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傳媒王鳳奎專欄】台灣的博士何其多，有博士文憑的我，當然沒有任何驕傲的理由，但我的父母絕對有。
我常告訴孩子：「爸爸的這個博士是靠阿公掃馬路、阿嬤當傭人得來的。」父母親犧牲自己，奉獻一輩子，為的只是成就孩子的未來，只要提到自己兒子是台灣從美國延攬回來的大學教授，父母眼睛就閃閃發光，驕傲之情不言而喻。
父親自幼成長在中國近代最苦難的時期，因為看到太多沒受過教育的百姓在戰亂中命賤如螻蟻，雖然只有高中學歷，深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特別是1949年後台灣物資貧乏的時代，教育似乎是窮人家翻身的唯一機會，而對大部分孤苦伶仃、一無所有的來台外省士兵，結婚生子後更是如此，幾乎我所認識的父親同袍都以孩子的教育為重。父母結婚後，兩人以異於常人的勞力努力打拼賺錢，非常勤儉樸實，所賺的辛苦錢什麼都要省，唯一捨得花的就是小孩教育。
我們四個小孩都是在台北市最窮困的貧民窟長大，社區的生活環境對孩子的教育非常不利。這個社區有70戶人家左右，絕大部分的家長都是社會最底層的勞工，經濟條件也相對落後許多，為了討生活、拚生存，無法顧及小孩教育。加上許多父母本身就沒有受過良好教育，自然對孩子的教育既無心又無力，所以大都只能「放牛吃草」。
父親是少數的例外，對我們四個小孩的學業成績非常注重，而我從小的個性就是「不安分守己」，只要父親不在家，就會偷溜出去跟鄰居的孩子「做壞事」，完全不喜歡讀書，也根本不是讀書的料。回想起來，小時候要不是父親盯得緊、管得嚴、打得兇，我絕對是街頭流氓學校的高材生。
為了讓孩子能更專注於讀書，在我考上成功高中的那一年，父親借鏡「孟母三遷」的道理，以賣命工作所賺的積蓄，在台北市最精華的住宅區買下一棟公寓房，四個孩子從此也獲得人生向上翻轉的機會。我們家從「喧嘩吵鬧」的違章建築區搬到「寧靜安和」精華住宅區後，除了社區環境大為改善外，我的生活變得非常有規矩，也沒有像以前與社區玩伴廝混在一起「做壞事」的機會，每天白日在學校「上課、睡覺、練國術」，放學後就到圖書館「讀書、睡覺、看女生」，即使週末沒有幫父親做工，也會上午去台北新公園練國術，下午去圖書館看女生。
規律生活對高中生而言，一切看起來都很美好，父親也很放心，認為我的大學聯考應該不會有問題。然而高三下學期因為讀書壓力變大，圖書館附近有一家電動玩具店，我竟迷上當時最流行的「小蜜蜂」，為了不斷破分數紀錄，我甚至用母親給我的晚餐錢去打「小蜜蜂」，就這樣不知不覺地耽誤了準備聯考最後的衝刺。聯考結束後對答案，心裡覺得不妙，原先預期的國立大學會有問題。父親問我考得如何，有沒有考上國立大學，我都難以啟口說實話。
那份焦慮不安的心情，一直煎熬到放榜那天早上，我迫不及待地從家裡跑到台灣大學大門口的大學聯考放榜牆，忐忑地在榜單上搜尋我的名字。那個年代的聯考是先填志願再考試，也等於「一試定終身」，一次考試結果就決定了考生上哪一所大學的哪一個科系，不像現在先考試再決定志願，考生可以根據自己考試的結果來填選自己想上哪一所大學的哪一個科系。所以當時我在榜單找尋的方式是依著所填志願的順序，一一的往下找，結果在所填的國立大學志願沒找到我的名字時，失望之情，至今猶記。
最後在私立東海大學資訊科學系找到我的名字，雖然我的聯考成績可以上國立大學，包含台灣大學的後段科系，但是因為考前填志願沒有以國立大學為優先，而是以熱門科系為優先，如果我沒記錯，1981年全台灣只有四所資訊相關科系，加上資訊產業是當時政府大力推動的當紅炸子雞，所以很多考生將資訊相關科系填為優先志願，而我因此成為東海大學資訊科學系的第一屆學生，進了東海發現班上許多同學的聯考成績比我還高，是從小比我聰明、比我會讀書的「學霸型」學生。
因為沒有考上國立大學，私立大學的學費當然對父親形成額外負擔。在父親囑意下，我參加了當年的軍事院校聯招，並以第一志願考上中正理工學院的「動力機械系」（如果記得沒錯）。當時台灣政府決定自己造飛彈，特地成立這個系，父親聽說政府會送這個系的畢業生到國外讀書，所以希望我去讀，反而是我拒絕了，考慮自己凡事不願受約束的性情，決定就讀比較自由自在的東海大學，父親雖然沒有堅持我讀中正理工學院，但我知道他不滿意我讀私立大學。兩年後大妹也考上東海大學，父親非常堅持要大妹重考去讀師範學院，大妹不從，認為我可以讀東海大學，為什麼她不可以讀，因此與父親發生嚴重衝突。
父親很早就自願退伍，退伍時孑然一身，沒有任何退伍福利，真是來也空空，去也空空！結婚生子後，所有人生努力的目標就放在小孩身上，他與母親做牛做馬為的是小孩的教育。雖然四個孩子沒如父親期望考上國立大學，但也沒有讓父親失望，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而且在那個最窮困的違章建築區，我們家是唯一所有小孩都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家庭，我服完預官役後又拿了「父母獎學金」到美國留學，在印第安那大學取得兩個碩士及一個博士，之後留在美國公立大學教書。對任何注重孩子教育的父母而言，這應該是最值得引以為傲的成就。我一直認為孩子的成就是一種相對的比較，我認識太多比我有成就的朋友，而我的父母親從事社會最卑微工作、獲取社會最辛苦的收入，卻能教養出一個留美博士的大學教授，我的父母以我身為他們的兒子為傲，而我更是以我父母親的成就為榮。
（待續）
作者為東海大學EMBA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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