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教育電台由陳碧涵博士主持的「與美感教育共舞」節目專訪——音樂治療師林佩昕、藝術治療師江芊玥。 有時候，美並不必然映現在盛大的場面，而是在病床邊一波波輕輕響起的吉他聲、在暴風雨裡依然站立的一棵樹、又抑或是在恐懼深處依稀可見的一道微光裡。 從小就喜歡音樂的音樂治療師林佩昕，記得在實習初期，曾在一位97歲老奶奶床邊彈奏吉他，面對生命終點，老奶奶的手仍隨著旋律微微舞動，那個畫面讓她明白，音樂不是為了對抗死亡，而是陪伴人在脆弱之時，仍能感受、仍能回應。 江芊玥是位從科學背景轉向藝術治療的人，會轉向，乃源自於一次挫敗與被看見的經驗：在海外異鄉的大雨中迷路、痛哭中創作⋯⋯，她的治療師看見了她內在尚未熄滅的光。那一刻，她理解到「療癒」不是抹去痛苦，而是協助人在風暴中辨認自己的力量。 如今，在醫院，江芊玥常陪伴孩子將恐懼「具象化」：如把打針化為怪獸、把細菌畫成可以抗衡的敵人，甚至創造英雄角色。當害怕被畫出來、被捏塑出來，孩子重新找回掌控感，也找回了情緒的流動。 林佩昕則在兒童加護病房與安寧場域裡，透過即興、聲音與節奏，為孩子創造一個「被允許存在的空間。」哪怕只是幾秒鐘的琴聲，都是一種身心靈深刻的連結，讓哭泣的孩子能安靜入睡，在醫療的緊張節奏裡，讓情緒有一個落腳之處。 治療從來不是單打獨鬥！醫護人員、家長與治療師形成聯盟，共同為孩子打造安全安心的情境。音樂與繪畫藝術不是表演，而是容納情緒的容器，不說教，而是陪伴。當孩子願意輕輕捏著黏土、敲出一個節奏、露出一個微笑，那些細微的時刻，正悄悄地修復著內在的裂痕。 美，不是無風無雨的人生，而是在風雨之中仍能感知光的存在。當我們願意聆聽自己與他人的真實感受，願意承認脆弱，也願意為彼此締造或保留一個安全的空間，那份連結本身，就是最動人的「美的觸動。」

梁幼祥/伊尹學院院長 又是一年228仇恨的日子，民進黨執政不僅不尋思製造社會和諧，從大罷免到五位大法官直接違憲、製造行政立法的混亂掩蓋貪腐⋯本文解讀民進黨奪權、諸多破壞和諧的伎倆之一。 任何一個文明社會，皆透過「故事」進行價值的傳遞與人格的塑造。故事不只是敘事文本，而是社會集體記憶的載體，其功能在於：傳遞是非善惡的判準、啟迪人生哲理建構、可被模仿與內化的行為典範，因此幾乎所有民族都有其世代流傳的經典故事，例如：丹麥的安徒生童話德國的格林兄弟童話中國的 西遊記、二十四孝等這些故事之所以能長久流傳，從來不是因為其真實性可被逐字考證，而是因為其背後所承載的倫理寓意及啟發思維並具跨世代的善良教化功能。 倘若一切故事皆需以現代實證主義的標準逐字較真，那麼：白雪公主可能因一個陌生王子的親吻而甦醒？孫悟空可能一個筋斗翻越十萬八千里？二十四孝中的王祥真的能在冰湖上躺著把冰裂開蹦出鯉魚？文明的社會從不因此、會否定故事本身的價值，而去考據或否定故事的核心價值。 五十年前「吳鳳故事」亦應置於此一脈絡下理解。其核心寓意：對暴力與獵頭習俗的否定、對生命價值的肯定、對不同族群之間相互理解、和平共處的期待，不論其細節在歷史上是否完全可考，包括日據時代的日本註台學者都肯定支持這吳鳳的故事寓意、及其長期穩定社會所扮演的角色。 這也是一則以文明取代野蠻、以融合取代對立的象徵敘事。正因如此，它在教育、公共記憶與地方象徵中，被視為「族群轉化與文明進步」的寓言，而非一份需要送交學術期刊審查的歷史論文。 民進黨建黨之後、為奪權成功的諸多階級鬥爭、其一就是從「去神話」到「去正當性」的政治操作。問題不在於重新研究歷史，而在於選擇性地摧毀故事，並賦予其高度政治目的。吳鳳的價值毀壞就是最明顯的鬥爭之一 民進黨在其長期執政與權力動員過程中，並非單純進行學術上的「再詮釋」，而是採取一條清晰的政治路徑：先否定故事的象徵意義再將其重塑為「壓迫敘事」進而合理化對公共記憶與歷史符號的全面清算「吳鳳銅像」的故事崩毀以至於拆除，正是此一路徑的陽謀起點之一。 透過將一則象徵文明教化的故事，簡化為「族群壓迫的假造神話」，民進黨成功製造了新的對立框架，使原本具有融合意義的敘事，被轉化為衝突動員的工具。 將吳鳳故事的崩毀以至於拆解工程，這並非孤立事件，尤其是對蔣中正銅像與歷史定位的全面否定。其共同特徵在於： 切割歷史脈絡、忽略時代條件、以當代意識形態作為唯一裁判標準、將複雜歷史人物簡化為「必須被清除的象徵」、抹煞及否定當事人對土地的貢獻。 這類操作方式的結果，就是社會撕裂；利用假真相驅逐真貢獻、意圖運用情緒動員、鞏固意識形態的支持基本盤。和平共處是去理解，而不是去摧毀！故事可以被重新詮釋，但不應被刻意去脈絡化、去善意化、去融合化。當一個政黨選擇不斷拆毀共同記憶，卻無法提出新的整合敘事，正凸顯了此政黨的居心叵測！ 民進黨製造「吳鳳故事」爭議的背後、正是民進黨長期利用深層的族群矛盾與不信任下製造不斷的製造無謂衝突，毀壞是非道德價值，用以掩飾自己的執政無能、貪腐不斷⋯如何在全民面前，拆解其魑魅魍魎的居心、假慈假悲的面具、是此刻民眾黨與國民黨需謹記與警惕的政治課題。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童振源/駐新加坡代表 在全球科技競逐的棋局中，半導體始終是最具戰略分量的核心產業。近年來，中國在晶片自主化上屢傳突破，從 7 奈米到所謂 5 奈米級製程，頻頻登上國際媒體。然而，若回到技術本質與產業結構檢視，中國是否真能在先進製程上追上領先者，答案遠比標題來得複雜。 當前關鍵門檻在於極紫外光（EUV）微影技術。對 3 奈米及以下節點而言，EUV 幾乎不可或缺。但在出口管制下，中芯國際無法取得 EUV，只能依賴深紫外光（DUV）浸潤式微影，並透過自對準四重圖形化（SAQP）等多重曝光技術，以增加製程步驟換取更小線寬。這種「以工程強度彌補設備差距」的策略確實帶來成果，外界普遍認為中芯已能以 DUV 製造準 7 奈米產品。 根據 TechInsights 拆解，華為 Mate 80 系列搭載的麒麟 9030 與 9030 Pro 由中芯 N+3 製程生產。然而，N+3 更接近既有 7 奈米（N+2）的延伸優化，而非真正 5 奈米世代的跨越。其前段電晶體架構未出現根本變革，性能與密度提升主要來自後段金屬層間距壓縮，以及設計與製程的高度協同。換言之，這是在 DUV 框架下的極限微調，而非建立在 EUV 基礎上的世代轉換，其技術天花板已隱然可見。 更嚴峻的是成本與良率。多重曝光意味著更多步驟、更高疊對誤差風險與更長生產週期。每增加一次曝光，缺陷與變異風險同步上升。外界推估，中芯 7 奈米良率約五成；若挑戰 5 奈米級，良率恐降至三至四成，且成本高出台積電同級製程四至五成。即便數據仍有討論空間，結構現實卻清楚：缺乏 EUV，要同時實現高良率、低成本與穩定量產，難度極高，經濟效益有限。 即便取得 EUV，也未必水到渠成。英特爾與三星皆擁有 EUV 產線，卻曾在先進節點推進中遭遇良率與成本壓力。這說明競賽從來不是「買到設備」即可解決。台積電的優勢不僅在於機台，更在於長年累積的製程整合能力、缺陷管理經驗、供應鏈協同效率與高度紀律化的量產體系。先進製造是一項系統工程——設備只是門票，體系才是關鍵。 進一步看，微影只是生態系一環。先進製程高度依賴電子設計自動化（EDA）軟體、智慧財產核心模組（核心IP）、先進材料、量測系統與關鍵設備，相關領域仍由美、歐、日企業主導。各環節緊密交織，形成高度協同的技術網絡。單點突破難以改寫全局，真正的挑戰在於整體生態的重建。 中國企業並未停步。華為與上海微電子已布局 EUV 相關專利，展現長期自主化企圖。但從專利構想到穩定量產，往往橫亙數十年技術積累與全球供應鏈整合。ASML 能實現 EUV 商業化，本身即是跨國分工與長期研發的成果。在相對封閉環境下複製此種模式，難度不言而喻。 更現實的是，技術邊界仍在前移。2025 年初，英特爾已將高數值孔徑（High-NA）EUV 導入生產，象徵 3 奈米之後的新競賽展開。即便中國未來成功開發低數值孔徑（Low-NA）EUV，也將面對持續提升的門檻。半導體競爭從不是靜態距離，而是一場動態追逐。 總體而言，中國半導體展現出相當韌性與工程能力，在受限條件下仍推進技術，值得正視。然而，缺乏 EUV、仰賴 DUV 多重曝光、EDA 與核心 IP 受制於人，以及成本與良率壓力，構成結構性挑戰。半導體的真正領先，不只是一台關鍵設備，而是一整套高度協同的產業體系。追趕可以靠決心與資源，超越則需要時間、制度與生態的積累，很難在短期內突破。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張瑞雄/台北商業大學榮譽講座教授、叡揚資訊顧問 2025年2月10日，加拿大卑詩省的小鎮滕布勒里奇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國的校園槍擊案。兇手在行兇前八個月，便曾在ChatGPT上多次與系統進行涉及槍枝暴力的對話互動，OpenAI的自動審查機制早已將其帳號標記為高風險。公司內部約有十幾名員工知情，部分人甚至主張應通報警方，但最終的決定只是封鎖帳號了事，沒有任何進一步的處置。八個月後，八條人命就此消逝。 這起悲劇不只是一間企業的失誤判斷，它像一道強光，照出了整個AI治理體系的空洞。 另外在大西洋彼岸傳來另一則令人憂慮的消息，美國國防部長彼得．赫格塞斯與Anthropic執行長達里歐．阿莫代在五角大廈會面，據報導，赫格塞斯向阿莫代發出最後通牒，若不放棄Claude現有的安全使用限制，讓軍方得以「無拘無束」地使用這套AI系統，Anthropic可能面臨合約終止、被列為「供應鏈風險」，乃至依據《國防生產法》被強制徵用等後果。 這兩件事，放在一起看，呈現出一種令人不安的矛盾。一邊是AI企業在沒有法律框架的情況下，因為不知道該做什麼而什麼都不做，導致人命損失；另一邊則是政府以國家安全為名，試圖強迫企業拆除那些本來用來防止AI被濫用的防護欄。 問題的核心，其實不是AI該不該受到管制，而是誰來管、怎麼管、管什麼。 加拿大的例子清楚說明，讓私人企業自行裁量高風險情境，是一種制度性的失敗。OpenAI的內部人員並非臨床心理師或犯罪風險評估專家，卻被迫在沒有任何法律指引的情況下，決定一個人的暴力意圖是否達到通報門檻。加拿大的《人工智慧與數據法》和《網路傷害法》在國會休會時雙雙胎死腹中，留下的是一紙毫無法律約束力的自願行為準則。企業在法律不明的情況下，理性選擇往往是「做最少的事來保護自己的責任」，而不是「做對社會最有益的事」。這不是道德問題，是制度設計問題。 Anthropic面對國防部的威脅，則揭示了另一種危機。Anthropic明確反對Claude被用於大規模國內監控或完全自主運作的致命性武器系統，這些紅線並非任意設立，而是公司在技術尚不成熟、風險仍高度不確定的情況下，為防止不可逆傷害所設定的邊界。耐人尋味的是，據悉這些限制在實際操作上並未真正妨礙五角大廈的任何任務，包括一場涉及委內瑞拉總統逮捕行動的軍事行動，Anthropic也未提出異議。那麼究竟是什麼讓國防部無法接受這幾條限制？答案恐怕不在於現實的軍事需求，而在於誰有權定義AI的邊界。 這場角力背後，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正在醞釀。當政府將企業自訂的倫理標準定性為「國家安全威脅」，等於是在宣示AI的安全邊界應由國家權力來決定，而不是由開發者或公民社會。這種邏輯若成立，AI治理就不再是一個技術或倫理問題，而是一個純粹的政治權力問題。 真正需要釐清的，是哪些問題適合交給市場，哪些問題必須由法律介入。AI系統在私密情境下接觸到高風險個人資訊時，如何處置這些資訊，屬於公共安全的範疇，不應由企業自行裁量。但什麼樣的AI架構最有效、哪種訓練方式最能產生可靠的系統，則確實應該留給研究者和市場去探索，而不是由官僚事前核定。 把這兩種邏輯混淆，才是問題所在。加拿大的錯誤是把本該立法規範的責任，錯誤地丟給了私人企業去自我約束。美國國防部的錯誤則是把本該由倫理與技術判斷決定的安全邊界，試圖用政治壓力強行奪走。前者製造了真空，後者試圖用政治力量填充本不屬於權力的空間。 這兩件事以不同的方式，都在告訴我們同一件事，AI治理不能再靠道德呼籲或企業善意來維持，也不能讓政治力量以安全之名任意重劃邊界。我們需要的是有法律強制力的框架、有專業判斷介入的機制，以及對「什麼是政府該做的、什麼是市場該做的、什麼是任何一方都不該單獨決定的」這個問題，給出清醒而誠實的回答。 時間不等人，而代價，已經開始由無辜的人來承擔了。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李明／政治大學外交系兼任教授、中美文經協會秘書長 就在丙午年大年初三（2月19日），韓國首爾地方法院做出對前總統尹錫悅的一審宣判。宣告尹錫悅擔任總統任內，於2024年12月3日違法宣布緊急戒嚴，所犯內亂罪成立，他被判處無期徒刑。 韓國特別檢察組（特檢組）在1月13日聲明，尹錫悅為壟斷權力並圖謀長期執政，以緊急戒嚴，對憲政秩序造成嚴重破壞，特檢組主張對尹錫悅求處死刑，但2月19日的法院一審宣判仍以無期徒刑定罪。 尹錫悅罪名為犯「內亂罪」 尹錫悅在2024年12月3日發布緊急戒嚴令，之後遭到彈劾。法院已將戒嚴事件定調為「內亂」，並稱「戒嚴令意圖消滅憲法所保障的議會與政黨制度、並實施憲法所禁止對新聞與出版許可與審查，目的為消滅憲法與法律功能、擾亂國家憲政體制」。 首爾地方法院也指出，2024年的緊急戒嚴令是尹錫悅及追隨他的勢力所為，屬於「自上而下的內亂」；指出這種內亂形式可視為「親衛政變」，法院甚至將尹錫悅及前國防部長金龍顯等人稱為「內亂集團」。 除前總統尹錫悅之外，另有前國防部長金龍顯、前警察廳長等7名軍警高階官員，也因涉嫌參與而被起訴，同時接受量刑。早先韓國法院已在1月21日認定前總理韓悳洙內亂罪名成立，對其判處23年有期徒刑，比檢方求處的15年還要高。 一審法院認定，尹錫悅確曾下令軍方逮捕特定人士，包括現任韓國總統李在明，而李在明當時是反對派領袖。 法院指出，「本院的判斷是，若（宣布緊急戒嚴）是以相當長時間阻止或癱瘓國會等憲法所設立機關的功能為目的，構成以擾亂憲政秩序為目的的內亂罪。」法院宣布尹錫悅除犯「內亂罪」，還犯「濫用職權罪」，判處尹錫悅無期徒刑屬於正當量刑。 不過，一審法院的判決，還基於另一原因，即尹錫悅對於犯行毫無悔意。針對內亂罪首謀的庭審，尹錫悅出庭時仍堅稱自己無罪。尹錫悅表示，他並沒有構成顛覆憲法或暴亂的問題；尹錫悅在庭上堅持表示自己「實施戒嚴是要遏止破壞國家的邪惡勢力」，並多次拿中國、北韓涉入韓國政治當作藉口。 尹錫悅仍有機會在二審時為自己辯護，各方認為他應該會提起上訴。鑒於過去幾位韓國總統如全斗煥和盧泰愚也曾身陷囹圄，最終獲得後任總統赦免，尹錫悅是否也會獲得赦免，備受各方關注。 韓國現任總統李在明在2025年5月參加總統競選時，曾說將爭取對尹錫悅展開特別調查，表示尹錫悅如因內亂罪被判終身監禁，「將確保其永不能出獄」。尹錫悅至今仍不認錯，且指控一審判決對他「抹黑」，看來他被特赦的機率不大。 1987年韓國修訂憲法，進入第六共和時代，總統任期改為一任5年，不得連任，其意在保證相對穩定，不讓執政者在位過久、或導致權力過度膨脹；由於不得連任，至多5年之後，韓國將選出另一位新的國家領導人。 但「譽之所至謗亦隨之」，5年任期不得連任易導致國家發展戰略不穩定，也導致選舉次數頻繁、資源浪費。更有甚者，因無連任考量，或者出現超大總統的獨裁政治、總統恣意妄為；再不然朝小野大，總統與國會對抗不止。尹錫悅屬於後者，計劃抓捕在野黨議員，出此下策愚不可及。 韓國全體公民獲提名角逐2026諾貝爾和平獎 法院宣布一審判決的同時，國際學界也傳出消息，韓國「全體公民」（Citizen Collective）已獲提名角逐2026年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他們在2024年年底「戒嚴危機」所展現的「非暴力抵抗與民主韌性」。諾貝爾委員會預計3月公布入圍名單，10月揭曉最終得主。 依據「韓國時報」報導，包含國際政治學會（IPSA）前後任會長在內的多名國際知名學者，已向挪威諾貝爾委員會遞交推薦信。提名函將韓國民眾的集體行動形容為「光之革命」（Revolution of Light），指出在全球民主普遍倒退之際，韓國未爆發內戰或大規模流血鎮壓，僅透過和平集會與公民參與，數小時內迫使軍隊撤退，並在6個月內循法律程序恢復憲政秩序，被譽為當代「非暴力公民行動」的典範。 巧合的是，這項提名消息與法院判決同日公布。李在明也在社群平台X發文表示自豪，稱韓國人民是「足以成為人類歷史典範的偉大國民」。若最終獲獎，韓國將繼前總統金大中2000年獲獎後，再度奪下和平獎，也將首度以「公民集體」身分受獎。 長期以來韓國司法公正客觀，形成堅實的政治文化，向來為民眾所信任，也受國際社會的推崇。韓國人民曾積極反制尹錫悅的胡作妄為，他們給知法犯法的政客一記當頭棒喝；勇於抗爭的精神值得敬佩，也給全球民主國家在憲政存亡時，奮力護持，提供最好的典範。 國際學界此番熱切提名「光之革命」行動角逐諾貝爾和平獎，蓋出於對韓國公民運動的感激與自豪。無論將來是否「獎落韓國」，這種基於「非暴力公民行動」的底氣，正待引領韓國人民披荊斬棘邁向未來。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穆華黎／政治評論員 新春期間，賴清德總統與行政院長卓榮泰全台到處走春。忙著發紅包、與民眾握手，一派喜氣洋洋。然而，就在全台沉浸年節氛圍時，太平洋彼岸傳來一聲巨響：美國最高法院在 Learning Resources, Inc. v. Trump (No. 241287) 一案中，重拳擊碎了川普的擴權夢，正式判定川普關稅違憲！ 本案的警示之所以更刺耳，還因為它不是哪一派的政治宣言，而是由法院主文與協同意見共同把界線釘死：主文由 Roberts 首席大法官寫下制度的硬邊界，Gorsuch 大法官則在協同意見補上一記重錘，把「權力一旦集中就難以收回」的危險說得更白。兩種聲音、一個結論：行政權若把自己凌駕於立法之上，民主的骨架就會先鬆後崩。 對照行政院對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案採取「不副署、不執行」，或反覆以「程序瑕疵」作為藉口，當行政權把「不做」包裝成「不得不然」，再把它做成習慣、做成常態。或許我們也會像美國這次憲法判決一樣的情況。 第一幕：走春發紅包的背後　是「行政傲慢」的蔓延 當行政院長以「窒礙難行」為由，對三讀法律採取消極態度時，問題已不只是行政技術或政策偏好，而是憲政分際：行政院是法律的執行者，不是立法成果的二審機關，更不是可以用一句「不好做」就把法律暫時冰進冷凍庫的管理者。 Roberts 首席大法官在主文先把財政權力為何必須牢牢鎖在民意機關手上說得非常直白：制憲者在「無代表不納稅」的歷史背景下，刻意讓國會掌握「通往人民口袋」的權力。 the Framers gave Congress alone . . . access to the pockets of the people. Opinion of the Court (Roberts, C. J.), slip op. at6, 判決書第12頁 接著主文用一句話把界線畫死： They did not vest any part of the taxing power in the Executive Branch. Opinion of the Court (Roberts, C. J.), slip op. at6, 判決書第12頁 把這兩句放回台灣語境，就是最硬的對照：涉及人民負擔、重大政策方向的立法結果，行政權不能用「可行性」當成否決鍵。行政可以提配套、提修法、提替代方案，但不能以「不副署、不執行」把民意機關的決議做成一張廢紙。 第二幕：權力不可審查？這是一場豪賭 民主制度從不否認行政需要裁量，真正的紅線是：裁量不能變成不受審查的特權。一旦行政端習慣把「緊急」「不能等」當作免責牌，緊急就會被政治化、被常態化，最後變成權力擴張的自我燃料。Roberts 在主文引用了 Youngstown 的警語，幾乎是寫給所有民主社會的共同提醒： Emergency powers, after all, tend to kindle emergencies. Opinion of the Court (Roberts, C. J.), slip op. at12, 判決書第18頁 緊急權力之所以危險，就在於它會「點燃更多緊急」，讓行政越用越順手、越用越理直氣壯，直到制衡被磨成形式。這也是為什麼 Gorsuch 在協同意見中要把話說得更透：一旦法院把可疑授權讀成行政權力，國會要把權力收回來，往往幾乎不可能。 Once this Court reads a doubtful statute as granting the executive branch a given power, that power may prove almost impossible for Congress to retrieve. Gorsuch, J., concurring, slip op. at17, 判決書第43頁 而當行政更進一步主張「我的緊急宣告不可審查」，Gorsuch 甚至直接追問：誰會主動放棄那種權力？ He insists, as well, that his emergency declarations are unreviewable. . . . What President would willingly give up that kind of power? Gorsuch, J., concurring, slip op. at17, 判決書第44頁 這段話放在台灣此刻的政治現況裡，幾乎像一把照妖鏡：只要行政端可以用一句「窒礙難行」就讓法律停擺、讓立法失效，而不必承受制度制衡，那就不是治理，是權力的豪賭。 第三幕：效率與專業？那只是沒收立法權的毒藥 行政院常批評立法院修法過程「混亂」「不專業」，甚至把這種批評當成行政抵抗的理由。但憲政體制從來不是以「效率」作為最高價值，因為效率可以很快，權力也可以很快就腐化。民主制度的設計，是用麻煩、用程序、用審議來防止權力偷渡。 Gorsuch 在協同意見把這點寫得非常直白：立法本來就難、也本來就慢；正因如此，才更容易讓行政想「繞過國會」，而制度設計的目的就是抵抗這種誘惑。 Yes, legislating can be hard and take time. And, yes, it can be tempting to bypass Congress when some pressing problem arises. But the deliberative nature of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was the whole point of its design. Gorsuch, J., concurring, slip op. at46, 判決書第73頁 同一段落，他用一句金句替「國會審議」定調： There, deliberation tempers impulse, and compromise hammers disagreements into workable solutions. Gorsuch, J., concurring, slip op. at46, 判決書第73頁 這句話對台灣政壇的提醒非常清楚：行政權眼中的「亂象」，可能正是多元民意的淬煉；行政口中的「瑕疵」，可能正是防止單一首長獨斷獨行的必要成本。行政若以「效率」之名跳過這道程序，就是在把民主的防火牆拆掉。 第四幕：制度巨變不會靠模糊字眼偷渡 當行政權要把自己的權限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常用的手法，就是用模糊的文字、寬鬆的解釋，把「一般授權」硬凹成「超大權力」。Roberts 在主文釘得很死：國會很少用模糊字眼去完成制度巨變。 Congress seldom effects such sea changes through vague language. Opinion of the Court (Roberts, C. J.), slip op. at10, 判決書第16頁 這句話放到台灣現況裡，就是對所有「以解釋取代授權」「以行政裁量抵銷立法決議」的做法最有力的反駁：制度的大轉向，不可能靠模糊字眼偷渡；如果真的偷渡，那不是治理，是奪權。 接回法治　拒絕把法律當成可選項 川普的「對等關稅」案，看似在談貿易，實際上談的是民主制度最硬的骨架：立法權與行政權的界線。這份判決提醒所有民主社會：權力必須在法律劃定的界線內活動，行政不能把法律當成「我想做就做、不想做就放著」的政策選項。 接財神，我們不只要接回福氣，更要接回那條最基本、也最不能退的底線：三讀通過的法律就是法律；行政若能以一句「窒礙難行」讓法律失效，民主就只剩年節的熱鬧，沒有制度的脊梁。唯有把權力重新鎖回法治與制衡的軌道，這塊土地才談得上真正國泰民安。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徐君寶／翻轉教育與行動學習學會研究員 美國最高法院於 2026 年 2 月 20 日 判定川普（Donald Trump）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課徵關稅為違憲且違法的重大裁決。此舉當然重創川普的蠻橫對外政策，但川普會妥協嗎？與美國經貿來往的各國，是否可以免除高關稅的威脅？台灣應如何應對？ 川普會遵守這個判決嗎？ 川普雖然對此判決表示「深感失望」，甚至公開用「可恥」批評大法官；但無論如何川普表面上必須遵守司法裁決；因為美國海關（CBP）是行政機關，若無法律依據，其徵收行為將面臨無窮無盡的法律訴訟與求償。 不過截至目前為止，看來川普的策略是「繞道而行」，避開IEEPA。川普已明確表示這項判決「並不重要」，因為他會立即啟動其他法律工具，來達到相同、甚至更強的目的。可見，他對應的策略並非「抗命」不撤銷舊關稅，而是「用新關稅覆蓋舊關稅」。 川普有哪些「其他法律依據」可以課關稅？在判決公佈後幾小時內，川普政府已列出以下替代方案： 1，援引《1974年貿易法》的第 122 條 (Section 122)，該條文授權總統在美國面臨嚴重的國際收支逆差時，可以課徵臨時進口附加稅。但稅率上限為 15%，且期限通常限制在 150 天。因此，川普已宣佈要引用此條款對全球徵收 10% 的臨時性關稅。 2，援引《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 232 條 (Section 232)，總統可以「國家安全」為由課徵關稅。什麽狀態是國家安全，就任由總統來決定，此權力極大；且根據過去歷史，法院較少干預「國安」定義。川普政府已暗示將擴大此調查範圍至更多半導體及高科技產品。 3，援引《1974年貿易法》第 301 條 (Section 301)，301條款赫赫有名，是美國政府針對「不公平貿易行為」，進行調查並課徵報復性關稅的依據；這也是對中國實施關稅的主要法源，目前依然有效。 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出爐後，已課徵的關稅是否「立即無效」？在法律上是立即無效的，但實務操作上有行政落差：1，停止徵收： 雖然法院判決 IEEPA 下的關稅違憲，但海關仍需收到行政命令才能正式停止系統扣款。2，退稅難度高： 雖然涉及金額估計高達約 1750 億美元，但判決並未規定「自動退款」。進口商可能需要透過國際貿易法院（CIT）逐案提起訴訟，才能拿回稅款。川普曾說：「這官司可能要打 5 年。」至於新的「替代關稅」（如 10% 全球關稅），預計在 3 天內銜接，因此，企業可能根本等不到稅率調降的「空窗期」。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蔡志弘／台北商業大學榮譽講座、伊莉特生物科技創辦人 2月9日回母校台灣大學聆聽 2014年諾貝爾生醫學獎得主、挪威神經科學家梅–布麗特．莫瑟 (May-Britt Moser) 教授的演講主題為「大腦的導航與記憶系統及其在阿茲海默症中的相關性」，收穫遠超乎預期。她以「大腦 GPS」網格細胞為核心，將原本看似艱深的神經科學，清楚連結到我們日常熟悉的「方向感、記憶與迷路」經驗，也讓我第一次如此直觀地理解，為什麼空間定向障礙會成為阿茲海默症的早期訊號。 特別觸動我的是她反覆強調的觀念——唯有真正理解大腦運作的「演算法」，治療才可能精準有效。這讓人深刻感受到基礎研究的價值，並非遙遠的學術理論，而是一步步鋪向未來醫療與人類福祉的關鍵基石。同時，她分享「快樂的人、快樂的實驗動物，才能做出卓越的科學」，也讓我重新思考研究環境與教育中，人與心理安全感的重要性。 這不只是一場談論諾貝爾級研究的演講，更是一堂關於好奇心、跨領域思考，以及如何以科學溫柔理解人類自身的大腦與生命的深刻課程。 什麼是生命：從細胞週期理解秩序與訊息的力量 中央研究院2月11日邀請 2001年諾貝爾生醫獎得主、英國科學家保羅．納斯爵士(Sir Paul Nurse)主講「什麼是生命」(What is Life?)，從細胞與基因等核心概念出發，引導我們理解生命其實是一套高度精密的調控與訊息運作系統。他以自身對細胞週期與細胞週期蛋白依賴性激酶(Cyclin-Dependent Kinases, CDKs)的研究為例，深入淺出說明生命如何在秩序與訊息調控中運作，展現基礎科學如何深刻影響我們對疾病與生命本質的認識。演講讓人深刻體會，探索生命不只是學術成就，更是一種理解世界、反思人類角色與責任的過程。 從學術啟發到產業實踐：生技研發與經營思維的轉向 蔡志弘連續參加兩場諾貝爾獎得主演講，這不只是學術饗宴，更是一場深刻影響產業思維的洗禮。綜合兩位大師的分享，對我在生技藥物科技研發與公司經營上的思維，產生了非常具體而深遠的影響。 在 梅–布麗特．莫瑟 教授的演講中，我深刻體會到「理解系統本身的運作邏輯」才是醫療創新的起點。她從網格細胞談大腦導航與記憶，提醒我們藥物研發不能只停留在症狀改善，而必須回到神經迴路、訊息處理與時間—空間整合這些「底層演算法」。這對生技研發的啟示非常明確： 未來藥物與療法的競爭力，來自對疾病機制的深度理解，而非單一標靶的快速複製。 而在 保羅．納斯 爵士的演講中，則讓我再次確認基礎科學在產業中的真正角色。他以細胞週期與 CDKs 的研究為例，說明看似「不以應用為導向」的探索，如何成為癌症治療與現代醫藥的重要基石。這讓我反思企業經營時對研發的期待—— 研發不是短期回收的成本中心，而是決定公司十年後站在產業哪一個高度的戰略投資。 綜合兩位大師的觀點，對我在生技藥物科技研發與公司經營上，形成三個清楚的應用方向： 研發策略上：更重視早期機制研究與跨領域整合（神經科學 × 生物資訊 × 臨床需求），避免只追逐熱門標靶。 產品布局上：以「能否帶來範式轉移」作為長期評估標準，而非只看短期市場規模。 組織經營上：打造具心理安全感與信任文化的研發環境，讓團隊敢於提問、挑戰既有假設，這正是創新真正發生的地方。 這兩場演講讓我更加確信：生技產業的核心競爭力，不只在技術與資本，更在是否願意尊重科學、理解生命，並為長期價值保留耐心。 這樣的思維轉換，將持續影響我未來在藥物研發決策與公司經營上的每一步。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蛇年的末尾，以五代十國為背景，講述後晉到吳越納土歸宋歷史的電視劇48集《太平年》終於完結。這部劇也從開播之初的不被看好，到完播時的讚譽聲一片，豆瓣評分最初的7分直奔8.1分。 開播時的罵聲一片，大多源自於多數人對五代十國歷史的陌生。從唐末黃巢起義開始，中原歷經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朝，名為「中原之主」，但實質無非是唐末藩鎮軍閥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百年混戰。但最近仔細讀了五代十國歷史，再回頭重溫這開篇十集才驚覺，這才是「開篇即王炸」，奠定了這部劇作為這些年大陸為數不多的歷史正劇，可以算是「頂級細糠」。 前十集的劇情從石敬瑭出賣燕雲十六州、認契丹皇帝作父開始。即使有了契丹這個靠山，石敬瑭這個後晉皇帝依舊做得戰戰兢兢。「兒皇帝」石敬瑭出賣的燕雲十六州，是今天的河北、北京、天津一帶。而他出賣的背後始作俑者，就是石敬瑭的謀士，也是後晉宰相的桑維翰。 電視劇沒有給石敬瑭這個皇帝多少高光，但卻對當年出賣燕雲十六州的桑維翰有了新的刻畫。在石敬瑭過世，政權交給了侄子石重貴後，面對這位號稱「不是長於深宮婦人，十二歲便在軍中」的少年天子，一上任就踏上了挑釁契丹的道路。此時，桑維翰堅決反對討伐契丹，認為雙方實力懸殊，軍事較量的時機也不成熟；緊接著河北失守，契丹眼看要兵臨城下，石重貴一把大火想要自盡，桑維翰義正辭嚴地痛斥石重貴身邊的太監是「閹豎小人」，理由是即使皇帝不要天下，做天子也要死諫。 和同一個時代的文臣領袖馮道不同，他的核心理想是「忠君」，更確切說忠於後晉，忠於石家。所以石敬瑭當年被困於太原，他獻計向契丹求助，哪怕割地求和也要保自己主人性命，哪怕之後「再徐圖之」；所以石重貴在契丹即將兵臨城下開始裝瘋賣傻之際，他旁敲側擊敲打馮道，讓他改立新君，立石敬瑭死前託付的四歲小兒子為皇帝。 馮道聽完乾咳兩下，直接轟走。 他與桑維翰本質的不同在於：一個是歷經五朝亂世的宰相，要舉綿薄之力救濟蒼生；一個是只想侍一君忠一朝的臣子。 如果沒有出賣燕雲十六州在前，桑維翰算得上是士大夫中忠義的代表。契丹大軍進駐汴梁，桑維翰以死明志，誓死不奉新君。比起可以肉麻地衝著契丹皇帝說「天皇老子也救不了中原子民，但只有你救得了」的馮道，氣節高到衝破大氣層。 《舊五代史》裡稱讚他是「社稷之臣」，但也對他割地賣國的罪過毫不含糊。明末清初王夫之在書裡說桑維翰是「禍及萬世，則萬世之罪人，自生民以來，惟桑維翰當之。」因為單單割讓燕雲十六州意味著讓北方門戶大開，徹底失去屏障，而自此一直到宋朝四百多年，中原一直飽受北方遊牧民族侵擾。看完這段，誰又曾記得這是個9歲在後梁見證過朱溫廢帝建立政權，又曾在後唐科舉中脫穎而出，立志要「磨穿鐵硯」，提出過「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的後晉宰相呢？ 但要感謝《太平年》拋棄了後世的上帝視角，給了桑維翰更多諒解。前十集裡一場重頭戲，是桑維翰與後來成為吳越國王錢弘俶的對峙。從富庶又遠離戰火的吳越國來到戰火連綿、禮樂崩壞的中原，錢弘俶在汴梁的世界觀崩塌了，於是他質問這些後晉老臣：「這世道還有是非嗎？」 桑維翰放下手中的粥碗說下這樣一段話：「是非是有的，一定是有的，千秋史冊在上，江山黎庶在下，此事萬古不易，無論因何人何事何等情由賣國求榮，將十六州軍民土地拱手奉與耶律氏，使華夏故土卑事穹廬，祖宗故人皆從左衽，此乃桑某萬世之罪，此乃中原萬世之罪。」緊接著他又說：「若是有人與郎君言，先帝迫於形勢，桑某無奈為之，請郎君莫要猶疑，當即撲殺此僚，與世人除此奸惡。」 意思是說，桑維翰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出賣燕雲十六州背負了萬世罵名，也從開始就知道這件事於是非功過早有定論，但他依舊去做，因為「忠君」是他在那個亂世留給自己作為文人最後的體面和信仰。 歷史上桑維翰其實在出賣燕雲十六州時也打了小算盤。比如他雖然出賣，但燕雲十六州鎮守的各將領反抗他也當沒看見，以至於契丹即使名義上有了燕雲十六州的土地，但各個城池仍得自己一點點打下來；比如他雖然建議石敬瑭向契丹納貢，但又每到納貢時就拖延不肯給，所以幾年下來竟然也沒向契丹交上多少歲貢。他和石敬瑭打的如意算盤，本是借助契丹的力量穩住政權，在徐徐圖之、修養生息後，再找機會奪回燕雲十六州，一雪前恥。 只是沒料想，亂世只給了石敬瑭短短7年的後晉皇帝，而新任的石重貴只有少年天子的意氣，卻沒有老成謀國的城府。歷史上桑維翰在汴梁城破後自盡，全了自己做臣子的忠義。而在《太平年》這部電視劇裡，他在叛將張彥澤與契丹軍隊破城而入後，坐鎮汴梁府，焚毀汴梁城內造冊，摔碎印信，被張彥澤屠於刀下。 第一遍看《太平年》時，對這一段並未完全看懂。不懂為什麼馮道和桑維翰要在汴梁城苦撐十多日，到最後還是開城門向契丹皇帝投降；也不懂桑維翰為什麼最後關頭要激怒張彥澤，最終死在他刀下。第二遍看時才明白，作為中原臣子，馮道也好桑維翰也好，最後關頭站在民族大義的角度，他們要對打算出賣土地給契丹來換取支持的軍閥張彥澤、杜重威一類說「不」；更重要的是，他們要用一場誓死抵抗，向契丹皇帝傳遞一個訊息：不是誰都可以做得了中原的王。《太平年》用一場近乎悲愴的戲，給了這個史書裡背負千古罵名的文人一次體面的落幕。 再看桑維翰這段的時候，屢屢想起另一個更為人所熟知的人物：李鴻章。桑維翰承擔了出賣燕雲十六州的罵名，李鴻章背上甲午戰爭後簽訂《馬關條約》的罵名。後世會輕易給他們扣上「賣國賊」的帽子，卻不知亂世之下，他們又是否有別的選擇？而《太平年》之所以稱得上是這幾年歷史正劇裡的「頂級細糠」，是在說： 歷史洪流面前，個體過於渺小。總有一些不得不為，不得已為之。總有些「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是非功過，難以用當下的視角去評述。但的是非善惡，禮義廉恥依舊自有標準。張載那句盪氣迴腸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總是歷經數代知識分子至高的理想與追求。 《太平年》作為「頂級細糠」也恰恰是，它給了五代十國的一眾亂世「奸臣賊子」們一次話語權，讓人們窺見了馮道、桑維翰這類曾被後世士大夫唾罵的文人，在亂世裡殘存的顏面和風骨，也依舊會從由亂到治、由治到興的歷史更迭中，看見一絲理想主義的曙光。

鄧中堅／金門大學榮譽講座教授、政治大學外交系兼任教授 川普總統於西半球儘管用盡全力在巴拿馬和委內瑞拉有所斬獲，但是愈往南部發展，愈加進入深水區，遭遇中國的阻力愈大。惟南美洲各國會注意到自身的利益，避免一面倒的狀況發生，縱使中、美兩國較勁不歇，但是他們與中國大陸經貿關係的發展已成為必然之勢。 國際媒體報導的兩樣情：巴拿馬運河vs.秘魯錢凱港 美國總統川普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書」視西半球為其國家安全與利益的重中之重，其地位與美國本土等量齊觀。在這個指導原則下，美國政府開始先後對巴拿馬運河及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採取行動，一時之間其雷厲風行的作為使全世界為之震動。 在馬杜羅於1月3日被輕易擒獲押送至美國受審之後，巴拿馬最高法院緊接著在1月29日裁定，香港「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下屬「巴拿馬港口公司」，與巴國簽署之合約違憲無效，據此撤銷「港口公司」對運河港口特許經營權。針對此事，國際媒體大篇幅報導，並形容是中國大陸的挫敗、美國的勝利，而美國國務卿盧比歐也志得意滿的指出「美國對巴拿馬最高法院此一裁定感到鼓舞」。 反觀中國大陸「中國遠洋運輸集團」在祕魯投資管理的錢凱港，以遭遇到秘魯國家運輸基礎設施監管機構Ositran不公平待遇，提起訴訟；秘魯地方法院在1月底接受該集團的主張，裁決祕魯國家監管機關要節制對前凱港運營的監督。 然而，國際媒體似乎對這件司法訴訟結果興致缺缺。直到十多天之後，美國國務院2月11日發出警告，認為此舉將使得秘魯冒著主權被蠶食的風險之後，國際媒體才給予關注報導。 當然這次訴訟的勝利並不意味著中國大陸在秘魯會一馬平川，但卻象徵著中國大陸萬馬奔騰的氣勢，在祕魯乃至於南美洲，以阻撓川普的南進。 美國陰影籠罩下之中國大陸、錢凱港、與南美洲 由「中國遠洋運輸集團」主導耗資十三億美元建立的錢凱港，位於秘魯首都利馬北部太平洋岸，已經成為中國大陸在拉丁美洲的象徵，當然也成為中美兩國角力的戰略要衝之一。 錢凱港是在2024年11月，由中國及秘魯兩國元首在線上主持港口開始運營典禮；該港能夠容納全球最大的貨櫃船，其貨櫃起重機已實現自動化，並具備遠端管理功能，每年最多可處理一百五十萬個標準貨櫃。因之，從秘魯錢凱港到中國上海的航運時間減少了二十三天，物流的成本減少百分之廿以上，這項亮麗的成績單當然也成為美國的眼中釘，必去之而後快。 錢凱港僅僅完成第一階段的建設，後續的發展不能小覷。除此之外，被區域國家關注的另一個運輸要衢，就是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錢凱港的「兩洋鐵路」建設。巴西總統魯拉，已經正式向中國大陸提出研究建設該鐵路，玻利維亞也表示希望該鐵路能經過玻國。儘管環境及原住民權益問題，使得籌建兩洋鐵路面臨挑戰，但是兩洋鐵路所衍生的經濟利益，是重要的誘因。 儘管我們見到中國挾著「一帶一路」政策、「南南合作」策略在南美洲有所進展。但在南美洲各國內部仍有親美派，在政策作為上避免一面倒，秘魯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當錢凱港中美較勁有所爭議的同時，秘魯政府為了擴建卡亞俄商港，俾與錢凱港並駕齊驅，而必須遷移卡亞俄的軍港時，則選擇由美國提供軟硬體設備及服務。 中國大陸在秘魯之政經影響力 中國大陸能在南美洲逐漸奠定深厚基礎的另一個原因，是美國長期根據「門羅主義」推動其外交，只要求該地區各國配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卻忽視協助他們發展其經濟的強大需求。 中國開始有意義的介入是在二十世紀的末期，最早的投資之一就是協助秘魯開採鐵礦。由於秘魯擁有豐富的礦藏（包括鐵、銅、金、銀、鋅等），這也是中國大陸推動經濟發展之所寄。因之，中國開始逐步建立與秘魯的經貿關係。 當前中國大陸與秘魯的密切合作，可以從政治和經濟層面的案例一窺端倪。眾所周知，中國大陸與秘魯同為「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會員國。秘魯三位不同黨派的總統，任內先後舉辦過三次非正式領袖高峰會議。在這三次峰會的大合照中，中國大陸的國家主席胡錦濤、習近平，以及香港特首，都被安排在最重要的C位；當然大陸國家主席位在秘魯總統右手邊，具最優先的位置。因之，我們可以瞭解，秘魯在政治上將中國安排在最重要的地位。 在經濟方面，中國大陸不僅從2011年開始，一直是秘魯最大的貿易夥伴，雙方且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習近平主席在2024年，赴秘魯出席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時，與秘魯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2.0版，更揭示兩國經貿關係持續升級。 在中國大陸的政經影響力、秘魯兼顧美國的小恩小惠、以及美國提供的似乎只有「對等關稅」的情況下，川普政府在秘魯能夠發揮的影響力是相當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