共同做法是向中國大陸境內的銀行機構索取大範圍的、與調查無關的境內信息。有分析指出，這些信息可能涉及商業機密甚至國家機密，從大陸監管機構的視角來看，歐盟的做法已經超越正常的市場監管範疇，構成對主權邊界的不當試探。司法部在兩次公告中均強調，此類跨境索取非必要境內信息的做法，明顯違反了國際法與國際關係基本原則。商務部發言人進一步披露，早在2025年1月，商務部就已通過調查認定歐盟FSR相關做法構成貿易投資壁壘，指出歐方調查存在立案證據不足、執法過度、舉證責任倒置、程序不透明等突出問題。 反制架構：禁執令之外的多層次工具 條例的威力不僅止於發布禁執令。第七條賦予中國大陸政府對相關國家的不當域外管轄措施進行評估、確定風險等級，並依法在外交外事、出境入境、貿易、投資、國際合作、對外援助等領域採取反制和限制措施的權力。第八條則建立了「惡意實體清單」制度，可將推動實施或參與實施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措施的外國組織與個人列入清單。一旦列入，得依《反外國制裁法》及其實施規定，採取下列一項或多項反制與限制措施：拒發簽證、禁止入境、撤銷簽證或限期出境；取消或限制在中國大陸境內的工作、停留、居留資格；查封、扣押、凍結中國大陸境內的動產、不動產及其他各類財產；禁止或限制中國大陸境內的組織與個人提供數據、個人信息或進行相關交易與合作；禁止或限制從事與中國大陸相關的進出口活動；禁止或限制在中國大陸境內投資；禁止或限制其產品與交通工具入境；罰款；以及其他必要措施。這些措施還可適用於被列入對象實際控制或參與設立、運營的組織。 這意味著，在兩次認定之後，相關歐盟組織或個人理論上已面臨被列入惡意實體清單的潛在風險。司法部發言人在8月的記者會上明確表示，希望歐方立即糾正錯誤做法，停止濫用外國補貼調查工具，為在歐洲投資經營的企業營造公平、公正、可預期的市場環境；如歐方一意孤行，大陸將堅決依法反制。商務部發言人亦表示，大陸將密切關注歐方相關動向，採取必要措施堅決維護國家安全與中國大陸企業的合法權益。 結語 從2026年4月條例公布施行，到5月同方威視案首度亮劍，再到8月京東案二度出擊，中國大陸在短短四個月內完成了反不當域外管轄法律工具從制度設計到實戰運作的完整閉環。兩道禁執令均指向歐盟FSR的跨境取證擴張，顯示大陸對歐方濫用單邊工具、選擇性執法與長臂管轄的應對正走向成熟化與法治化。這不僅是對個案的回應，更是對FSR整體擴張趨勢的制度性反制。隨著惡意實體清單等後續手段的潛在啟動，中歐在監管主權與規則邊界上的較量，恐怕才剛剛拉開序幕。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童振源/台灣駐新加坡代表 今（8月29日）下午，我們在官邸邀請新加坡官委議員何偉倫（Terence Ho），向新加坡台北工商協會的企業界朋友與各界嘉賓，分享新加坡過去六十年的發展經驗。 今天的新加坡，是全球重要的金融、航運、科技與資本中心。然而，如果把時間拉回建國初期，看到的卻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國土狹小、缺乏天然資源與經濟腹地，水、糧食與能源高度依賴外部，國防與經濟基礎也相當薄弱。1969年，新加坡人均GDP僅516美元；去年已達94,481美元。 短短六十年間，一個曾面對生存危機的小島國家，如何成為全球大都會？何偉倫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政府內部視角。 何偉倫目前在新加坡社會科學大學任教，過去曾服務於貿工部、教育部、財政部、人力部及社區發展體系，具有近二十年的實務經驗。去年，他編著《How Singapore Beat the Odds: Insider Insights on Governance in the City-State》（暫譯《新加坡如何逆勢成功：城邦治理的內部觀察》），訪問12位曾直接參與重大政策制定與執行的政治及行政領袖。 何偉倫試圖回答一個核心問題：新加坡究竟是如何運作的？綜合12位決策者的經驗，他歸納出六個反覆出現的治理密碼。 第一個密碼：領導力在於價值、學習與執行 新加坡建國一代領導人的重要特質，是把公共職務視為使命，而不是取得權力或財富的工具。那個時代的領導人與公務員不僅敢於做出大膽的決策，也確保這些政策措施獲得充足的資源支持。 前公共服務委員會主席張贊成回憶，建國總理李光耀與前副總理吳慶瑞並不太在意提供意見者的職位高低。只要一位年輕官員真正掌握重要知識，他們就願意親自聽取。 吳慶瑞曾堅持要見一位日本基層官員，只為弄清楚磷蝦吃什麼，因為他正在思考，磷蝦能否成為新加坡武裝部隊低成本的蛋白質來源。 第二個密碼：生存的迫切性與脆弱性 理解新加坡治理，必須回到1965年的歷史情境。當時最重要的問題不是如何成為全球城市，而是：這個國家能不能生存？ 何偉倫指出，多位受訪者反覆談到「生存性」與「永續性」：不只是活下來，更要確保國家能持續發展。因此，早期政策優先順序非常清楚：建立國防、創造就業、吸引外資，再透過教育培養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人才。新加坡早期教育政策甚至直接被稱為「生存導向教育」。 第三個密碼：長期規劃，是為未來保留選項 新加坡另一項廣為人知的特色，是長期規劃。 今天大家熟悉的濱海灣，早在1970年代就開始透過填海造地，為數十年後的城市發展預留空間。從土地、水資源、住宅到交通建設，許多政策的時間尺度都跨越數十年。 真正重要的並不只是「想得遠」，而是建立足以讓政策延續的制度。大型公共建設往往跨越不同政治任期，也涉及多個部門；如果制度不穩定，再宏大的藍圖也可能停留在紙上。 更重要的是，長期規劃不是押注單一未來，而是準備面對多種可能。例如，新加坡目前尚未決定是否發展核能，但已開始培養相關專業能力；能源、食品與供應鏈政策，也都強調來源多元化。 第四個密碼：大膽推動政策創新，不受意識形態框架束縛 1960、1970年代，許多發展中國家採取進口替代工業化，新加坡卻因國內市場太小，選擇出口導向，積極吸引跨國企業，引進資本、技術與國際市場。 貨幣政策也是如此。多數國家以利率為主要工具，但新加坡因經濟高度依賴國際貿易，自1981年起採取以匯率為中心的貨幣政策框架，並延續至今。 何偉倫提醒，長期成功之後，一個制度最大的風險之一，就是承擔風險的意願逐漸下降。過去成功的政策，不能因此被假定永遠正確；當環境改變時，即使是根本制度，也必須願意重新檢討。 第五個密碼：中央定方向，第一線要有權力 外界經常把新加坡視為中央高度集中的治理體系，但何偉倫提醒，許多成功政策背後，還有另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原則：授權。 例如，教育部給予校長一定空間，依照學生實際需要推動新方案；整筆預算制度則讓政府部門在既定財政額度內自行配置資源，同時承擔提升效率與生產力的責任。 這背後的治理觀念是：中央政府不必解決所有問題。中央應設定清楚的方向、責任與制度，再讓最接近問題的人，擁有足夠的資訊、資源與權力去解決問題。 第六個密碼：制度協調一致與緊密的跨部門合作 研究新加坡時，外界很容易挑出某一項制度直接複製，例如公共住宅、中央公積金、教育制度或產業政策。 但制度並不是可以任意拆卸的積木。以教育為例，課程改革如果沒有教師培訓、學校制度、升學機制與產業需求相互配合，再好的課程也很難單獨發揮作用。 因此，新加坡治理另一項關鍵，就是「全政府」思維。公務員跨部門輪調，其中一項目的就是培養跨領域視野；重大政策則往往需要不同部會共同協作。 前交通部長許文遠的一句話，也許最能概括這套治理哲學：新加坡成功的秘訣，就是把基本功做好——政府協調一致、政策相互配合、公眾充分了解情況，而且願意合作。 國家治理從來不只是政府的事情。再好的制度，如果社會缺乏信任與合作，也很難長期維持。真正支撐一套治理體系的，不只是政策設計本身，更是政府、企業與人民能否形成足夠的信任、理解與合作。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