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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樹凱:萬里不懂農業 而是懂農民且勇於承擔責任

萬里(大陸原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委員長)所以在農村改革中建立功勳,並不是因為懂農業,而是因為懂農民,特別是,他懂得尊重農民,並且敢於為尊重農民承擔政治責任。大權在握的政治家,在重大問題上做出決定,懂不懂某個具體專業並不重要。 趙樹凱 1 直到晚年,萬里說到農村改革,仍然會說自己並不懂農業。1981年7月,萬里在一次會議上還說:「我於農業並無成見」。隨後解釋,他對農業不了解,對農村工作不熟悉,到安徽時並不知道怎樣解決農業問題,但他相信農民的智慧和創造。萬里說自己不懂農業,雖有自謙,卻也實在。 何謂懂農業?顯然,四十年前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名詞未變,內容迥異。大致而言,農業有兩層含義。一曰「農學」,諸如育種栽培、植物保護、土壤之類;二曰「農經」,即所謂「農業經濟」,指農村各項經濟活動,也包括林業、畜牧、漁業、副業等。改革之前,「農業經濟」與人民公社體制有內在聯繫,或者說,人民公社管理是農業經濟管理的基本內容。那時的農業工作,核心是要掌握這個體制以及政策。對於官員來說,通常說是否懂農業,並非特指是否掌握農業生產專門技術,而是指領導農業工作是否有專門經驗。顯然,用這樣的標準來衡量,萬里確實不懂農業。 在主政安徽之前,萬里並沒有領導農業工作經歷。戰爭年代,他曾多年在解放區做地方工作,但那不是現在意義上的農業工作。1949年春,萬里離開冀魯豫解放區,隨劉鄧大軍南下。南京解放後,萬里參與接管南京,擔任南京軍管會經濟部長和建設局長。從這時起,萬里開始接觸城市工作。是年末,萬里又隨同劉鄧大軍進入大西南,參與籌建西南軍政委員會。 到重慶不久,鄧小平找萬里談話,讓他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工業部長。本人在參加《萬里文選》編輯過程中,看到這段時間的一些資料,大都是萬里接管工廠的講話文件等。1953年初,萬里奉調進京,擔任國家建築工程部副部長、國家城市建設總局局長,後來城市建設總局改為城市建設部,萬里任部長。由此開始,萬里集中精力於城市建設管理,傾心於學習建築。1958年春,萬里調任北京市市委書記處書記、副市長。這次調動與他懂城市建設直接有關。進入五十年代中期,中央考慮在北京建設一個大型會議場所(即人民大會堂)。隨後,為慶祝建國十周年,中央決定在北京建設十大建築工程,包括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軍事博物館、農業展覽館、民族文化宮等。萬里從城市建設部長調任北京,就是要擔任十大建築總指揮。萬里負責這項浩大工程,成績卓著,被毛澤東稱讚為「日行萬里」。 在擔任北京市副市長近十年間,萬里沒有分管過農業和農村工作。他晚年曾回憶,這些年間去農村時間也不多,更很少對農業農村工作發表意見。大躍進時,他到農村去,看到公共食堂,曾經表示過擔憂和不解。但因為並不分管,他的意見並沒有什麼影響。文革中間,萬里隨鄧小平復出擔任鐵道部長。正如不懂農業一樣,萬里也沒有鐵路工作領導經驗,但他整頓鐵路業績斐然,受到普遍讚譽。但是,在鐵道部工作一年後又被打倒。粉碎四人幫之後,萬里調任輕工業部副部長,工作不久,就轉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 若問萬里最懂什麼專業,應該說最懂建築。李瑞環還是建築工人時,參與人民大會堂等工程建設,因為表現優異受到萬里賞識,後來長期在萬里領導下工作,稱得上是最了解萬里的人。1993年夏天,時任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召集《萬里文選》編輯組會議,他在談話中用了較長時間介紹萬里。李瑞環介紹,萬里長期領導城市建設,對建築下過很大功夫學習,對於中外建設歷史都有研究,早年曾經想寫一部中國建築史。李瑞環說:「在我黨的高級幹部中,萬里是最懂建築的」。 本人認為,萬里所以在農村改革中建立功勳,並不是因為懂農業,而是因為懂農民,特別是,他懂得尊重農民,並且敢於為尊重農民承擔政治責任。大權在握的政治家,在重大問題上做出決定,懂不懂某個具體專業並不重要。 2 很多黨政領導往往被稱為「萬金油」,意為不懂專業。實際上,在黨政領導幹部中,對於不同人所擅長的工作領域,有特定的評價標準,諸如有工業專家、農業專家的說法。從農村工作來說,與萬里年齡相當、資歷相近的高級幹部中,有一些領導人稱得上農村工作專家。 趙紫陽可以說是一位農村工作專家。戰爭年代,在冀魯豫解放區,趙紫陽和萬里都曾是地委書記。建國前夕,趙紫陽隨大軍南下到廣東。與萬里主要做城市工作不同,趙紫陽主要做農村工作。趙紫陽先是擔任華南分局農村工作部長,領導土改和合作化,後來擔任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期間,也長期管農業。文革後期,趙紫陽在出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之前,曾擔任內蒙古革委會副主任,也曾主管農業。 華國鋒也可以稱得上農村工作專家。南下到湖南後,華國鋒先是擔任縣委書記;農業合作化時期,華國鋒寫的調查報告曾經受到毛澤東的表揚。華國鋒曾任縣委書記、地委書記,多年在農村工作第一線,後來擔任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也是分管農業。文革中間,華國鋒到中央,連續幾年分管農業。毛澤東曾批評華國鋒「滿腦子農業生產」,而對階級鬥爭關注不夠。 比趙紫陽、華國鋒略年輕些的紀登奎也是農村工作專家。建國之初,紀登奎在許昌地委副書記任上第一次見到毛澤東,因為彙報工作受到毛澤東賞識,主要是彙報農村工作。在五六十年代,紀登奎擔任過三個地區的地委書記。在農業工作一些重要問題上,毛澤東多次聽取紀登奎彙報。毛澤東主持起草《人民公社管理條例》(即60條)時,曾經專門請紀登奎參加會議。在確立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框架過程中,這個「隊」是「生產隊」還是「」產大隊,開始上層內部有不同意見,後來確立為生產隊,就是毛澤東吸取了紀登奎在河南創造的基層經驗。 同樣是黨內農村工作專家,在改革早期的表現多有不同。趙紫陽在主政四川時,就積極推動農業政策調整,創造了早期改革的重要經驗;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時,對家庭承包表達了溫和而明確的反對;紀登奎在分管農業工作時,基本上堅持了人民公社六十條的立場,但是對於家庭承包表達了理解。可見,既往的工作經驗本身,並不絕對地影響本人的政策立場。 文革中的副總理陳永貴,曾一定程度上分管農業。陳永貴本身就是農民,長期擔任大寨村支部書記,也擔任縣、地、省的領導人,不能說他不懂農業。文革中,特別是文革後期,陳永貴提出了系列政策主張。從這些政策主張來看,顯然不能說他懂農民,更不能說懂得尊重農民。 陳永貴堅決反對在農業生產中搞按勞計酬,認為按勞計酬是即所謂「物資刺激,工分掛帥」,推行所謂「大寨工分」(又稱「大概工分」);反對農村自留地、家庭副業,主張關閉集市貿易,甚至連農民養雞養鴨也不准;主張「窮過渡」,即主張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提升到以大隊為核算單位。實質上,「窮過渡」就是讓農業生產搞更大規模的大呼隆,搞更大規模的大鍋飯。在陳永貴看來,大鍋飯越大,公有制水準越高,就越是社會主義,如果農民不贊成不積極,則是農民落後愚昧,甚至反動,就要「批判」、「鬥爭」、「專政」。應該說,如果一個領導人真正尊重農民,不會這樣對待農民。 3 萬里於1980年春天到中央,主管農業至1986年。在推進包產到戶過程中,曾經激烈批評農口部門思想僵化,不了解農民,不懂得尊重農民。 萬里尖銳批評國家農委、農業部、農業機械部等農口單位,也指名道姓地批評有的部長。萬里感嘆,農口以外的部門,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等單位,倒是思想比較解放,不那麼僵化。萬里在農口部門開展了強有力的思想整頓,要求農口領導幹部大規模下鄉,看看農民在做什麼、想什麼。他批評農業部門,「坐在大樓裡對農民指手畫腳」,「農民吃不上飯,不見你們說個啥話,農民搞了包產到戶,吃上了飯,你們憂心忡忡,指責農民破壞了社會主義」。道理上,農口部門最懂農業,最了解農民,但是,卻在改革中成為重大阻力。這是個很耐人尋味的問題。 在當時農口部級幹部中,時任農業部副部長李友九被認為是反對包產到戶的代表人物。李友九長期從事農業領導工作,堪稱是農村工作專家。五十年代初期,李友九進入中央農村工作部擔任中層部門負責人,後來,到廣西擔任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分管農業;文革前,到甘肅省委擔任書記處書記,分管農業;文革後期,到農林部擔任副部長,分管政策研究、人民公社管理等。從領導工作經驗來說,顯然誰也不能說李友九不懂農業。但是,從包產到戶剛剛出現,直到很多年後,李友九都堅持不同看法,態度並沒有改變。 萬里曾多次嚴厲批評李友九。1981年3月11日,萬里在國家農委黨組會議,說:「不知道他哪裡來的一股勁兒?實踐的東西,理論的東西,實踐和理論結合的東西,都說服不了他。」但是,萬里也表示了某種讚賞:「這個人有個好處,不隱瞞自己觀點,我喜歡這樣的人。不管是誰講的,即便是小平同志講的,他都提出不同意見。我說,你有意見可以寫報告。」從李友九回憶錄來看,他的這種堅持和執著,越到晚年越清晰明確。顯然,李友九反對包產到戶,是基於政見不同,是一種政治信仰的力量。 從當時的政策紛爭過程來看,還有一種反對態度,不關乎政見和信仰,而是出於對政治機會的把握。那時很多領導幹部,內心對包產到戶有認同,但是並不選擇支持,而是選擇了追隨政策主流,上級文件怎麼說就怎麼做,讓批判就批判,不讓搞就不搞。如果從特定政治標準看,這些官員只是聽命於上層的政治決定,不敢堅持自己的主張,不主動改革,缺乏創新勇氣,顯然不值得稱道。但是,如果換一種標準看,在現代國家體制中,負責政策制定的政務類官員(所謂政客)與負責政策執行的事務類官員(公務員)各有角色,事務類官員堅持政治中立,忠實於執行既定政策,而不是在政策主張上自搞一套,這也是無可指責的。 4 從根本上說,懂不懂農民,能不能尊重農民,其實並不決定於是否懂農業,不在於懂多少農業生產,不在於懂多少農村經濟管理,而在於政治理念,包括思想感情、意識形態等。 如果說,懂農民是指能夠理解農民,特別是知道農民的需求,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在瞭解農民需要的情況下,是否願意順應農民需要,尊重農民意願,這是根本性問題。進而,如果願意順應農民的需要,尊重農民意願,則接下來的問題,是否敢於為農民而堅持,敢於為尊重農民承擔政治風險。或者說,是否能夠理解農民,是否願意尊重順應農民,是否敢於為農民而擔當政治風險,這是三個問題。 對於政治領導人來說,應該既能理解農民,也願意順應農民,還敢於支持農民,即做到「三位一體」,才能成為改革家。萬里等改革家的偉大,不在於懂農業,而在於懂農民,懂得尊重農民智慧和創造性,敢於支持農民的權利要求,而不是把農民視為「群氓」、「阿斗」,認為農民「落後」、「愚昧」,而只有領導人最聰明,農民應該按照領導構想的方式去生活,農民的生活應該被領導們設計、規劃。 人民公社體制的根本問題,是這種體制不承認農民的智慧和創造性,不容忍農民的偉大。因為,這個體制把所有農民視為公社這個體制機器中的零件,不容許其自主權,抑制其創造性。萬里曾經指責這種公社體制是「集中營」,是「剝奪農民的最有力工具」。1981年7月,在一次會議中討論到憲法修改中的人民公社問題,萬里指出,「要廢除人民公社」,「巴黎公社長不了,我們的公社也長不了」。因為人民公社不承認農民的聰明才智和創造性,不尊重農民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所以,從根本上,農民最終也不能容忍這樣的體制。 關於農村改革成功的根本經驗,黨中央文件已經有精闢總結,就是尊重廣大農民的首創精神和選擇權利。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承認和容忍農民的偉大,不應當僅僅是一種理念,或者說不應該僅僅表述為理論總結和政治宣傳,更重要的是,要體現為制度化保障。如何從制度上容忍、保障農民的創造精神和選擇權利。這是又一個重要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 (本文作者趙樹凱,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國務院頒發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曾任美國杜克大學亞太研究所訪問學者、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訪問學者,兼任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會秘書長。曾獲中國發展研究獎一等獎。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村發展、地方治理和基層民主等。) (本文來源於《當代農政》,作者趙樹凱,原文刊於《中國發展觀察》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